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要走到被雨水清洗过的小无花果树下，他突然停住了，张开手，把我护在身后，好像有车刚刚疾驶过我们身边。但并没有车，黄色的街灯下，街道也安静，如在乡下。我父亲谨慎地左右观望。我觉得前面根本就没有人，不过我的长帽檐挡住了些视线。他站住，转头仔细听着，身体纹丝未动。
然后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我们继续朝前走，讨论我们到了云游旅馆该吃什么晚饭。
在那次旅行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德拉库拉的故事。我很快掌握了父亲害怕的规律：他每次只简单而急促地讲一点点故事，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性效果，而是为了保护什么——他的力量？他的理智？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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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到阿姆斯特丹家里，父亲特别沉默寡言，同时也总在忙碌。我不安地等待着有机会能再问问他关于罗西教授的事。但他似乎总是在躲避我，除非有时我就挨着他坐下，等待一个可以提问的间隙。这时，他会伸出手来，心不在焉但有略为伤感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每当此时，我实在不忍心再问起罗西教授的故事。
父亲再去南方时，带了我一同前往。他只要去那里开一个会，而且不是很正式的会，不值得特意跑那么一趟。但他说，他想带我去看看那里的风景。
在公共汽车里，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拉古萨的主干道都是大理石铺成的，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多少鞋底的打磨，再加上周围商店和宫殿灯光的反射，显得格外光亮。以至于它看起来犹如一条大运河的河面。
在城市靠海的一端，我们瘫坐在一张咖啡桌前，过去这是城中心。
“南方就是舒服啊，”父亲满意地说，拿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碟烤沙丁鱼。
“你以前什么时候来过这里？”我才开始相信父亲有过从前的生活，就是我出生以前他的生活。
“我来过好几次，四次或者五次吧。第一次是很多年前了，我那时还是学生。我导师建议我从意大利到拉古萨来，就是看看这里的奇观。当时我在学习———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个夏天在弗罗伦萨学意大利文。”
“你是说罗西教授了。”
“是的。”父亲敏锐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去看他的威士忌，“我应该多给你说一说他。”
“我想听，”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好吧，我明天给你多讲讲罗西，白天讲，那时我不会太累，我们还可以有点时间去看看城墙。”
他用酒杯示意了宾馆上面那些灰白而明亮的城墙，“白天讲故事更好，尤其讲那种故事。”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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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儿结巴地问他。
“我再说一遍，”罗西以强调的口吻说。“我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德拉库拉还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他慈爱地说。“我跟你说每一个在历史中折腾久了的人都可能会疯掉。”他叹气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是苏丹迈米德二世创建的。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地图，上面标有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人的墓地，我想那可能就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地图总共有三张，都是关于同一地区的，只是比例尺一张比一张小，标得也更详细。”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自己那本怪书。“第三张地图中央的文字是一种原始的斯拉夫方言。只有懂得多国语言的学者才可以看个道道来。我尽力过，但不能确定。”
这时，罗西摇了摇头，好像仍在遗憾自己知识有限。“一天下午，我在仔细研究第三张，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张地图上邪恶之墓的位置。你还记得弗拉德·特彼斯是被埋在罗马尼亚斯纳戈夫湖中一座岛上的修道院里吧。这幅地图和其他两幅一样，并没有显示有什么湖中小岛——尽管它的确显示有一条河穿过，到了中部，河床逐渐变宽。在地图中心，邪恶之墓的上方，不论它该在哪里，有一条线条粗略的龙，头上戴着王冠，那是一座城堡。那龙和我——我们——书上的一点儿不同，但我推测它肯定是随着德拉库拉传说到土耳其人那里的。在龙的下面，有人写了很细的字。起初我以为是阿拉伯文，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竟然都是希腊语，我完全不顾规矩地开始大声翻译——尽管图书馆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位无聊的管理员进出，很明显是要来看我有没有偷什么东西。这时，我完全是一个人。那些极小的文字在我眼皮下跳动，我大声念了出来：‘它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
“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说，“最好是换个时间，换个人来做这个研究。”
我从桌子旁往后退，以为自己给这些怪异的资料弄得发了疯，我以为我真的精神错乱了。但现在是大白天，再正常不过，穿黑羊毛衣西服的人也实实在在，包括他古龙香水掩盖下那股长期不洗澡的气味、汗味和其他什么味道。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或者改变了。
几秒钟后他从自己沉浸的景象中回过头来，似乎很满意他所看见的———或者我看见的——一切，又开始微笑起来，“为了您好，教授。”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地图卷在手里拿走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有个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进来，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手里拿着两本对开本，正把它们放到下面的书架上。
“对不起，”我对他说，声音几乎卡在喉咙里，“对不起，但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他抬起头，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那名官员？”
“官员？”管理员结巴着重复我的话。
“那个从什么部来的人，就是刚才上来的那个人。不是您让他上来的吗？”
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好奇地打量着我，“刚才有人来过？过去三个小时后没有人进来过。我自己就坐在入口处。说来遗憾，没有什么人来我们这里做研究。”
“那个人———”我说，然后又停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只会打手势的疯老外，“他拿走了我的地图，我的意思是档案馆的地图。”
“地图，教授先生？”
“我正在研究一幅地图。我今天上午在前台借出来的。”
“不是那幅地图吧？”他指着我的桌子问。
桌子中央是一幅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普通的巴尔干地图。五分钟前它肯定还不在那儿。管理员去放他的第二本书去了。
“没关系。”
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