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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折不扣地严格按计划进行工作，认真地用百分比计算着自己的工作进度。根据价格、生产能力以及实际运用，他设计了三种试验模型：完全不满足的人的模型、食欲不满足的人的模型、完全满足的人的模型。完全不满足的类人猿模型是第一个成熟的——是他两星期前孵出来的。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长满了疖子，溃烂不堪，像个多灾多难的约伯，受着各种各样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疾病的折磨，一会儿高烧，一会儿低烧。当他摇摇晃晃走进大厅的时候，整个科学院里都能听得见他怎么也说不清楚的抱怨声，接着便一命呜呼了。维贝盖罗胜利了。现在人们可以将这件事看作例证，如果人不吃不喝，有病得不到医治，那么他就是不幸福的——甚至会死去，就像这个模型的遭遇。
学术委员会很震惊。维贝盖罗的研究结果有着很阴暗的一面。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检查他的工作。但他镇定自若，拿出两份证明，原来他的实验室技术员中有三个人每年都要请假到当地的国营农场工作。另外维贝盖罗自己曾经是沙皇的一个囚犯，现在经常在城市和郊区的礼堂里作一些热门话题的演讲。正当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委员会想要从这些材料中理出个头绪的时候，他又从容不迫地从鱼肉加工厂
运来四卡车鲱鱼的鱼头，准备培育食欲不满足的人的模型。检查委员会正在起草调查报告，科学院也在恐惧中住视着事态的发展。和维贝盖罗在同一层楼上工作的邻居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纷纷请假离去。
“我往哪儿打电话找你呢？”我又问。
“到哪儿找我？当然是在家里！除夕之夜还能到哪儿去呢？我们应该遵守道德规范，我的朋友。我们应该呆在家里庆贺除夕之夜。这是我们的为人之道—不是吗？”
“我知道你呆在家里。可我不知道你家的电话号码。”
“到电话簿上去查，你识字吗？那就去查一下，到电话簿上查。我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秘密，绝对没有。”
“好吧，”我说，“我打电话给你。”
“亲爱的，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如果他咬人的话，你就用钳子夹住他的嘴，别不好意思，这就是生活。”
我吃了一惊，咕哝了一句：“我们还没有熟悉到这地步呢。”
“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我说。
他那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睛里没有丝毫表情。然后他说：“好，没事就好。祝你新年快乐，再见。”他戴上防寒帽，走了出去。
我连忙打开排气风扇。罗曼·奥埃拉—奥埃拉跑进了接待室。他穿着一件带羊毛翻领的军大衣。他揉了揉隆起的鼻子，问道：“维贝盖罗手续办完了？”
“完了。”我说。
“呣，好。”他说。“保管好钥匙。那些鲱鱼！你知道他把一车鲱鱼倒在哪里了？就倒在詹·贾科姆办公室的窗户底下。好一件新年礼物！来支烟吧。”
他一屁股坐在那张皮的大扶手椅上，解开扣子，点起香烟。
“听着，”他说。“如果腌泡的鲱鱼气味的强度是16p·p·m，体积——”他目测了一下房间的体积。“这个你可以自己算。今年是跃迁年，土星在天秤宫……看看你能不能把房间的空气给净化了。”
我挠了挠耳朵。
“土星……为什么给我土星这个条件呢？那向量元素呢？”
“朋友，”奥埃拉说。“那得靠你自己啦。”
我又挠了挠另外一只耳朵，计算着向量元素，然后结结巴巴地念着咒语。奥埃拉—奥埃拉拧了拧鼻子。我拔出两根眉毛（很疼），将向量极化。
气味反而增大了一些。
“糟透了，”奥埃拉—奥埃拉大声训斥道。“你看看，排风扇还开着呢。”
“啊，”我说，“是的。”
我把发散和旋转其因素考虑在内，想用心算把这个斯托克斯方程解出来，结果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又拔了两根眉毛，嘴里吐着气，鼻子闻着空气中的气味，口中念着奥尼咒语。我正准备再拔一根眉毛的时候，突然接待室空气变得新鲜自然了。罗曼叫我把排风扇关上，让我别再浪费眉毛了。
“进步不大，”他说。“我们再试试物质成形。”
我又练了一会儿物质成形。我变了一些梨子，罗曼坚持让我吃掉，我不肯吃。他又命令我再变一些。“你就这样变下去，直到你变的东西能吃为止。”他说。最后，我终于变出个货真价实的大梨子，黄澄澄的，手感很软。我把它吃了，罗曼才让我休息。
这时，巫术学士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雷德金拿着他的钥匙进来了。他看上去有点肥胖，总是心事重重，好像受了伤害似的。他300年前发明了隐身长袜，因而获得了学位。从那时起，他就不断对这种袜子进行改进。长统袜改成了女用裙裤，然后又改成短裤，现在被称为“裤子”，可还是有点运转不灵。在最后一次巫术研讨会上，他作了一系列讲演，题目是“关于红色隐身裤的若干新发现”，这次他又是惨遭失败。在展示他的最新模型的时候，模型内部失灵，隐身裤变成了隐形裤，这使得他难堪之极。但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的主要工作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好像是“纯理论的物质化和线性自然化过程——一种代表无法想像的人类幸福的随机函数理论”。
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的成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发现了这种白色论文，更确切地说，只要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白色论文，并且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这本论文，人类就将遨游于无法想像的幸福之中。
只有本·贝克扎莱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这本论文。他声称是他把这本论文提炼出来的，不过是作为炼丹反应的副产品提炼出来的。因为当时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琐事，他便把它放到他的辅助子系统的设备里了。在监狱写的最后一篇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你能想像得到吗？那本白色论文的出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考虑怎么利用它的时候，我是指怎么利用它来造福人类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科学院标了7件曾经属于本·贝克扎莱尔的设备。雷德金拆了其中的6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第七件设备就是那张沙发转换器。可是维克多·科列夫也想得到这张沙发，这引起了心胸狭窄的雷德金的极度猜疑。他开始暗中监视维克多。维克多发现后勃然大怒。他们大吵了一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是研究硬科学的，所以对我很友好，但他批评我不该和那些“剿窃者”交朋友。总的来说，雷德金人并不坏，工作勤奋，持之以恒，从未产生过乘机捞一把的念头。他收集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幸福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幸福最简单的否定定义（“金钱不是幸福”）、最简单的肯定定义〔“最大的幸福是绝对的富有、成功和得到承认，”）、诡辩的定义（“幸福就是没有不幸福”）、自相矛盾的定义（“最幸福的人是傻瓜、白痴、哑巴和瞎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良心会受到谴责，不怕妖魔鬼怪；他们也不会为虚幻的未来幸福所诱惑”）。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把一个小盒子和他的钥匙放在桌上，皱着眉头看着我们，然后胆快地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定义。”
“怎么说的？”我问。
“像一首诗，可没有韵。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罗曼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掏出笔记本，一字一顿地念道：
“你问我，
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两件事情：
能够转变我的情绪，
像先令化成便士一样容易。
还有，
聆听少女的歌喉，
不是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
而是在她向我问清
自己走的路以后。
“一点也听不懂。”罗曼说。“让我自己看。”
雷德金把笔记本递给他，解释说“是克里斯托弗·洛格写的英文诗。”
“绝妙的好诗。”罗曼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是很难判断。”我同情地说。
“那当然。你怎么理解这首诗呢？听一个少女唱歌……不是一般的歌。那女的必须是年轻的，歌也不是在路上随便听到的歌，而是少女向他问路后，情绪高昂时唱的歌……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要想搞清楚，又有什么规则可循呢？”
“很难。”我说。“这事儿我可不愿意干。”
“当然该由你来做！”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说。“你是我们电脑设备的主管，你不干谁干？”
“如果这种东西纯粹是无稽之谈，那又怎么办呢？”罗曼说，口气像电影上的侦探。
“什么东西？”
“幸福。”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立刻露出不悦之色。
“幸福怎么会没有呢？”他气愤地说。“我自己就有过好几次。”
“是不是一便士换成了一先令？”罗曼嘲笑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怒不可遏，一把夺过笔记本。
“你还太年轻——”他说。
这时，一阵火光呼啸而至，劈啪作响，跟着是一股硫磺的臭味。默林出现在接待室中间。
“天哪！”奥埃拉—奥埃拉用英语说道，一边揉了揉眼睛。“难道你就不能像个正派人一样，大大方方地进来吗？先生……”
“请原谅。”默林很神气地说，一边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当时我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我极担心会发生自动燃烧事件。
默林整了整被虫蛀坏的风衣，将一串钥匙扔在桌上，说道：“先生们，有没有注意最近的天气？”
“和预报的一样。”罗曼说。
“丝毫不差，奥埃拉—奥埃拉先生！和预报的丝毫不差。”
“收音机的确管用。”罗曼说。
“我从不听收音机，”默林说。“我有自己的方法，他抖了抖风衣的衣边，地板上立刻竖起一支长长的计量表。”
“注意吊灯，”我着急地说，“小心。”
默林看了看吊灯，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继续说道：“亲爱的先生们，我忘不了去年我和当地的苏维埃主席佩雷亚斯拉夫斯基同志是怎么……”
奥埃拉—奥埃拉痛苦地打了个哈欠，我也很反感。由于某人的一时疏忽，默林成功地坐上了预言和顶报研究所主任的交椅，因为他写了各种体裁的关于同美帝国主义作不懈斗争的文章，并且从马克·吐温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后来他被调到气象局当局长。现在他又干起了1000年以前的老本行——用巫术或根据塔兰图拉毒蛛的行动变化、风湿病痛的增减、索诺维斯的猪是喜欢躺倒在泥地里，还是喜欢从泥地里爬起来这些方法来研究大气现象的预测。其实，他所预报的基本上是从收音机预报上侦听来的。他有一个探测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