种人。贾母毕竟有某种“善性”，如对农妇刘姥姥的周济，如为丫头鸳鸯平冤。贾政虽然迂腐，但力求做个清官。贾宝玉接触了那么多丫头，但毕竟侧重施之以同情、爱怜。探春听说有人要搜丫头的身，侮辱她们的人格，毕竟敢于仗义执言，予以反对。
这些人的种种长处，归根结底源于文化教养。贾府中的“下人”也很多，如老妈子、走卒、仆役之类，你看看他们的品德，那实在是糟透了。
两者之间，不比别的，单是以文明教养而论，确实是有差异的。离开了文明教养这一条，任何道德优势都是不存在的。说愚人、野人同时兼任着“善人”，实在是无知妄说。
几千年来，鉴于有产者（即统治者、压迫者）做的恶事、干的恶行太多，对此进行控诉、揭露的人也太多，于是反弹出的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即穷人）的崇尚和赞美也就多些，乃至淹没了、忽视了后者本身的劣质。
实话说来，一切人的美德（包括富人和穷人的美德）都不是天生的，都不源于“人之天性”，而是借用社会外力予以教化、感化、训化的结果。任何一味赞美人的“天性善”、“天性美”的人都是主观的臆想或客观的无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作为有知有识的文化人士，用去了几千年的语言和文字去揭示和描绘“为富不仁者”的罪恶是对的，但偏袒或忽略了穷人恶性恶习的存在，也是一种盲目和无知。富人的虚伪教化可以导致欺世欺人；穷人的拒绝教化也注定导致害世残人。道理很简单：仅仅因为其蒙昧、野蛮，就会干出种种违理违德的事。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前提是首先必须是“仁者”，即文明化、文化化的人。若是愚者、蛮者，对世界所能献出的最大之爱也只限于爱自己，或爱自己的族属、团伙、集团。当年我们所标榜的“阶级感情”，至多只上升到某种“阶层利益本位”。既然依附于某种本位，就在忠于某种本位的同时，去做种种排斥、诛杀另外一种本位或与自己本位内部的利益分配有分歧者。“文革”中的穷人后裔，除了运用极为凶残野蛮的手段去整治被定为“资产阶级”的人之外，“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之间的相互打砸抢，又何尝手软！
是该算一算“穷人罪恶”这笔帐的时候了！有人会问：你这样去算帐出于什么目的？
我的回答是：仅仅为了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要说爱国，这是最大的爱国行为之一。正像当年鲁迅并没有用颂歌方式写出《阿Q正传》，而是透视了中国人的某种恶德，本意也是很热切、很动情的爱国。倒是某些以“红色作家”自居的人，大唱大写出“俺广大革命群众”如何如何了不起，就真实的心思来说，很可能是浅薄轻佻的。
真正有见识、有思想，且又果真爱世界、爱人类的人，这种爱的标志之一就是懂得忏悔。
当年卢梭写了《忏悔录》，托尔斯泰在名著《复活》中倾注了浓重的忏悔意识。中国的大作家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写出的“梦”，都近于忏悔录。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以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我时时解剖自己”，都与忏悔同义。
倒是愚人、蛮人、蠢人，绝无忏悔意识。因为忏悔意识源于耻感意识。做了错事、坏事、蠢事，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去察觉自己的不该，这才会有羞耻感，有忏悔意识。阿Q从没有羞耻感，因之他是阿Q。我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当年中国人干了十年野蛮事、荒唐事、凶残事，十年过去之后，整人的人往“四人帮”身上一推，只说是“四人帮利用了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总之我本人无过。
假如大家都做出必要的忏悔，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必然会有大幅度提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也许是我们人穷、心穷、才穷的原因。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扩大一点说：“穷人神圣”、“穷人万岁”不是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秩序。
我们有没有勇气将“穷人”看成贬义词，看成社会的反面角色，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我们能否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把钥匙。对这样的钥匙，不敢碰，不敢用，我们要走的路仍会很迂回，很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