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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语气起初是满含歉意的，这使得整个事不令人确信。这年头，没人为任何事向医生致歉。医生在许多方面是有权力，但从社会和法律角度看，我们就是奴隶。
我的脑子突然有了逻辑判断能力。它一定是秘密的，所以无法追溯起源。它一定是合法的，所以执行起来不用害怕。它一定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动力使我们医药学成为世界一流。它一定选我们，所以一旦这事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这些完美的替罪羊又能被惩罚了。
也许我许多同事的自杀正是这一残暴行为合法的消音作用。
我盯着屏幕，强迫自己放慢呼吸，镇静。好吧，为什么不呢，我想道。同病相怜，我可以加入，也可以把它合盘托出。但最好我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态度，否则就不是带菌传染病组织而是我在谋划种族灭绝计划了。
总部要立即答复，含义很明白：如果不同意就太危险了。我不想死，就按下确认键“Ｙ”，又按了一下，回答“你确定吗？”
枪是全塑料制的，空气动力，很轻，消音，很简单。它通过了航空站的检查，我想是联邦调查局生产的。我有两周的时间来熟悉这支枪，然后就接到第一个带菌者目标任务。
无论谁负责带菌传染病组织计划，他一定知道我是正直的，因为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个男性同性恋卖淫者。我得去闹市区找他，这让我害怕。没有哪个医生会忘记那些猎人头的，我还曾经常到那里，会有一大群人认出我来的。
从总部我得到一张引导我的硬卡片：休闲装、指令和一张照片，都印在一张纸上。纸上带有随时间释放的腐尸菌，它们会把纸在两小时之内吞掉的。
火车上简直像地狱，一边急着记住所有信息，一边祈祷着我的手汗不要把纸湿成一团烂泥。只有政府官员能收到这满纸骗人鬼话的文件，所以我出席公职的惟一证明就是使一个人在我手里消散。
酒吧很阴暗，嘈杂，乌烟瘴气，但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带菌者，虽然我只粗略地看的指令。他男性身体的体味，加上油腻腻的汗味，以及廉价香水味引得我直反胃，但我还是朝他凑过去。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却不过一百三十磅重。太阳穴的血管直蹦，我的舌头像沙子一样干渴，说不出话来。他也许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低声说“三十块。”就拉着我的胳膊肘向休息室去。
“五十块，”我说，“我们到外面去。”
走廊里有灯，四个人站在尽处黑暗中分享一支烟。羞红着脸，我避开他们理解的目光，跟着这个带菌者绕过一个垃圾桶走向另一端。我已经像一个投票员一样在寻找逃脱的路线了。只是对合法性的确认这一点我有点紧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故事呢。我究竟有什么？一张印在破烂纸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证吗？
在黑暗中，他带着讨厌的装模作样的热情把手伸向我，我不能等了，抬起右手对着他的脖子开了枪。他很虚弱却持久地“咝——”了一声，眼睛的瞳孔就扩散了，这是他最后有意识的动作。然后就死掉了。
我在他倒下前抓住他，让他靠着垃圾桶坐下，他苍白的脸一动不动，带着所有的死人都带有的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偷偷走向走廊另一头，走到街上，跑着去赶火车，我尽快地跑，刚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全身颤抖得像个树叶，这毫无理由，因为我挽救了几百条生命不受这走动的野蛮ＤＮＡ的感染。一连四十八小时我无法入睡。
没有必要报告结果。无论谁在总控制台后都会知道的。我一定是干得不错，因为大约两个月后，我每晚接两个任务了。我很快就战胜了冲动和恐惧。我记得以前认为整晚工作是很讨厌的事。
当然，我白天还在急诊室看病人。我是一名家庭医生，但在我们这有几位专家。杰斐逊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爱交际的泌尿学专家，他的擅谈和好人缘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他，那时他已经脖上套着绞索，站在一家小服装店旁的混凝土铺路机边上。太多的事情不堪回首，他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在我几个月前接受了传染病组织的任务以后，他彻底沉默了，几乎封闭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蹑手蹑脚地，眼睛四处瞄着，有点轻微的响动就惊得到处跑。
没法问他，那样会立即被发现和处决的，但我确信总部也把他拉进来了。他是个很温和的人，我相信他肯定下不去手杀人，所以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办公桌边。我写了他的死亡报告，在死因一栏写下“重大军事情报”，官方拒绝验尸，我并不感到惊奇，我知道政府不愿意看到肉毒素被验出。
我开始每晚都接到任务了。这意味着我没有私人娱乐的时间了：我的音乐集啊。我有许多关于五六十年代爵士乐的录像带，音乐能让我彻底放松。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哪一个人管着我，他或她或它都决定要让我养成除掉带菌者这一嗜好，事实也如此。
几乎所有的带菌者都是最廉价的卖淫者，从事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但也有少数几个是社会上或体育界的名人。总部给我现金、衣物、一辆兰博吉尼轿车代替我那辆旧爱尔科卡，还有一些介绍信，为接近高档次带菌者做了充分准备。
这对我毫无意义，那些玩意儿总是第二天一早就又不见了。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被选中了，我简直其貌不扬，头发稀，肚子大，脸上长着深深的皱纹，从下生起就一副老相，忧郁、苍白的脸色，总是汗涔涔地。
第一个和我较亲密的带菌者是一个歌手，名叫野花。总部传来的信息上暗示着她会跟一切会动的东西发生关系。于是，我穿戴整齐，去掉一切暴露身份的东西，花钱买通了五十二街威尼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就遇上了她热情如炬的眼睛。我知道那情况是真实的了。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锁上门，我刚转过身，她已经跪下来脱我的裤子了。
这太奇怪了，我却无法阻止她。“不要用牙咬，亲爱的，”我说，“好，慢点，轻点。”她按我说的做了。她的嘴一定是一满下的病毒，她刮我一下我都惊栗不已。我把手轻柔地放在她的脖子上，但她用天才的肉感和情欲总使我分心，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靠近她时把子弹射进了她的脖子。
我刚接受传染病组织消除任务时感觉很厌恶，但对自己的厌恶却更深刻和牢固，远比预想的沉重得多。但现在，我只耸耸肩。那以后的几星期，我尽量用性来吸引带菌者，有时也使用一下——当然是绝对安全地——那真有效。没有乐趣，没有快感。我每周工作大约八十小时，是我以前工作量的两倍，还没希望提职。
不用说传染病组织消除小队的其他成员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工作与其说是半军事性的秘密组织，还不如说是半判决性的更贴切。但不管这专用词汇是什么吧，总之我在四个月多点的时间里干掉了九十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我累坏了。我总是向总部发信息，但我考虑在系统里留太多的数据会给我带来麻烦，像我说的，我努力保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这个工作负荷太大了，我请求休假了。
我冒着冷汗等了一个小时，屏幕才亮起答复。我以为要看到自己被判决了呢，却相反，我被允许休假三周，免费去任何地方。只剩一个任务了，干完就可以去休假。
信息机“吱吱”地把头像印出来。当我看到那张太熟悉的形象时，我的心狂跳起来，我的肋骨简直都被纸上那张凯瑟琳的彩色面容击断了。
我难以相信，像一只迷宫里的老鼠。或许我对于给我任务的那个人太重要了。我不得不认为这完全是巧合，就像扑克牌的纯粹偶然性。如果不这样，我会不会是一个精神变态的妄想狂。
我冲了个冷水浴，又读了一遍这张目标鉴定，然后才坐在电话机边。
“你好？——喂，你好。”她的声音传过来，不断地，换了至少六个声调。
“你好，凯瑟琳。”
“太出人意料了。”
“打开传像机好吗，凯瑟琳？看不到你我无法同你讲话。”
“稍等一下。”启动的声音，接着屏幕亮起来，映出凯瑟琳正穿上一件长睡袍——她那晒得暗粉色的肌肤只一闪就被一层薄衣料裹上了，显出她完美的曲线。真是她啊。
“你知道，”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会打来电话。”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真的吗？为什么，你希望吗？”
“希望看看你的身体。”
我轻松地笑笑。如果我没做那份工作，她会轻意去掉我对她的厌恶的。她会很迷惑的，如果她迷惑了。
“凯瑟琳，如果有人有权看，那只是你。你富有、单身、美丽、健康——我只是个走投无路的军医。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你是不只看看的那种人。”
她打量着我，认为我并不知道什么可看的东西。她像以前一样责备起来：“我们在一起的十四年里——”
“十五年。”
“——这是你对我讲的最好的话。”
一些话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曾悄声对她耳语过的话：这是去你的新家的钥匙，在巴黎与你相伴大好了，我爱你。
“我本可以说些别的，但有些话还是当面说的好。”
她笑了笑，说：“让我查一下我的书。”她倾身过来拿摄像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她的长袍在屏幕上鼓了出来，像微风里的船帆。整个屏幕都充满了她的左胸脯。形状简直太完美了。当然她这样做只是在挑逗我。她做模特后很惹眼，现在她的收入是以前的两倍，仅次于戈真海姆。
我听见身后的机器发出声音“她已被检验出患有绝症，根据总部信息，她不到十二个月就会死去。”
她又坐回椅子上，裹了一下薄睡袍，那睡袍包着我熟知的躯体，假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思考着。
“今晚七点半？”她问道。
“我几乎等不及了。”
她倾身过来，说出了我不敢奢望的几个字：“我也等不及了。”
回想起来，我已料到她会让我轻易地重新步入她的生活的。她为什么扰乱了我？除非她知道我根本不像别人看的那样。我具有她藐视的一切东西：贫穷、年老、乏味、习惯性的妄自尊大，以及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苦恼指手划脚的品质。当然，我是最谙熟心碎的理论的：我们分享的爱，至少代表着一段情感的残余物，还留在凯瑟琳的空躯壳内，它冲淡了由背叛引起的相互指责时的怒气。
我穿戴好，把枪习惯性地别在右边腰间，这已成了不用思考的习惯动作了，无论要去对付谁。我的思维沉浸在千千万万的回忆中，有喜也有忧。这次见面的起因和不可避免的了结则被忘在脑后了。
我用公职卡付的饭费。她装作没注意，但她的眼睛确实盯了一下这张小塑料矩形卡。免费吃饭像一把磁性银匙，使我们用餐时一直轻松地开着玩笑，我还买了一瓶四十年的陈年老酒，准备在回去的车上享用。我建议到她那里去，但她却坚持到我的破旧狭窄的小屋去。我开着车——我自己的那辆，有她在，我原来并没注意到的车的尖叫和卡嗒声显得格外刺耳：一路吵闹着向我的老破屋驶去。
“为什么还是这个老破烂？”她问，“听起来我们都开不回去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