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多发生在五十多岁人身上的症状，他们往往期待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奇迹出现。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可以反驳我这个自信病人的证据，也许这可以使他相信自己并不是个外星来客，但要到下周了，因为特雷克斯勒女士已经颇不耐烦地多次提醒我召开安全会议的时间了。
会议讨论了一些购置复印机的决定，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永久主任候选人的问题，会后我陪其中的一位来自外省的候选人共进晚餐。但我还是抽了个空把坡特描绘的“蓝图”传真给了史蒂夫。
这位候选人，我叫他乔特博士，有一个特殊的怪癖：他不停地查看他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频率非常之高，无论是在会议室、餐厅、病房，有没有女人在场。可他的研究领域竟是人类性心理！所以大家都爱说心婵医生都是些疯狂的家伙。乔特博士就是一例。
我把这位候选人带到阿斯蒂，一个有趣的餐厅，那里的侍者部用近乎咏叹凋的语气说话，并且鼓励客人也如此，显然那个家伙不喜炊音乐，他吃了一顿索然无味的晚餐，而我，却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我一回到家，妻子就告诉我史蒂夫打来了电话，我立刻就给他回了电话。
“简直太神奇了！”
“什么？”我说，“他的那张图与你的一点也不同。”
“我知道，起初我以为你的病人不过是信手涂鸦，但我后来看到了他那标有地球方向的箭头。”
“那又怎样？”
“我给你的那张图是从地球看去的天空，而不是从七千光年以外的K－PAX上看到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从这和从那看，宇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回到家中，用计算机计算出了从K－PAX上所见的太空，天哪，那N字，那问号，那大嘴，那眼睛，完全一样！这是个玩笑，对吗？我就知道一定是查利让你这么做的。”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飘浮在宇宙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管我看向哪个方向，那些星早似乎都一样。没有我熟悉的太阳，没有我熟悉的月亮，甚至没有任何我熟悉的星系。
我想回家可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非常害怕，怕就这么孤零零地被留在这里。这时我看到了坡特，他让我跟他来，于是我虔诚地顺着他的指点，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星球，我终于知道了我在哪儿。
然后我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了。我想起了几天前当我去给一个病人咨询的路上看到的一件事情。
坡特就坐在草坪里，手里抓了一些蠕虫，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有多想。后来我想到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病人玩儿过蠕虫，他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呢？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这个问题，突然我记起了他在前两次谈话时对我提过的：他说他们的祖先是由蠕虫演化过来的。那么他是不是在研究那些蠕虫？就如我们研究自己的祖先——鱼一样呢？
一直没有抽空给我们的眼科专家拉帕波特打电话询问坡特的视觉检查结果分析，今天终于抽时间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非常可疑，一个人的视觉范围不可能达到那个频带，他能看到只有某些昆虫才能看到的东西。”他似乎有些恼火，我想他一定是以为我拿了一份根本不存在的报告拿他开心呢。
我又一次惊叹于人类大脑的不可思议的无穷潜能，一个像坡特这样的病人是怎么利用它使自己看到紫外光的呢？甚至能够想像出从距离地球7000 光年处看到的太空景象？后者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是个专家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智力极高的、健忘的、幻想狂的专家！这绝对不同寻常，彻底的新现象，我突然意识到我该写本书了！
专家综合症在精神病学领域里是最为奇特、最难理解的一类。病症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些“专家”是万年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立即告诉你2990年的独立日是星期几，但他们却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自己系鞋带。有些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头脑中运算庞大的数据。还有一些是音乐天才，只要听过一遍，他们就能完全演奏出来整首乐曲，甚至是交响乐。
很多这样的“专家’’都患有封闭症。一些人在临床试验中发现有脑组织损伤，另一些人则没有明显的损伤，但基本上所有人的IQ都低于平均水平，一般在50至75之问。，但很少有这样的“专家”——其智商为平均水平，甚至大大超出平均水平。
我就知道这么一位，她六十多岁，被诊断出在左脑耳部枕骨中央有个脑瘤。因为这个瘤的压迫，她几乎不能说话、读书、写字。还被舞蹈病折磨，很难自己进餐。似乎上天并不因此而放过她，她甚至可以说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吸引力的女人。
但是她竟是一个惊人的艺术家！当把纸墨摆在她的面前时，她的手脑竟然能够停止颤动，在自己的脑子里，构思历史上最伟大画家们的名画，然后画出来，尽管整个过程只要几个小时，但她的画完全可以乱真，简直是极品。当她在做画的时候，整个的人似乎都显得美丽动人了。
她的一些作品现在被摆放在许多博物馆里，还有很多被私人收藏起来。在她死后，她的家人慷慨地捐赠给我们研究所一幅完美绝伦的仿制作品——梵·高的《向日葵》。我们把它安放在会议室内。任何人都应该同尊敬画家本人那样尊敬这位女士的天才。
过去一些日子里，心理治疗强调使病人“正常化”，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而现在有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尝试打破这种做法，鼓励病人将他的天才方面发挥到极致。
然而，许多的“专家”都有人际交流的困难。就如刚才所说那位女士，想和她进行一次对话简直是不可能。然而在坡特这里，一切就都不同了。他思维敏捷，善于沟通。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点什么吗？
比如他还知道有关星球的其他知识吗？是否存在更多与我们不同的获得知识的手段？毕竟，天才和精神错乱者之间的界线太模糊了，比如尼采、舒曼、布雷克，还有梵·高，甚至弗洛伊德也经常受到严重的精神困扰。
周一早上的员工大会上我建议给坡特更多的自由，这样也许会使我们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赞同这种做法，其中的一位根本没见过坡特，竟然就说这是一个没希望的病例，并强调必须对他加强药量，而实际上他对他自己的病人的治疗方法保守得要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多观察坡特几周再对他进行药物治疗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在会议上没有提到另一件事，坡特的到来似乎对病房里的其他病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厄尼量体温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豪伊似乎也对学术不那么疯狂了，有一天晚上甚至在电视机旁欣赏了一场纽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许多其他的病人也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就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女病人，我们叫她贝斯。她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无家可归，骨瘦如柴，就我所知，她从来没有笑过，一次也没有。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家里人就把她当奴隶一样使唤。她一直觉得应该是自已，而不是她的兄弟和姐妹，在那场毁灭全家的大火中死去。火灾后不久她就被带到这里，那时她几乎被冻死！因为她拒绝进入任何一个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避难所。
一开始的时候，让她吃饭都是一个难题。不像厄尼是因为害怕中毒，也不像豪伊是因为太忙碌顾不上，只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活该如此，她总说：“当那么多人还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我怎么就有权吃饭呢？”任何小事都会勾发起她对自己年少时悲惨经历的回忆。任何脑电波刺激疗法和神经性药物都对她不起作用。她是我见过的最自卑、最忧伤的人。
但是随着我去病房的次数的增多，我发现她现在经常坐在窗口，两手抱着膝盖，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坡特，试图听到他的每一句话。还是不笑，但也并不悲伤。
还有老太太阿彻，七十多岁，一个美国大富豪的前妻，也在坡特出现的时候停止了她的嘟囔。
二楼的病人都称她为“公爵夫人”，她总是在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用精致名贵的中国瓷器进餐。由于天生富贵，她总是抱怨自己所受到的待遇，还有其他人的行为。有趣的是，这个曾经因被丈夫抛弃而在第五大街裸奔的公爵夫人，在我们的坡特面前，却完全像一头温顺的羔羊。
惟一一个不愿意接近坡特的病人是拉塞尔，他认为坡特是被魔鬼派来侦察地球的。“离开我，撒旦！”他总是定期地这样高喊一声，也不管周围是否有人。尽管很多的病人仍然跑到他那里祈求祝福和诉说罪行，但他的圈子还是一天天地缩小，因为更多的人跑到了坡特一边。
更关键的是，坡特的出现使很多长期病症患者出现好转，这使人产生一个有趣的猜想：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治疗坡特的疾病，是不是那些病人的病症也会迎刃而解呢？
《K星异客》作者：＇美＇ 吉恩·布鲁尔
第五章
在与坡特的下次会面之前，我先特地从家里的储藏室里找到一个只有15W的灯泡，希望这微弱的光线可以使他摘下墨镜让我看到他的眼睛。他果然摘下了眼镜，尽管房间很黑，但我还是看到了他那黑得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就像那些夜间行动的动物一样闪闪发光。
他从水果篮子里取了一个木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在他吃的当儿我不经意地告诉他我的出生年月，并问他那天是星期儿。他耸了耸肩，继续他的美味。
我让他告诉我98596开平方后是多少，他的回答是：“数学不是我的专长。”
我没有再继续浪费时间问他关于住K－PAX上看到的夜空景象，而是让他自由发挥，想藉此找到关于他身份的蛛丝马迹，甚至更多地了解宇宙的奥秘。
“跟我谈谈K－PAX吧。”我说。
他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哦，任何事情，试着说说那里的典型的…天吧。”
“嗯。”他点了点头，“典型的一天。”很明显他不讨厌这个话题。
他吃完了美味，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到他把指尖抵在一起，上下滚动着眼球。整理思路用了几秒钟，“我们从这里开始吧，首先，我们没有你们所谓‘一天’的概念。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生活在相当昏暗的光线下，就像现在这间屋子一样。”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发出一声苦笑，“另外，K－PAX人也不像地球上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睡眠，我们的睡眠没有规律性，只在需要的时候才睡。”
我已经从员工的报告中得知了他这一奇怪的习惯。他在每个晚上都不停地看书、写东西，或者干脆思考问题，只在白天不确定的时候打个盹。
“最后，K－PAX并不像地球一样始终绕一个方向自转，而是每隔你们地球的21年就反向而转，正因为如此，K－PAX上的一天可能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周到几个月不等。”
我在这时记下了一些我忘了告诉史蒂夫的东西：K－PAX环绕它的轨道运行并不成“8”字形，这是坡特上次对我说的。
“顺便说一声，”他说，“我们的确有日历和钟表，但是很少使用。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吧，假如我刚从睡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