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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张普景不仅对窦玉泉的暧昧不满，还很恼火江古碑，枪毙梁大牙是他提出来的，见杨庭辉态度强硬，他却龟缩了，这哪里是革命者的姿态啊？没有办法，张普景只好硬着头皮再一次赤膊上阵：“可是，司令员同志，我们是否应该注意一个倾向，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而忽视了政治原则。梁大牙刁横野蛮，趣味低级，如果让这样的人继续担任指挥员，并且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县的抗日武装的最高领导人，会不会有损我们八路军的名声？”
杨庭辉没有马上回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才说：“老张的担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事在人为啊。如果梁大牙现在就是一个既具有顽强战斗作风，又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那么我们还要开这个会干什么呢？那就不用再研究这研究那了，干脆把梁大牙调到支队政治部给你当副主任算了。”说完后面一句话，杨庭辉笑了，笑得很轻松。坐在杨庭辉右边的王兰田也微微地笑了笑。
张普景却笑不出来，他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杨庭辉话里的讽刺意味，脸色悄悄地阴沉下来，瞟了窦玉泉一眼，窦玉泉仍然面无表情。其他人也都缄默不语。东方闻音只是从几位首长的言语中感觉到似乎有些话不投机，她有些困惑，眼下她还没有进入到凹凸山决策层的思想环境之中。
杨庭辉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接着前面的话题，仍然侃侃而谈：“为了达到团结梁大牙，改造梁大牙，正确使用梁大牙，充分发挥他抗日积极性和勇敢作战精神的目的，我提出三条提议。第一，正常宣布梁大牙同志担任陈埠县县大队大队长职务的命令。第二，向军区报告，调动宋上大、马西平、东方闻音三同志到陈埠县工作，陈埠县县大队政治委员由该县县委书记李文彬同志兼任，宋上大同志担任副大队长，马西平同志担任参谋长，东方闻音同志担任县大队副政治委员。由以上三同志组成县大队特别支部，宋上大同志担任书记，马西平同志为副书记。”
对于杨庭辉的第二条提议，东方闻音暗暗吃惊。副政治委员是个什么角色啊，那是要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的，自己怎么能胜任啊？她很想站起来推辞，但一看见杨庭辉也正在用严肃而不容置疑的眼神注视着她，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是的，司令员一直都在强调，要她多接触斗争实践，要敢于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次的任命，想必也是司令员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是责无旁贷的。这样一想，东方闻音也就心安理得了。再掰着指头算一算，除了自己，派给梁大牙的三个人中，有两个原先都是做保卫工作的，宋上大还当过锄奸科长。虽然司令员丝毫没有流露出要对梁大牙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意思，但是仅仅从这项人事安排上，还是能体会到一种藏得很深的韬略。
杨庭辉的意见还没有谈完，“第三，根据战斗需要，建议梁大牙中队的朱一刀、陶三河、曲歪嘴三同志分别升任陈埠县县大队三个基干中队的中队长。支队另外抽调一批骨干，分任基干中队的副队长和各区中队队长。”
张普景终于忍无可忍了，拍案而起：“我反对，我坚决反对。”
杨庭辉说：“老张你坐下，冷静点。我刚才说的只是提议。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举手表决嘛。”
张普景坐下去，仍然心潮难平。他迅速分析了一下形势：除了东方闻音没有表决权以外，在场的特委委员和支队党委委员有五位。在梁大牙的问题上，江古碑理所当然是他的同盟，根据过去的交谈，窦玉泉对梁大牙也是反感至深，绝不可能支持梁大牙，就连王兰田，如果他出于革命的责任感，恐怕也不会赞成杨庭辉的武断安排。真要表决，自己的意见应该是占上风的。 可是，表决的结果却让张普景瞠目结舌，甚至可以说心寒齿冷。当杨庭辉宣布：“同意杨庭辉同志以上三条提议的同志请举手”之后，杨庭辉自己先举了手，然后是王兰田和窦玉泉。
江古碑左顾右盼，似乎有点犹豫，尽管他对把东方闻音派到陈埠县去跟那个魔鬼“并肩战斗”一千个反对一万个不放心，但是他往四周一看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最终还是举起了手。 坚持到最后没有举手的，只剩下了张普景一个人，形成了一对四的局面。那一瞬间，张普景几乎咬断了钢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啊？
第五章（一）
徐贵祥
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少将旅长刘汉英久久地伫立于舒霍埠西南茶山的坡上，目光掠越茶林的梢尖，落在山坳里乌龙集南边的栗竹坝上。
栗竹坝是第七十九大队开辟的一块训练场地。眼下，栗竹坝东头的那片打谷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惨烈的搏斗——七十九大队的官兵正在操练拼刺。
刘汉英已经在这里观看很长时间了。他的身后跟着参谋长左文录和几个参谋人员。他们这一次观看部队训练，既不是巡视，也不是检阅，而是悄悄地来，悄悄地看，很有一些神秘色彩。
刘汉英此时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尽管这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春天的上午。七十九大队的枪刺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如同一片银色的森林，灼痛了他的眼睛。他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上峰要把原第七十九军残部七十九大队扩编为新编第七十九团。这份电报不仅使刘汉英无比震惊，也使他大惑不解。他仿佛看见了那个身居军委会高位的陈上将拍案而起，正在声色俱厉地呵斥他的顶头上司蒋文肇——“交出东条山事变的责任者！枪毙凶手！”
而他刘汉英恰巧是制造东条山事变的直接责任者之一。更何况东条山事变留下的祸根还埋在他的身边呢。对于刘汉英来说，那段历史将永远是清晰的。如今站在舒霍埠的茶山上，那种浓烈的血腥味仍然一阵一阵地呛着他的鼻窦…… 所谓的东条山事变，就发生在两年前的全面抗战爆发初期。
是年五月，日军以四千人众并调集伪满洲国四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东条山，驻守东条山的中国各路诸侯的军队有二十余万，由于作战准备不充分，加之互相推诿依赖，致使损失惨重，兵败如山倒，十多万军队奉命撤退至淠河以东。当时刘汉英是蒋文肇新六军方阜阳师里的一名团长，自然也在溃退之列。于是乎，整个东条山一线的中国军队只有非嫡系的杂牌军第七十九军坚守阵地，与敌血战一场然后转入敌后，凭借险峰峻岭与敌周旋，开辟了以源济、沁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源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日军的两大据点——安丰和长水，并且拊通阳之敌侧背，因此日军势必要摧毁该地区的抗日力量，自这年九月初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严密“扫荡”。
在“扫荡”初期，日军对七十九军采取了政治诱降，宣扬“不打中央军，专打八路军”，又宣扬“不打后娘养的武培梅，专打蒋介石的宠儿蒋文肇”，“七十九军要粮没粮，要钱没钱，除了卖命，一无所有”。
应该承认，日军对于七十九军的处境确实是清楚的。
七十九军本来是一支地方军阀部队，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曾经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过硬仗，尤其卖命，使蒋部损失惨重。虽然在抗战爆发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但是蒋介石对于该军的猜忌始终有增无减，军饷长期短缺，武器多是内战中军阀所造，既土且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姑子关战役、郗口战役、东条山战役中，屡屡首当其冲，凭借低劣的武器装备同日军血战。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支军队常常在紧要关头遭到出卖，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没有保障，最需要援兵的时候没有援兵。两万多官兵经常饿着肚皮作战，大刀、石头乃至木棍都是武器，其惨烈之状，连刘汉英这样的蒋门嫡系都不禁为之动容。
侵华日军见诱降不成，恼羞成怒，于当年九月二十七日调集三万多兵力，分成十四路向七十九军驻地实施梳篦式“扫荡”，军长武培梅中将率军部和一师三个团仅三千余人浴血突围，一场鏖战下来，只剩下一千七八百人。而此时为了保障蒋文肇部队的转移，长官部不仅没有对九死一生的七十九军残部采取保护措施，反而命令他们重返火线。
血战三天水米未沾的七十九军官兵此时彻底心寒齿冷了，武培梅决意抗命撤退，当场将蒋文肇部一二一团团长转送的命令撕得粉碎，挥泪率部开拔。
岂料此时一二一团已经奉命堵住了七十九军的退路，竟然在山头架起机关枪督战。
武培梅雷霆震怒，喝一声：“挡我者亡！”然后亲自抱起一挺机关枪，身先士卒冲了上去。置于死地而后生，哀兵之战势不可当，前来堵截的一二一团遭到武培梅残部的毁灭性打击，迅速崩溃。可是武培梅哪里知道，当他率领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冲过一二一团的堵截线之后，还没有等他吐出一口长气，蒋文肇指挥的七个整团将近一万人，声称奉命围剿叛军，已经将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不用怎么费劲，最高长官就轻巧地报了中原大战的一箭之仇。
在当时参加围攻武培梅部的七个团当中，就有刘汉英的二四六团。
这无疑是一桩奇天大冤。但是不久之后出现在重庆、广州等地的报纸上的，却是一则措辞微妙的消息——
【中新社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讯】 日前，侵华日军二十万余众向我东条山地区大举进攻，国军第某某军、第某某军和第七十九军并肩作战，御敌于东条山沁河以东，国军蒋文肇、武培梅两将军身负重伤。国之不幸，武将军培梅公壮烈殉国，英年四十七岁…… 当尚且散发油墨味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撒向城市和战场的时候，委实有人当真认为它能覆盖历史真实的一页。可是刘汉英不相信事情会那么简单，他的上司们也不相信会那么简单。
东条山事变过去不到半个月，刘汉英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七十九军残部一百六十二人由武培梅部团长石云彪、副团长莫干山率领，在东条山西南三十里铺地区整休待命，着刘汉英派出小分队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