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孩子被车压死了之后，才会在路口上安装“停车观察”的交通标识。
我又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跟着早上缓慢的车流行进。我想，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我心里考虑的只有这一点。”
玛丽亚１１点左右叫醒了我，不停地摇着我的肩膀，“尔曼先生，槁尔曼先生。”
我睡眼惺妈，“什么事？”
“孩子。”
我立刻清醒过来，“她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她全 ”她伸手捷了摸她自己的肩膀和手臂。
“她全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
我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走进了婴儿房。阿曼达站在童床上，两手拉着栏杆。她开心地跳着，笑呵呵的。她看来一切正常，只是整个身体呈蓝中带紫的颜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肿包。
“噢，上帝。”我叫道。
我无法再去医院忍受前一天夜里那样的遭遇，我无法忍受见到更多不告诉你任何情况的身穿自大褂的医生，我无法忍受再次遭到恐吓。前一天夜里的经历使我身心疲惫。一想到女儿生病的事情我心里就十分难受。我走到阿曼达跟前，她对着我开心地格格笑着。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在空中抓着，要我抱她起来。
我把她抱起来。她精神不错，伸手来抓住我的头发，想取下我的眼镜——那是她的习惯动作。我这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皮肤，但是心里觉得安稳了许多。她的皮肤像是被打肿了一样——那是受到撞击的颜色——周身全是那样的颜色。阿曼达好像曾被放进过染缸一样。那种颜色的均匀性使我感到恐慌。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给急诊室的医生打电话。我伸手在衣服口袋里找他的名片，阿曼达一直想抓下我的眼镜。
我用一只手拨动电话。我可以用单手做许多事情。我一拨电话就通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惊讶。
“噢，”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你女儿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她看上去感觉不错，”我说着往后扬了—下头，使阿曼达抓不到我的眼镜，她格格地笑着；抓眼镜现在是种游戏。
“她感觉不错，”我说，“不过，问题是——”
“她身上有任何出现淤血的地方吗？”
“对，”我回答说，“实际上，她真的有。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你打电话。”
“淤血全身都有吧，颜色完全一致吧？”
“对，”我说，“身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唉，”医生说，“她的试验报告全都出来了，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完全正常。健康儿童。我们仍在等待的只有核磁共振成像报告，但是，核磁共振成像仪出了毛病，他们说要等儿天。”
我无法直回避躲闪，我说着把阿曼达放回儿童床。当然，她不喜欢我那样做，脸蛋皱成一团，眼看就要哭起来。我把甜饼怪物玩具递给她，她坐下玩了起来。我知道，那甜饼怪物玩具大约可以使她安静５分钟。
“无论如何，”医生说，“知道她情况不错使人感到高兴。”
我说：“我也感到高兴。”
医生停顿片划。后来，他开始咳嗽。
“福尔曼先生，我发现你填写的就医表格上说，你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
“对。”
“这是否意味着你参与了工业制造？”
“不。我是搞程序研发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从事那工作的？”
“在硅谷。”
“比如说，你不在工厂里工作吧？”
“没有。我在办公室工作。”
“哦。”对方停顿了片刻，“我可以问你在何处供职吗？”
“实际上，我眼下没有工作。”
“哦，好吧。目前的状态有多久了？”
“６个月。”
“我明白了。”对方稍有停顿，“嗯，好的，我只是想搞清这一点。”
我问：“为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哦，它们是表格上的内容。”
“什么表格？”我问，“我在医院就已经填完所有表格了。”
“这里还有一份表格，”他说，“健康安全表。健康与安全办公室制作的表格。”
我问：“这些问题是做什么用的？”
“还出现了另一个病例，”他说，“症状与你女儿的非常相似。”
“什么地方？”
“萨克拉门托总医院。”
“什么时候？”
“５天以前。但是，那个病例涉及的人完全不同。患者是一位年龄４２岁、在墨西哥的马德雷山区搞野外工作的植物学家，一位研究野生花卉的专家。那里有种特别的花卉或植物。长话短说，他住进了萨克托门托的医院。而且，他的临床病程与你女儿的类似——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作，不发烧，伴有剧烈疼痛的红斑性反应。”
“也是做了核磁共振成像后就消除了反应。”
“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检查，”他说。“但是，这种综合征——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显然是自体限制性的。非常突然地发作、非常突然地结束。”
“他现在康复了吗‘那位植物学家？”
“他的状况良好。有两三天出现了淤血，没有其他症状。”
“好的，”我说，“听到这一点我感到高兴。”
“我知道你想知道这些情况。”他说。
后来，他告诉我，他可能还要给我打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并问我是否愿意。
我说，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活。
如果阿曼达病情出现任何变化，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答应了，然后挂断电话。
阿曼达扔掉了甜饼怪物玩具，站在儿童床上，一只手抓住栏杆，另一只手朝我伸来，小指头不停地抓着。
我抱起她；就在那一瞬间，她抓下了我的眼镜：
我伸手去抢眼镜，她发出细长而尖厉的欢快叫声。
“阿曼达……”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她把眼镜扔向地板。
我眨巴着眼睛。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楚。我的眼镜是软金属框架的，现在已难以看到了。我趴在地上，手里仍旧抱着孩子，伸手在地上摸索了几圈，希望能够触摸到眼镜。我没有找到。我半眯着眼睛缓缓向前移动，又伸手摸了一遍，还是没有触到眼镜。这时，我看见儿童床下闪过一丝亮光。我放下孩子，趴到了儿童床下，找到眼镜戴上。在那个过程中，头被儿童床重重地撞了一下，我急忙低下了头。
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床下墙上的一个电源插座上。插座上面有一个小塑料盘。我拔下来，看了看。一个两英寸长的细管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平压装置，一种泰国制造的普通商业产品。输出和输入电压在制造塑料盒子时已被标上。盒子的底部有一个白色标签，下面写着ＰＲＯＰ ＳＳＶＴ，并且带有条形码。它是公司贴在存货上的不干胶标记。
我转动那个细管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负责管理家务已有６个月时间了，我知道家里物品的摆放位置。可以肯定的是，阿曼达的房间里是不需要平压装置的。这样的东西只用在对电流敏感的设备上，比如计算机。
我站起来，环顺房内，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同之处。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都变了，不过只是稍有不同。阿曼达的夜灯灯罩上饰有动画片小熊维尼中的角色。老虎是她最喜欢的动物，我总是将老虎朝着她的儿童床。现在，朝着儿童席的是小驴依育。阿曼达用的防水垫的一角以一处污迹，我总是让有污迹的底部朝左边，现在它在右上方。我把那些预防尿疹的润滑油瓶子放在柜子的左边，那是她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现在，它们靠得太近，她伸手可以抓到它们。而且，还有——
女佣走进来，站在我的身后。
“玛亚亚，”我说，“你清扫了这个房间吗？”
“没有，福尔曼先生。”
“但是，房间里摆放的东西挪动了位置。”我说。
她环顾四周，耸了耸肩，“没有啊，福尔曼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吧。”
“不一样不样，”我坚持说，“已经变了样。瞧。”我指着灯罩和防水垫，“挪动了位置。”
她又耸了耸肩，“好吧，福尔曼先生。”
我看见她脸上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神色。她要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要么认为我疯了。而且，我很可能真的显得有一点疯，一个成年人着迷于饰有小熊维尼的灯罩。
我让她看我手里的细管子：“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
“在儿童床下发现的。”
“我不知道，福尔曼先生。”她拿在手里，边转动，边观看。她耸了耸肩，然后把它还给了我。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目光中露出了警觉的神色。我开始感到尴尬。
“好吧，玛丽亚，”我说，“没什么关系。”
她俯身抱起孩子：“我要喂她吃的了。”
“好的，去喂吧。”
我离开了房间，心里感觉怪怪的。
为了弄清情况，我上网查找“ＳＳＶＴ”。我链接到的网页包括斯里西瓦维西努神庙、科尼茨华芬培训学校、纳粹徽章售卖部、子系筑采样显示技术公司、南海岸职业技术学校、光学变温低温恒温系统公司、家用硬化地板公司、弹弓维纳斯的乐队、瑞士射击协会，在那个网址之后，搜索便停止了。
我离可了计算机。
我注视窗外。
玛丽亚给我开了一份购物单，上面歪歪扭扭列出了各个项目。我真的应该先购物，再去接孩子。但是我待着没动。有时候，周而复始的家庭生活节奏似乎使我不知所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很不踏实。每当出现那样的情形时，我只得呆呆地坐几个小时。
我不想动。现在不想。
我不知道朱丽亚今天晚上是否会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她是否会找出别的什么借口。我不知道如果她某一天回到家里，宣布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我将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到那时我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将怎么办。
我正对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小雪花果树，树干碧绿，枝繁叶茂。我们搬来这里后不久栽种时，它要小得多。当然，是那些种树的工人们栽的，但是我们当时全都在场。尼科尔用上她的塑料铲子和小桶。埃里克夹着尿布在草坪上爬。朱丽亚让那些工人着了迷，心甘情愿地干得很晚，在当天完成了工作。他们离开之后，我吻了吻她，清除了她鼻子上的泥土。她说：“它将来会给找们的整幢房子遮风挡雨。”
但是，它后来使我们大失所望。它的一个树枝在一次风暴中被折断，它长得有些不对称。小雪花果树的木质松软，树枝很容易断裂。它没有长到为整幢房子遮风挡雨那么大。
但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从窗户望去，我看见全家人都在草坪上。然而，这只是脑海中的回忆而已。现在，我很担心那样的场景将不再出现。
在接触多智能体系统许多年之后，你开始用那些程序的方式来看待生活。
从根本上讲，你可以将多智能体环境视为某种类似于棋盘的东西，将智能体视为类似于棋子的东西。那些智能体在棋盘产生互动，以便达到目标，与棋子移动以便获胜的方式类似。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没有人去移动那些智能体。它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