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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啊，”我说。电话挂断了。在截止时间我想我听到了宇宙的二十一厘米碱性氢发出的嘶嘶声。然后拨号声嘀嘀响，我挂上话机。
阿曼达似乎郁郁不乐。她两次翻阅一份材料，我猜那是我到实验室去检查的结果。
“好啦，”我坐在胡桃木办公桌病人的一边说道，“告诉我吧。”
“里奇曼先生吗？是尼古拉斯·里奇曼吗？”
“我就是。”
“我是库尼克太太，在越西航空公司工作的。我在丹佛给你打电话。”
“什么事？”
“我们从事故记录上得到你的电话号码。一张票子卖给莉萨·里奇曼——”
“是我的妻子。这个周末我等她一些时候了。是她请你预先打电话通知我的吗？”
“里奇曼先生，不是的。我们的客运名单表明你的妻子今晚搭乘我们的９０３航班，从丹佛到波特兰。”
“真的？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啦？她病了吗？”
“恐怕是出事故了。”
我一时吓得说不出话来，“严重吗？”我愣住了。
“我们的班机在科罗拉多格伦伍德泉西北大约十英里处坠毁。现场的地勤人员说没有一个幸免于难。很遗憾，里奇曼先生。”
“没有一个幸免于难？”我说，“我是说——”
“我非常遗憾，”库尼克太太说，“如果情况有变化，我立即跟你联系。”
我不由自主地说，“谢谢你。”
我觉得库尼克太太似乎还要说什么；但是停了一会儿，她只是说，“晚安。”
在科罗拉多一处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我死了。
“活组织检查结果是恶性的，”阿曼达说。
“嗯，”我说，“糟透了。”她点点头，“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破碎的金属残片像牙齿一样乒乒乓乓射入山坡。
我的病例非同寻常，这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阿曼达告诉我，前列腺癌是男人为保持其他方面良好健康所受的惩罚。假如男人避免其他每一种对健康的危害，２０世纪的男人终将被他们自己的前列腺斩尽杀绝。以我的病例而论，这毛病提早大约二十年出现在我身上；我真倒霉。渐渐冷却的金属噼噼啪啪撒落，在雪地里吱吱作响，继而万籁俱寂。
假设癌症还没有转移，那么就有几种可能性；但是阿曼达认为在这一阶段，无论放射疗法还是化学疗法希望都不大。她建议施行手术彻底切除前列腺。
“假如不是你还有好多宝贵年华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这样做的，”她说，“通常对年纪较大的病人不提这种忠告。但是你总的身体素质不错；这种手术你受得了。”
山坡上一片死寂，“最终结果会怎样呢？”
“你已经知道‘彻底切除’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对输精管结扎倒是无所谓——我老早就应该动这个手术了。到了五十一岁，我对绝育可以安之若素，但是—— 。
“造成性机能障碍吗？”我说，“哦神哪。”我意识到我说话的声音开始发急了，“我不能那样干。”
“你完全可以，”阿曼达坚定地说，“我认识你多久啦？”她回答自己的问题，“好多年了。我对你太熟悉了，知道你至关重要的事并非全都搁死在你的那根阴茎上。”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
“听着，于掉它，死于癌症更加凄惨。”
“不，”我犟头倔脑说道，“也许。那样做就一劳永逸吗？”
不能一劳永逸。阿曼达指着登记表上我的膀胱的记录内容给我看。膀胱也得切除。
“从我体内接出管子吗？”我说，“假如我活着，我只好时时处处拎着一个排尿用的塑料袋度过我的余生了？”
她不动声色地说，“你咋咋呼呼太夸张了。”
“但是我说的对不对？”
稍停一会儿她说，“基本上，没错。”
这一切就是问题的实质；那个好消息，全都想当然地认为癌细胞在外科手术期间不会扩散也不会转移到其它器官，“不”，我说。这种他妈的糟糕又讨厌的屈辱遭遇是我完全无法消受的。“去他娘的，不。这是我的抉择；我不愿意那样活下去。死就死吧，反正一了百了。”
“尼古拉斯！别来你那一套自怜自悯的把戏。”
“难道你不认为我有几分值得自怜自悯吗？”
“通情达理一点。”
“你应该安慰我，”我说，“别跟我争辩。你已经学过那一大堆死亡和垂死的课程。你通情达理一点。”
她严肃地撇撇嘴，“我在给你提建议，”阿曼达说，“你可以他妈的随心所欲对待我的建议。”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发脾气了。
我们俩怒目对峙了将近一分钟，“算啦，”我说，“对不起。”
她还不甘罢休，“老是心烦意乱，甚至哀声叹气。动不动发火，怒气冲冲。我已经极其冷静地观察你十年了。”
我内心退却了，“我活下来了。这就够了。”
“决不。十一年以来你一直在假死状态下坐着没事干，等待别人凿开封冻把你从冰川里救出来。你一直让人们擦边弹了过去，偶尔从你身上反弹回来而毫无效果。①好啦，眼下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正在把你逼进绝境。你准备躺倒听天由命吗？莉萨活着的话是绝不会同意你这种态度的。”
【① 阿曼达使用台球术语，把尼古拉斯比作一个台球。】
“别把她牵扯进来吧，”我说。
“我不能不说。因为她的关系，你对我来说越发重要了。她是我最最知心的朋友，记得吗？”
“要好好待她，”莉萨曾经说过，“她比咱俩都明白事理。”莉萨已经了解情况；毕竟是阿曼达介绍我们认识的。
“我知道。”我感到晕头转向；拒绝，愤恨，麻木——环滑车咔嗒响着作最后一次俯冲。
“尼克，你有可能好端端地再活好多年。我要你抓住这个机会，假如需要利用莉萨作为一个动因，我愿意。”
“我不愿意活下去，假如这意味着四处爬行，就像一个尿液淅沥、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太空太监一样活着的话。”环滑车在边缘摇摇欲坠。
阿曼达望了我好长一阵子，然后急切地说，“有一个外面的机会，一种大胆的尝试，我是从那边一个朋友听说的，新墨西哥介子物理诊所正在四处寻找一个医疗对象。”
我搜索枯肠想了想，“粒子束疗法？”
“π介子。”
“那玩艺儿靠不住，挺危险的，”我说。
“你要争辩吗？”她嫣然一笑。
我也笑了，“不。”
“想试一试吗？”
我的笑容消失了，“不知道。我会考虑的。”
“这就足以叫人欢欣鼓舞了，”阿曼达说，“我将打几次电话联系一下，看看诊所对你感兴趣是否就像我预料中你对他们那样感兴趣。这几天都守在家里吗？我会通知你的。”
“我还没有说‘行，呢。咱就互相通知吧。”我没有告诉阿曼达，但是我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脑子里只想着死亡。
尽管说起来可能耸人听闻，但是我真的到闹市区的几家五金堤了他们陈列的手枪。两个小时以后，我厌倦了摆弄武器。那些钢制品似乎千篇一律又冷又不讨人喜欢。
那天后半个下午我回家的时候，在我的电话留言机上只有一条信息：
“尼克，我是杰基·丹顿。很抱歉我有一阵子没打电话了，但是你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思忖过你会想知道，克里斯这星期早些时候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一也许星期一下午。我想他有顾虑，因为他还拿不出一套像样的理论来探讨三颗Ⅱ型超新星和最近几个星期里出现的五六颗标准新星。不过我认识的人还没有一个提出这种理论。我们全都连续熬了几夜没合眼，都快变成吸血蝠了。等我得知记者招待会的确切时间再打电话给你。我想现在一定讲了大约三十秒了，所以我——”录音带播放完毕。
机器倒带重新设定的时候我陷入沉思默想，脑子里浮现出冬季的篝火。三颗Ⅱ型超新星？出现一颗，丝毫不足为奇，我释义。出现两颗，仅仅意味着巧合。出现三颗，这幕后就大有文章了。
我一时感情冲动，慢慢地拨打丹顿家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电话。其后通向伽莫夫顶峰的所有电话线路都忙着。在我看来，我需要杰基·丹顿并不仅仅是为了向她咨询情况，也不仅仅是为了获悉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需要加深跟她之间的友谊。我想我要借用她那支马格南手枪，我知道她把手枪放在天文观测站办公室里一个上锁的办公桌抽屉里。我知道我可以请她行行好把手枪借给我。她平常在下班以后用那支手枪射击顶峰岩石侧面上的靶子。
电话上一阵阵恼人的忙音使我恢复理智。我劝说自己：稍等一会儿。里奇曼，你到底想干啥？
答案是：没有。还没有。还……不太有。
后来在夜里，我打开滑动的玻璃门，搅乱了二楼平屋顶上的积雪。我不知羞耻地放纵自己享受一点奢华，让门半开着，这样在我观察天空的时候屋里的暖气就会溢泄出来涌流到我身上。层积云高高的云堆掠过喀斯喀特山脉上空，星星在云堆之间时隐时现。即便如此，那三颗超新星还是高高俯瞰着夜空。我用眼睛画出虚构的线条；把那几个点连接起来，解开那个谜吧。在这幅画里你能发现多少不可思议的事物呢？
我挺不情愿地从这种轰动现象移开目光，搜寻着旧时喜爱的星星。我认出了火星的红点。
几年前我有过一个荒唐至极的计划，为此我兴冲冲到尤金去找一位催眠术师——这是她贴海报自称的。在采访了奥克兰的一个航空航天医学大会以后我一直沿海岸驱车。在新奥尔良市附近某个地方我服用处方药片，喝了禁卖的苏格兰威听忌，一时胃口大开，吃完了一顿巴西刺鲈美餐。夜里某个时候，我想起了计算机增强照相制版法ＪＰＬ。过去常常提高“海员号”飞近天体探测和“海盗号”火星着陆器这些工程用遥测发射器传送的照片的清晰度。当时我认为，人类计算机的记忆理所当然能够用某种方式得以增强，通过催眠术而进入清晰状态。十足醉醺醺的想入非非。但是这些想入非非作为理论说明和动机好歹足以在边界另一边俄勒冈的古兹曼夫人的“忠告／催眠／健康”学校里取得结业证书。古兹曼夫人皮肤的颜色如同她那污迹斑斑的硬木门；她强调外观和衣着，我们这些凡胎俗子会把它看作吉普赛人的那一套陈规陋习。披巾和水晶球歪曲了形象。我想她是越南人。不管怎么说，她使我相信她能施催眠术，然后她暗示我返回过去的时间。
就在莉萨步入客舱之前，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站在梯子顶部向我挥手；她的黑色头发被风吹拂着飘到她的脸上。
我本来应该认真考虑静态平衡的教训的；匀寂状态并不那么容易克服。
古兹曼夫人所做到的就是映出莉萨最后形象的静止镜头。然后她使我进入镜头，紧挨着莉萨，好像我站在她身边似的。有时候我在恶梦中仍然见到她的形象：她的目光注视着远处。她的肌肤像报纸上的照片呈现出细微的颗粒。我看，但是摸不着。我可 以讲话，但她不会回答。我冷得发颤——
——于是把玻璃门开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