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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西碧尔入迷。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兽穴和巨蛇呀。西碧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②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西碧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当西碧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西碧尔说，“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西碧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西碧尔。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西碧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③，西碧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