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每个人口我们都派两个人把守，前门两个人，急诊室两个人，三架电梯也各有两人把守。病人护理的几层楼我们没有派人去，我们不想在那些地方惹麻烦。”
你想得真周到，她心里想，但嘴上什么也没说。
安德斯看看手表。“十二点四十分，”他说，“我想应该有人带我去看看主计算机了。”
“它在地下室。”她说着朝主楼点点头。“在那儿。”
“你能带我去吗？”
“当然，”她说。她真的不在乎。她对自己影响事情结果的能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意识到她正处在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的控制之中，这个过程涉及许多人和过去的许多决定。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她和安德斯一起沿走廊而去，她发觉自己正想着克雷尔大太。真是奇怪，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想到克雷尔太太了。埃米莉·克雷尔是好几年前她当住院精神病科医生时的第一个病人。那妇人当时五十岁，孩子已长大成人，她丈夫厌倦她，她精神压抑，想自杀。珍妮特·罗斯以一种个人的责任感接收了这个病人。她当时还年轻，急于求成。她像一位正在作战的将军，同克雷尔太大的自杀冲动作战——调集各种资源、制订战略部署、修订和更新战斗计划。她照管克雷尔太太，帮助她度过了两次未遂的自杀企图。
之后，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精力、技术和知识是有限的。克雷尔太太不见好转，她的自杀企图变得更富心计，最终她还是成功地自杀了。但那时候，罗斯早已——幸运地——脱离了病人。
正如她现在脱离了本森。
他俩走到走廊的尽头，突然，他们身后的远程信息处理房里传来了格哈得的叫喊：“珍妮特！珍妮特，你还在这里吗？”
她回到远程信息处理房，安德斯好奇地跟了过来。计算机房里，控制台上的灯忽闪忽闪。
“请看这个。”格哈得说着指指打印输出控制台。
当前程序终结
程序改变
０５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０
程序改变
“主计算机正在转向一个新的程序，”格哈得说。
“那又怎么样？”
“我们没有发出这个指令。”
“是什么新的程序？”
“我不知道，”格哈得说，“我们没有发出任何改变指令。”
罗斯和安德斯望着控制台。
新程序读作
接着，什么也没有了。屏幕上不再出现字母。安德斯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格哈得说，“也许另一台分时终端正在取消我们的程序，但这不可能。我们事先锁定了过去十二小时的终端。我们的终端应该是唯一一台能够始发程序变换的终端。”
控制台闪现出新的字母。
新程序读作机械失灵
程序编制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终结
“什么？”格哈得说。他开始击打控制台的键钮，接着又停了下来。“它不接受任何新的指令。”
“为什么不？”
“地下室的主计算机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罗斯看看安德斯。“你最好带我去看看那台计算机。”他说。
就在他们望着的时候，其中一个控制台完全失灵，所有的灯全部熄灭，电视屏幕缩成一个逐渐消失的白点。第二个控制台也停机了，接着是第三台。电动打字机停止打字。
“计算机停止了运转。”格哈得说。
“很可能是有人把它关掉的。”安德斯说。
他和罗斯一起朝电梯走去。
这是一个潮湿的夜晚，冷飕飕的，他俩匆匆穿过停车场朝主楼走去。安德斯借着停车场的灯光，把枪侧来侧去进行检查。
“我想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她说，“用那玩意儿威胁他没什么好处，他不会对它作出理智的反应。”
安德斯笑笑。“因为他是一台机器？”
“他就是不会有反应。假如他发作起来的话，他不会看见枪，不会认识它，不会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他俩从灯火通明的主人口处走进医院主楼，又走回到中央电梯。
安德斯说：“原子能电力盒装在什么位置？”
“在他右肩的表皮下。”
“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这里。”她说着指指自己的肩膀，划出一个长方形。
“就这么大？”
“是的，差不多和一盒香烟一样大小。”
“好吧，”安德斯说。
他们乘电梯去地下室。电梯里有两个警察，他们都显得紧张不安，手搭在枪上。
电梯往下开时，安德斯朝自己的枪点点头。“你用过这种枪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之后他没有再说话。电梯门开了，他们感到一阵地下室的寒气扑面而来，于是朝前面的过道望去——光秃秃的混凝上墙壁，没有涂漆，头顶上的管道沿天花板走过，电灯光非常刺眼。他们走出电梯，身后的电梯门关上了。
他们站立了片刻，听听动静。除了远处发电机的嗡嗡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
安德斯悄声说：“平时夜里地下室有人吗？”
她点点头：“维修人员。还有病理学家，如果他们还在工作的话。”
“病理学实验室在这下面吗？”
“是的。”
“计算机在哪里？”
“这边走。”
她领他沿过道走过去，迎面是洗衣间，已关门歇夜，但堆满一捆捆待洗衣物的大推车停在外面的过道里。安德斯谨慎地查看了这一捆捆衣物，接着继续朝中央厨房走过去。
厨房门也关了，但灯都亮着，把地上铺着瓷砖里边放有几长排不锈钢蒸汽桌的厨房照得一片通亮。
“这是条近路，”她说。
他们穿过厨房，脚步声在瓷砖上发出回响。安德斯迈着松散的步子。枪端在胸前，枪管朝着外侧。
他们穿过厨房，回到另一条过道。这条过道和他们刚刚走过的一条过道几乎是一模一样。安德斯疑惑地看了她一眼。她知道他迷失了方向。她想起自己曾花了好几个月才熟悉了地下室的路。
“朝右转，”她说。
他们经过墙上的一块标牌：雇员须向主管报告一切事故。上面画了一个人，手指上有一个小口子。再朝前又是一块标牌：要贷款吗？去找你的信用合作社。
他们朝右拐入另一条过道，走近放有售货机的位置——热咖啡、点心、三明治、糖果，应有尽有。她想起她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时每一个深夜都要到售货机旁来买点心吃。一切已成往事，那时做医生似乎是一件充满希望的好事，她在有生之年会看到一次次伟大的进步，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她又将是这中间的一部分。
安德斯朝售货区张望，接着又收回目光。他轻声说：“看看这个。”
她一眼望去，大吃一惊。所有的机器都被砸烂了。糖果和包在塑料纸里的三明治撒了一地。一股股咖啡像动脉的喷射一样从咖啡机里泻到地板上。
安德斯绕过一滩滩咖啡和汽水，摸摸机器金属上留下的凹痕和裂缝。
“看上去像是用的斧子，”他说，“他会从哪里弄到斧子？”
“消防站有斧子。”
“我在这里没看到斧子。”他说着朝房间四周看看，接着又扫了她一眼。
她没有搭话。他们离开售货区，继续沿过道走厂去，他们来到了一个地下道的拐弯处。
“现在走哪条路？”
“向左，”她说完又补充道，“快要到了。”
过道在他们前面又拐了个弯。罗斯知道医院的档案室就在拐角处，再往前就是计算机。设计者把计算机安置在档案室附近，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把所有医院的档案全部计算机化。
突然，安德斯站住不动了。她也随之停下来听着。他们听到了脚步声，还有哼哼声——有人在哼曲子。
安德斯把手指放到嘴唇上，做手势示意罗斯呆在原地。他朝前向过道的拐角处移动。哼声越来越响，他在拐角处停下脚步，谨慎地朝四周看看。罗斯屏住呼吸。
“嘿！”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道。
安德斯的手臂像蛇一样猛地挥过拐角，只见一个男人趴倒在地上，正顺着过道朝罗斯滑过来。
“嘿！”一桶水泼翻在地上。罗斯发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维修工。她朝他走过去。
“究竟——”
“嘘！”她说着把一只手指放到嘴边。她把他扶起来。
安德斯回过来。“不要离开地下室，”他对那人说，“到厨房去等着。别想离开。”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怒气。
罗斯知道他在说什么，任何企图离开地下室的人现在都可能遭到守卫警察的枪击。那人点点头，心里害怕可又不知所措。
“没事。”罗斯对他说。
“我什么也没干。”
“这下面有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罗斯说，“等到事情结束后再走。”
“呆在厨房里。”安德斯说。
那人点点头，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走了，又摇着头转身看了一眼。她和安德斯继续沿过道而去。他们拐过一个转角，来到档案区。墙上凸出的一块大标牌上写着：病人档案。
安德斯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她。她点点头，他们走了进去。
档案室里非常宽畅，里边放满了和天花板一样高的病人档案存放架，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安德斯惊讶地停下脚步。
“这么多档案。”她说。
“医院接收过的每一个病人这里都有吗？”
“不，”她说，“只有过去五年里的每一个病人。其他的病人档案都存放在仓库里。”
“天哪！”
他们沿着一排排平行的架子轻轻地走过去，安德斯握着枪走在前头。他时不时地要停下来透过架子间的空隙朝另一条过道看看。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人。
“这里有人值班吗？”
“应该有。”
她扫了一眼那一排排病历表，这档案室总让她感慨万端。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想象的行医涉及许许多多的病人。她治疗过几百个病人，看过几千个病人，时间长短不定，有一个钟头的，也有几个星期的。然而，医院的档案积成几百万——而那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的一家医院。千百万的病人。
“我们也有像这样的东西，”安德斯说，“你们常常遗失档案吗？”
“一直如此。”
他叹了口气。“我们也是。”
这时，一个不满十五六岁的女孩从拐角处走出来，她手里抱着一叠档案。安德斯立即举起手枪。女孩见此情景，丢掉档案便尖叫起来。
“别叫！”安德斯咬紧牙说。
尖叫声突然变成了咯咯声，女孩瞪大了眼睛。
“我是警察，”安德斯说。他敏捷地掏出皮夹，亮出警徽。“你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吗？”
“任何人……”
“这个人。”他向她出示了照片。她看看照片，然后摇了摇头。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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