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材料是闪亮的银，长过我的手。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天啊，”他轻声说道。
他解开艾罗赞先生的衬衫，我看到了发皱的皮肤，卷曲的土灰色胸毛，胸膛在不规律地起伏。
塞利姆一声不吭但迅速地在屋里搜索，给图尔古特拿来一块砖，显然是用来顶门的。图尔古特接过这件不起眼的东西，把尖利的银桩对准那人的左胸，开始了低声吟唱，我听到其中有些词汇好像是从哪里来的——书本、电影、谈话？——
“Allahu akbar ， Allahu akbar：真主伟大。”
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强迫海伦离开房间，我自己同样无法做到，但砖头砸下去时，我拉着她后退了一步。
图尔古特的大手稳稳地落下，塞利姆帮他扶正银桩。随着沉闷的爆裂声，桩子进入身体。鲜血绕着桩子缓缓涌出，浸染了苍白的皮肤。艾罗赞先生的面部一下子强烈地抽搐起来，嘴唇像狗一样咧开，露出发黄的牙齿。
海伦盯着，我不敢移开目光。我不能和她一起看的东西，我也不想让她去看。
图书管理员的身体在颤抖，银桩突然深陷至柄，图尔古特停下手，似乎在等待。他双唇发抖，满脸汗水。
过了一会儿，那身体松弛下来，表情也放松了，嘴唇平静地盖住了嘴巴，艾罗赞先生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叹息，穿着一双破袜子的双脚一阵抽搐，然后一动不动。
我稳稳地扶着海伦，感到她在我身边发抖。但她安静地站在那里。
图尔古特抬起他朋友软软的手，亲吻它，我看到泪水淌下他那红色的脸庞，滴到他的胡须里，他用一只手捂住脸。
塞利姆碰了碰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的额头，站起来，按住图尔古特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图尔古特缓了过来，他站起身，用手帕擤了擤鼻子，“他是个大好人，”他声音颤抖着对我们说，“一个慷慨、善良的人，现在他没有加入地狱的军队，而是安息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的宁静中。”他转身揩去泪水，“伙计们，我们得把遗体移出这里。在一家医院里有个医生，他——他会帮助我们。我去打电话，塞利姆留在这里，锁好门，医生会叫救护车来，他会签好必要的证明。”
图尔古特从口袋里拿出几瓣大蒜，轻轻放到死者的嘴里。
塞利姆取出银桩，拿到角落的水槽去清洗，再把它小心地放回到那个漂亮的盒子里。
图尔古特擦干净每一道血迹，用洗碗布包扎好死者的胸口，重新给他扣好衣服，又从床上扯下被单，他让我帮助他盖好尸体，盖上那张已经平静下来的脸。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请你们帮这个忙。你们已经看到吸血鬼的本事了，我们知道它们在这里。你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护自己。而且，你们必须去保加利亚——越快越好——安排得过来的话，这几天就走。计划好了以后打电话到我家。”他紧紧盯着我，“如果在你们走之前我们见不上面，我祝你们好运，平平安安。我会时时想着你们的。你们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如果你们回来的话，请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希望他的意思是按照你们的行程安排，而不是如果你们活着离开保加利亚的话。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握手，塞利姆也和我们握手，他还非常害羞地吻了吻海伦的手。
“我们走了，”海伦简单说道。她挽起我的胳臂，我们走出这间伤心屋，走下楼梯，来到大街上。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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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我对保加利亚的第一印象是由高空俯视的群山。偶尔我们看到群山的裂隙中有闪光的脉络，我想那肯定是河流。我费力地想辨认出弯曲的龙尾，那也许能为我们答疑解惑，但徒劳一场。
“你知道，我对保加利亚的历史一无所知，”我说，“在这方面我会迷路的。”
“海伦笑了，“我自己也不是专家，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斯拉夫人从北方移居到这里。我想是在七世纪，一个叫保加的土耳其部落来到这里。他们共同反抗拜占庭帝国——很聪明地——他们的第一个统治者是个保加人，叫阿斯帕鲁。九世纪，沙皇鲍里斯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如此，他在这里仍是个大英雄。拜占庭人从十一到十三世纪初统治这里。后来，保加利亚变得十分强大，直到土耳其人于一三九三年摧垮他们。”
“土耳其人是什么时候被赶走的？”我好奇地问。我们好像到处都能见到土耳其人。
“直到一八七八年，”海伦承认说，“俄国帮助保加利亚赶走了他们。”
“后来在两次大战中，保加利亚都站在轴心国那一边。”
“是的，战后不久，苏联军队带来了一场大革命。没有苏联军队，我们会怎么样呢？”
海伦给了我一个最灿烂、最苦涩的笑容，我捏了捏她的手。
“小声点儿，”我说，“要是你不小心，我只好替我们两人小心了。”
就在我们在机场办理手续时，一位官员把我们带到了机场里面的一间酒吧里，我只想着那封介绍信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时，一个穿黑衣戴黑帽、表情严峻的男人出现了，我们得救了。他看上去只比我略大一点，如果有一丝愉快的表情掠过他的脸，那他就算英俊了。
官员敬重地向他打招呼，向我们介绍说他被指定为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向导。他解释，这是我们享受的特权，因为克拉西米尔·拉诺夫在保加利亚政府备受尊敬，提起他就会让人想到索菲亚大学，他对这个古老而光荣的国家的种种名胜古迹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
我握了握那人像鱼一样冰冷的手，但愿我们没有向导，自己参观保加利亚。
对这一切，海伦似乎没有我那么惊讶。拉诺夫先生仍一言不发。
那位官员过于大声地报告说，海伦是匈牙利人，目前在美国做研究。不过，在这之前，他似乎就很不喜欢她，“教授，女士，”他说——他的第一句话——然后转过身去。
海关官员大笑和我们握手，似乎我们已是故交。
在机场外，拉诺夫唤来一辆出租车。他告诉我们，已经在最负盛名的一家宾馆里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相信，你们会感到舒适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餐馆。明天早餐时间，你们肯定希望在索菲亚大学会见同行和有关的部门。随后我们将安排你们参观一下保加利亚的古迹。”
我瞪着他，越发害怕起来。他的英语太好了，准确而单调。
他的面相也有点儿眼熟。我们肯定素未谋面，但他使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个人。在索菲亚的第一天，这种感觉就挥之不去。
我问他能否让我们与一个叫安东·斯托伊切夫的人取得联系，却看到他退缩了一下，我对他的不祥感觉加深了。
“你们为什么想见他？当然，如果你们想见他，我可以安排。他很有名望，也许你们是因为这个想见他？”
“他们要拉诺夫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在宾馆外有了一点儿独处的时间，海伦这么说，“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很好？”
我们惊恐地面面相觑。
“但愿我知道，”我说。
“我们在这里得万分小心，”海伦表情严肃，声音低沉，我不敢公开亲吻她，“我们说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学术问题，别的一概不谈。”
“同意。”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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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一次次想起第一次看到安东·斯托伊切夫的房子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们寻找罗西的转折点。
很久以后，我出声地朗读那些资料，就会想起斯托伊切夫——他的花园里那些开满白花的歪斜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整个地方弥漫着安静的氛围、献身的感觉和刻意的隐退。
海伦首先按住老式门闩中的一个把手。拉诺夫拖拖拉拉走在后面，似乎讨厌有人在这里看见他，就算是我们也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双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我想，斯托伊切夫也许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们的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
当然，回来时能握着海伦的手将会是一大安慰。这场恐怖一旦过去，我打算求她嫁给我。海伦打开大门时，我透过一片悲哀的亮色注视一切。
一阵歌声从屋里传来，是甜美有力的女声。那充满活力的曲调，连闷闷不乐、站在我身边抽烟的拉诺夫也有了兴趣，“Izvinete！”他叫道，“Dobar den！”歌声顿时打住，斯托伊切夫家的前门打开了，一位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紧盯着我们。
我刚想迎上去，但拉诺夫抢在头里，他脱下帽子，点头，鞠躬。
年轻女子好奇地打量着拉诺夫。在我看来，这好奇中夹杂着警惕。再看一眼，她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年轻，但浑身充满活力，像个可爱的孩子。
在她飞快的打量下，我看到拉诺夫打开钱夹，拿出一张名片来。他微笑着转过身，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是埃莲娜·莉丝托娃，”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斯托伊切夫教授的甥女。”
“生女？”我说，一时想到这是个巧妙的谐音。
“他妹妹的女儿，”拉诺夫说。他又点了一支烟，递给埃莲娜·莉丝托娃，她坚决地点头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自美国，她睁大双眼，非常仔细地端详着我们，然后笑了——她转过身，领我们进屋。
房子里面又让我吃了一惊。真像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让我目不转睛和引来海伦低声赞叹的是民间织料和原始绘画的奇妙混合——主要是圣像。有目光炯炯的圣母玛利亚，有表情悲哀的薄嘴唇的圣人，有独立小舟的使徒，有坚强地忍受折磨的殉道者。连一件绣花马甲和两条头巾都以细小硬币饰边。
海伦指着那件马甲，马甲两边一路缝有平行的口袋，“装子弹用的，”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拉诺夫也在东张西望，他哼了一声，“我认为，我们允许斯托伊切夫教授拥有太多的国家财产。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把这些卖掉。”
要么是埃莲娜不懂英语，要么是她懒得理他。她转过身，领我们出了房间，走上一截窄梯。
楼梯顶上那扇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者出了门，他个子小但身板直。
埃莲娜冲上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臂，用保加利亚语急急地跟他说着，不时夹杂着兴奋的笑声。
我走上前，伸出手。他庄重地握了握，又转向海伦，也握了她的手。他对人的尊重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出于自尊的尊重。这时，拉诺夫走上前来，也和他握了手。我越来越讨厌这位向导，巴不得他走开，这样我们可以和斯托伊切夫教授单独说话。
在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原始地图。让我吃惊的是，它绘在皮革上。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斯托伊切夫笑了，“您喜欢那个吗？”他问，“这是一一五零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准确、平和。
“那时候它还占领着保加利亚，”海伦若有所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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