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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荷指挥官养尊处优，对于已有数年实战经验的日本侵略者怀有恐惧心理，怯敌畏难，使部队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加上军队本身大多由外国人组成，在异乡作战，没有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热忱，士气不振。结果日本侵略军所向披靡，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占了3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5亿。创造了日本在东方侵略的“奇迹”。
面对着日本法西斯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东条英机如醉若狂，紧步希特勒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后尘，大声疾呼要迅速建立东亚“新秩序”。
第三部分 横扫东南亚第35节 如此“新秩序”（1）
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拿枪炮，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南亚的两件法宝。南进之前，东条政府就利用东南亚各国人民力求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大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扬言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一旦日军进入这些国家，它们将永远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立即获得完全独立，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然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之后，他们马上收起了伪装的笑脸，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实行极其野蛮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满以为大东亚殖民帝国的美梦即将实现。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叫嚷：“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更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英美两国屈服为止。”并提出“战争即建设，建设即战争”的法西斯口号，以加强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尽速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
东条所要建设的“新秩序”，就是对占领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屠杀，使其服服贴贴地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服务。为此，首先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取消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日本军警、宪兵和密探遍布各国，严密监视和追捕爱国志士，首先是各国共产党人。稍有反抗嫌疑的人即遭惨杀。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宪兵屠杀了15万人以上的和平居民，其中大半为华人。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掠夺别国的资源。因此，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就成为东条“东亚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在1942年2月21日军政首脑联席会上，东条政府作出了所谓以“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资源圈”和以“澳洲、印度等地为补给圈”的决定，并制定了资源掠夺计划。计划今后15年，在南亚各国掠夺钢铁3000万吨、铁矿石6000万吨、焦炭12亿吨、煤2亿吨、石油2000万吨、铝60万吨、铝矾土260万吨。就在这一罪恶计划的驱使下，日本占领军把缅甸的机器设备大量运往日本；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的石油，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550万吨。
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的代表，紧跟侵略军进入东南亚各国，通过银行和各种商行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在占领区滥发所谓“南方开发金库券”，肆意掠夺和搜刮各国人民的财富。此外，日本殖民者为了满足军需，强制改变各国的农业经济结构，例如在菲律宾大力削减甘蔗和烟叶的生产，扩大棉花和大麻的种植面积。结果使烟农破产，制糖厂和制烟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同时还削减水稻种植面积，使大米减产，而日本占领军又恣意掠夺，结果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掠夺人力资源，日本占领军还在各国建立了大量的“劳动营”，强迫和抓捕各国劳动人民为日本侵略者修建军事战略工程。最突出的事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劳动者被驱使去修建一条“死亡铁路”。这条铁路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全长415公里，从1942年11月动工，到1943年10月建成。在这期间，在日本侵略军刺刀的威逼下，许多劳苦大众于热带丛林中从事繁重的非人的劳动。据英国琼斯的《1942至1946年的远东》一书披露，各国战俘死去的大概有12万人以上，劳工死去的有25万人以上。
日本占领军在建设“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的招牌下，疯狂抓捕壮丁，强迫东南亚各国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炮灰。仅在印度尼西亚一地就被抓去30万人，开始作为“兵补”，后来以“志愿军”的名义送到新几内亚和缅甸去作战，其中90％的人都死在热带丛林中，只有少数人回到了爪哇。
到了1943年，日本法西斯开始改变统治手法。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折，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美、英在北非登陆成功。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受挫后，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空前高涨，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严重威胁着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在这种形势下，东条统治集团认为，需要纠集“大东亚”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为此目的，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8月和10月，相继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以笼络人心。但这种“独立”完全是假的，日本占领军当局实际上仍主宰一切。东条政府的意图只不过是把亚洲各国人民更紧地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上，驱使亚洲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付出更大的牺牲。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的推行，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哪里镇压愈惨，哪里反抗也就愈烈。首先揭起斗争义旗的是最早被奴役的印度支那人民。
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以后，妄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的日本法西斯便准备南进，首先是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夺取南进的基地。9月22日，日本法西斯分兵水陆两路，从海防附近的涂山和北部的谅山侵入印度支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兵力虽然远较日军雄厚，但在失败主义情绪影响下，兵无斗志，日军一到，法军就望风而逃。法国殖民政府很快就打着白旗向日军投降。这样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
1940年9月，当日军进入谅山时，法国殖民政府的地方官吏和武装力量都仓皇逃命。越南北方的北山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趁日寇初进谅山立足未稳之际，缴获了法军的武器，举行了起义。
北山起义揭开了越南人民武装斗争史上新的一页。1940年9月27日，起义队伍约600人攻打敌人的据点，消灭那些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法国殖民当局的代表，宣布政权归于人民，把没收来的越奸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财产分配给人民，号召男女青年参加起义队伍。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
1941年7月29日，日本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正式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协定》。与此同时，日军就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在这种新的形式下，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于1941年10月25日发表了宣言、纲领和章程，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散发。越盟的纲领指出，它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革命政府。
在越盟的宣言和纲领的鼓舞下，越南驱法抗日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位于中越边境的高平省是越盟阵线的诞生地。到1942年，高平省的9个州中，有3个已完全被越盟控制。从1942年11月，越盟的组织已从高平扩大到谅山到北B428两省，从而成立了高（平）—北（B428）—谅（山）联省临时委员会。联省临时委员会控制的地区，普遍成立了自卫队。到1943年，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越南革命也同样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后来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泰国也是较早遭受日本法西斯践踏的地区。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进入泰国。21日，东条又把军事同盟强加于泰国政府，把泰国拴在“大东亚战争”的战车上，使泰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日本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桥头堡和后勤供应基地。泰国民族正陷于严重危机。从此，泰国各阶层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危机，便展开了驱逐日本强盗的广泛的反日斗争。
作为泰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泰国共产党，从它一诞生起，就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罢工、罢课，破坏日本工厂的军需生产。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强盗和披汶·颂堪卖国政府的斗争，把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建立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代表泰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披汶·颂堪政府，妄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推行其对外扩张的“大泰国主义”，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并于1942年1月25日向英、美宣战。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部分亲英、美政府官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激发了广泛的亲同盟国的抗日爱国主义运动，这就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于1942年1月底创立和领导的“自由泰”运动。它的工作主要是和英美建立联系，争取同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并准备发动反对日军的武装起义。
在国内，“自由泰”运动在摄政王比里·帕侬荣的领导下，秘密进行了两年多的地下活动，并得到了以乃甘乍·帕廊古为首的“救国团”的支持。这时“自由泰”运动一面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一面积极和英、美进行联系，要求它们予以配合和协助。而英国正力图保持它战前在泰国的影响，美国则希望趁机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印度尼西亚是东条英机在东南亚建立“新秩序”的重点。1942年3月12日，爪哇的荷兰总督正式投降，被荷兰统治了约300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从此就沦陷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东条政府对印尼政策的总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供侵略战争之需。日本侵略军在完成对印尼的军事占领后，立即按照东条的指令把印尼分割成3个部分，分别置于当地驻军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之下。爪哇、马都拉归日本陆军第十六军管辖，苏门答腊归陆军第二十五军管辖，荷属婆罗洲和东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归海军南方舰队管辖。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军政府成立不到两周，就于1942年3月20日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政党，甚至不准对现有行政机构进行议论以及悬挂印尼红、白旗，不准唱大印度尼西亚歌。
占领当局的目的在于使印尼日本化，各级学校中，口语代替荷语，成为必读课，废除公元纪年，改日本皇纪为纪年，每日清晨居民必须向东京“遥拜”，甚至连时钟也拨快一个半小时，采用东京标准时间。
在占领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还大力推行所谓“3A运动”，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一个战前曾任印尼殖民地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