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找医生。电话机上盖满了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有把它拆掉。不过自从我被判隐身罪以后就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地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我的朋友们，或者说过去的朋友们，都远远地躲着我。
我抓起电话，拔动号码盘。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和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与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向，”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胃病。可能是阑尾炎。”
“我们这就派一个——”他停下了。
我犯了一个错误，抬起了我那张痛苦的脸。医生看见了我额头上的标记，他的眼睛砧亮了一下。
屏幕闪了一下后变得漆黑一片，速度之快仿佛我是伸出了一只患麻风病的手要他吻。
“医生，”我呻吟着。
他走了。我双手搐着脸。这未免走得过头了。难道希波克拉底誓言允许这样吗？一个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希波克拉底并不知什么隐身犯，医生不能照顾不可见的人的。对整个社会而言我根本就不存在。医生总不能为不可见的人治病。我只有忍着了。这便是“隐身”的不利方面了。如果你乐意，你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进攻浴室，可是当你在床上痛苦挣扎时同样没有人管你。此长彼消。如果你的阑尾破裂了，哈，这对于其他可能步你后尘的人不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吗！
我的阑尾没有破裂。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一个人一年不同人交谈可以活下来。他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可没有自动医生。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不了了。一个监狱犯人生病时还能看医生。我的罪行还不足以去蹲监狱，可是我病了没有医生替我治疗。这不公平。我诅咒发明了“隐身”这种刑罚的恶魔。我每天孤独地迎来凄凉的黎明，像鲁宾逊·克鲁梭在他的荒岛上一样孤独，而这里却是有着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我怎样才能尽述这扑朔迷离的几个月来我情绪的变化和我的许多行为呢？
有许多次“隐身”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财富。在患妄想狂的时候，我对它己能够豁免于那些束缚普通人的条例之外而得意万分。
我偷窃。我到小商店去抢钱箱。店主吓得直打哆嗦，却不敢阻止我，害怕如果喊叫起来的话他本人也会判处隐身罪。不过，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对所有这类损失进行补偿的话，我也许不会如此开心了。
我乱走乱闯。浴室己经不再吸引我了，不过我闯进其他不能随意进人的场所。我到旅馆里去，在走廊上走动，任意打开房门。多数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里面有人。
我什么都能看到，像上帝那样。我己经是厚脸皮了，我对社会的蔑视更强烈了。
下雨的时候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对着四面八方高楼上隐约出现的面孔恶声叫骂：“谁稀罕。”
我嘲笑、做鬼脸，恶声叫骂。我想，这是孤独引起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走进剧院，在过道上手舞足蹈。没有人向我发出抱怨。我额上的显眼标记告诉他们要自我克制；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我时而疯狂时而高兴，时而在“可见的”乡巴佬中趾高气扬，昂首阔步。周围向我投来的每一束目光都带着鄙视。这是疯了——…我供认不讳。一个人在被强制“隐身”几个月后的确很难平衡自己。
我能否把这称为妄想狂？恐伯还是称作狂郁症更确切。我昏昏沉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昨天我可以对周围“可见的”傻瓜不屑一顾，今天就会顾影自铃。我会在街上无休无止地走动，穿过灯火闪耀的连拱廊，或是盯着公路上花花绿绿呼啸而过的车流。连要饭的都不来找我。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闪光的世纪里还有乞弓？我是直到被判“隐身”以后才知道的，因为自那以后我的长时间闲逛把我带到了贫民窟。在贫民区，这个社会的闪光外表荡然无存，人们看见脸像枯柴梗一样的老人在地上拖来拖去，苦苫乞讨几个铜子。
没有人向我讨钱。有一次一个瞎子走过来。
“看在上帝份上，”他喘息地说，“帮助我从眼球库买一对新眼球吧。”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冲着我说话。我把手伸进上衣摸钱少打复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以表感激。为什么不呢？我只需伸伸手钱就可以源源而来。可是没等我把钱掏出来，一个梦魔似的人瘸着腿拄着拐杖插进我们之间。我听见了这个人用耳语说的词“隐身”，两个就成像受了惊的螃蟹一样逃之夭夭。我手里拿着钱，呆呆地站在原地。
连乞丐都不和我说话。魔鬼，发明了这种刑罚的魔鬼！
我的傲气消失了。我现在是孤独的。谁说我对人冷淡？我像海绵一样柔软驯股，可怜巴巴地希望别人能和我说句话，笑一笑，握一下手。这是我隐身的第6个月。
我现在对“隐身”恨之切齿。它带来的满足是空虚的，而它带来的痛苦是忍无可忍的。我怀疑我能否活过这剩下的6个月。请相信我，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自杀的念头时时索绕在我的脑海中。
终于我干了一件大蠢事。，在一次闲逛时我遇到了另一个隐身犯，这大概是6个月来我看见的第3或第4个隐身犯，不会比这个数字更多了。如同以前的遭遇一样，我们的眼晴谨慎地相视了一下。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到了人行道上，从我身边走过，继续走他的路。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不超过40岁，长着蓬乱的头发和一张狭长、枯瘦的脸。他身上带着书生气。我奇怪他究竟干了什么也被判了隐身罪。我被一种愿望驱使着想要追上去问他，了解他的名字，和他说话，拥抱他。
这一切对人而言都是禁止的。没有人可以与一个隐身犯有任何的接触——…甚至同为隐身犯。
隐身犯之间尤其不能接触。社会无意让贱民之间形成一种秘密同盟。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还是转过身跟着他。
我跟在他身后走了3个街区，与他保持20到50步的距离。机器人安全警察看来无处不在，它们的扫描器能迅速侦察到违法行为；所以我不敢妄动。按着他走进一条侧街，一条灰蒙蒙的肮脏巷子后以隐身犯所特有的慢悠悠的盲目的步态溜达起来。我从后面追上去。
“求求你，”我轻声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可以说话。我的名字是——…”
他抽转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带着恐怖。他的脸色苍白，掠讶地对我直视片刻，然后急速起步像是要绕过我。
我拦住他。
“等一下”，我说。“别害怕。求求——…”
他冲过我身边。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挣脱开了。
“就说一句，”我哀求道。
没有一句话。连一句嘶哑的“让我过去”都没有。他走过我旁边，跑向空旷的街道。他跑过拐角后，得得的脚步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涌起一股极端堵的孤独感。
随之出现的是恐惧。他并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是我违反了。我求他和我谈话，这会使我受到惩罚，也许会延长我的隐身期。我焦虑地朝四周看，幸好周围看不见一个机器人安全警察。
剩下我一个人。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又朝大街走去。渐渐地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我为这个行动感到苦恼，但这次行动造成的感情创伤更使我欲哭无泪。以如此恐慌的方式与另一个隐身犯接触——…公开承认我的孤独、我的需要——…不。这意味着社会取胜了，我不能忍受。
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我乘上升降梯，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寻找了一会，不久发现了一株弯弯曲曲、华美绚丽的仙人掌。它有8英尺高，是一个长满刺的大怪物。我将它拧断，把它的角状枝叶搞成块块碎片，我的手也因此扎上了许许多多刺。人们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我将刺从手上拔去，手掌淌着血，再乘升降梯下去了，然后又陷入极端孤独的隐身生活。
第8个月过去了，第9个月，第10个月。季节的变换差不多要完成一个轮回了。
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在我“防身”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渐浙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我的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对自己的处境已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稀里棚涂地过一天算一天。我强制自己看书，内容不加选择，今天读亚里斯多德的书，明天读圣经，后天又捧起一本力学教科书。我什么也记不住；在我翻边新的一页时，上一页的内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也不再有心情利用“隐身”的若干有利之处了，像观看淫秽场面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做坏事无须过多担心的特权感。我说、无须过多担心，是因为在通过《隐身法案》时并设有连带通过一项否定人性的法案：少数人宁愿冒“隐身”的危险来保护妻儿不受隐身犯的骚扰。没有人会听任隐身犯挖出他的眼球，没有人会容忍隐身犯闯进他的私宅。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有着一些对付这类侵犯行为而又不公然承认隐身犯的存在的保障措施。不过仍然有可能做许多坏事而安然无恙。我无意尝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在一本书里写道，“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对于隐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味的。”事实就是如此。
令人厌倦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我再也不愿扳着指头数时间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已经满了。那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书，无聊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突然门铃响了起来。整整一年它没有响过。我几乎忘记了这种声音的意义。
不过我开了门。他们，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除去了我额头上的微记。它掉了下来摔得粉碎。
“你好，公民”他们对我说。
我庄严地点点头。“你好。”
“2105年5月11日。你的刑期满了。你已偿清了债。你又回到了社会中。”
“谢谢，是的。”
“和我们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这是传统。走吧。”
我跟他们去了。我的前额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裸露的感觉。我从镜子里看，有一处显得很苍白，那是曾经打上标记的地方。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吧，用合成威士忌招待我，不掺水，很凶。酒吧招待冲着我微笑。隔座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问我在明天的喷气式飞机赛飞中喜欢谁。
“我不知道，”就这样告诉了他。
“你真的不知道？我支持凯尔索。4：1打赌。他有可伯的爆发力。”
“对不起，”我说。
“他离开过一阵，”陪同我的一个政府人员轻声对邻座说。
这句委婉语的含意是清楚不过的。我的邻座看了一眼我的前额，对那块白色疤会意地点点头。他也提出要为我买一杯酒。虽然我已经感受到了第一杯酒的效力，我仍然接受了。我又成为人类的一员了。我是“可见”的。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绝他了。这有可能再次构成冷淡罪。我的第5次犯罪将意味着5年的“隐身”。我学会了谦卑。
当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