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可算把我看透了。”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你绝对想像不出。”我说。
我还记得未来那段日子，你当时只是个婴儿。我会半夜两点跌跌撞撞下床给你喂奶。你的婴儿室里一股子味儿：治尿布湿疹的油膏味，爽身粉味，还有屋角尿布桶里散出一股淡淡的尿味。我会在你的摇篮前弯下腰，把你这个哇哇大哭的小身体抱起来，坐在一把摇椅里喂你。
“婴儿”这个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不能说话的”。但是你呀，有一句话的意思你可以一点也不含糊地表达出来：“难受”。你时时刻刻表达这个意思，一点儿也不犹豫。你哭起来时会变成愤怒的化身，你的小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在全力表达这种情绪。有件事挺好玩儿的：你安静下来时好像会发出一种光。如果有人要替这时的你画一幅像，我会坚决要求画家画上这轮光晕。可你要是不高兴起来，简直成了个小喇叭，全部身体构造好像都是有意用来发出噪声。你这种时候的画像就是一个警报喇叭，熊熊烈火中的警报喇叭。
在你生活中的那个阶段，对你来说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只要不是我给你喂奶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心满意足的回忆，对未来也不存任何期待。可只要是吃奶的时候，一切就将截然不同，这一刻的世界尽善尽美。你只知道这一刻，活在这一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从很多方面说，这种状态真让人羡慕。
七肢桶的观念既非我们所想像的自由，也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受约束它们既不是怎么想就怎么做，也不是毫无能动性的机器人。七肢桶意识模式中最突出的一点不是它们的行动与未来事件相合，而在于它们的动机它们的动机、未来事件的目的，这两者是统一的。它们行动，使既定的末来成为现实，也使事件有了先后顺序。
自由并不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在先后顺序模式的意识中，它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存在。在同步并举式的意识中，自由这种观念却没有多大意义，但同时也不存在“被迫”。两种意识不一样，仅此而已。这就好像在哈哈镜前，看不见照镜子的人，只能看到镜中形象。镜中出现的也许是个绝代佳人，也许是个鼻子上长着大瘤子的小丑，下巴长到胸口。两种形象都是合理的阐释，没有“对”“错”可言。但是，镜子中一次只有一个形象，你无法同时看到两个。
与此相类，预知未来又与我的自由意志产生了矛盾。正因为能够自由选择，所以我不可能预知未来。反过来说，如果我已经知道了未来，我便不可能反抗这个既定的命运，也不可能把我知道的未来告诉其他人——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反抗。预知未来的人不会奢谈未来，读过岁月之书的人不会承认自己读过它。
我打开录像机，塞进去一盒磁带，上面录着沃兹堡视镜前的一次对话。与七肢桶谈判的是一位外交官。伯哈特担任翻译。
外交官讲的是人类的道德信仰，极力宣扬人类的利他主义，希望以此为今后的谈判作好铺垫。这场对话的结果七肢桶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但还是积极参与，非常热心。
如果我试图对某个不曾预知这一切的人谈起这些事，他一定会问，要是七肢桶事先早已知道它们会说什么、会听到什么，为什么还要白费唇舌浪费语言？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问题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也是一种行动。按照语言…行为理论，诸如“你被逮捕了”、“我将这艘船命名为……”、“我保证”这些语同，语言本身就是行为，仅当发出这些语词之后行为才算完成——话一出口，行为即成。对于这些行为而言，预先知道会说出什么话并没有什么关系。婚礼上人人都知道会有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主婚人说出这一句话。没有这句话，单有其他仪式是不行的。对于具有行为性的语词而言，说话就是行动。
对于七肢桶来说，所有说出口的话都是行为性的。它们所说的话不是用来交流思想，而是用来完成行为。无论什么对话，七肢桶全都事先知道双方会说些什么，这是事实。但为了让它们所知的对话变为真正的事实，对话仍然必须举行。
“金发小女孩儿先尝了尝熊爸爸的麦片粥，但碗里盛的却是甘蓝菜，她讨厌甘蓝菜。”
你咯咯咯笑起来，“念错了，念错了！”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将紧紧挨着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摊开一本薄薄的、贵得要命的硬皮书。
我继续念，“小女孩儿接着尝了尝熊妈妈的麦片粥，但碗里盛的却是菠菜，她也讨厌菠菜。”
你会把小手伸到书上拦住我，“你得按书上写的念！
“我就是按书上写的念呀。”我会一本正经地回答你。
“才不，你没有！故事里不是这么说的。”
“好啊，既然你知道故事怎么写的，干吗非得我念给你听？”
“我想听你念嘛！
韦伯的办公室里有空调，凉快极了。空调带来的舒服几乎可以抵消和他谈话的不愉快。
“它们愿意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换。”我解释说，“但不是贸易。我们只需给它们些什么，它们则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回报。双方事先都不告诉对方自己这一边要给的是什么。”
韦伯上校的眉头稍稍皱起来。“你是说它们愿意交换礼物啰？”
我早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活动视为‘交换礼物’，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七肢桶来说，这种交换是不是与人类具有相同的含意。”
“我们能否……”他寻找着合适的词，“给它们点暗示，暗示我们想要哪种礼物？”
“它们不这么处理这种形式的交换。我问过它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要求，它们说可以，但就算提出来，它们也不会说出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蓦地想起，“表示”和“表演”在语词形态上非常接近，如果是在舞台上演出，可以用这两个词来描述你预先知道双方台词的对话：“表示”就是“表演”。
“但经过要求，它们是不是更可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当成交换礼物？”韦伯上校问。他对这场演出的脚本一无所知，但仍旧把自己角色的台词说得分毫不差。
“我们无从知道。”我说，“我个人表示怀疑。它们提出的交换可不是依对方要求订制礼物。”
“如果我们首先给出己方礼物，它们会不会受我方礼物的价值的影响，给我们同等价值的东西？”他这个角色是在现场发挥，而我则事先为这一场演出作过精心排练。
“不会。”我回答，“就我们所知，对它们而言，礼物的价值无关紧要。”
“我的亲戚们要这样想就好了。”盖雷低声说，表情冷淡。
我看着韦伯上校转向盖雷，“你们在物理讨论方面有什么新发现吗？”他问道。一言一行完全依照脚本。
“如果你指的是有没有人类不知道的物理新发现，那么，没有。”盖雷说，“七肢桶们还是老样子。我们向它们作演示，它们则拿出它们那一方的相关公式，但不会主动提出什么，也不回答我们有关七肢桶知识领域的问题。”
有了七肢桶语言Ｂ的知识，人类自发产生的、具有交流功能的一句句口语对话变成了仪式，人人都在执行这个仪式，背诵自己的台词。
韦伯阴沉着脸，“好吧，我们看国务院怎么说。也许可以安排某种交换礼物的仪式。”
语言也和物理现象一样，有两种理解方式：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从目的论的角度。于是可以说，语言是发送信息的工具，因为我说了，所以你听见了；也可以说，语言使预先知道的计划得以成为现实。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上校。”我说。
这是一句双关语，但绝大多数人听不出来。一句私人笑话，别逼我解释。
虽然我已经精通了语言Ｂ，但我知道，我仍旧不能像七肢桶一样体验世界。我的意识是人类的意识，我的语言是线性语言，这些已经定型了。这一点，无论怎么熟悉外星人语言也不能完全改变。我的世界观是人物与七肢桶的混合物。
在我学会以七肢桶语言Ｂ作为思维工具之前，我的记忆仿佛是一截烟灰，意识的香烟连续不断燃烧着当前，遗下一长条无数细小微粒组成的烟灰。学会七肢桶语言Ｂ之后，有关未来的记忆好像巨大的拼图游戏的拼板，一块块拼合起来，每一块都是过去或未来的岁月。它们并不依次而来，顺序拼接，但不久便组合成为长达五十年的记忆，这是我学会语言Ｂ、能够用它思维之后的记忆，从我与弗莱帕、拉斯伯里的讨论开始，直到死亡。
通常，七肢桶语言Ｂ影响的只是我的记忆，我的意识则和从前一样，好像香烟上的火头，缓慢地、连续地向前爬行。不同的是，现在，香烟两头都是记忆的烟灰，没有燃烧的那一头也是一样。有时我也会被语言Ｂ完全支配，这种时刻，一瞥之下，过去与未来轰轰然同时并至，我的意识成为长达半个世纪的灰烬，时间未至已成灰。一瞥间五十年诸般纷纭并发眼底，我的余生尽在其中。还有，你的一生。
我用七文写下“进展…创造…终点…包含…我们”，意思是“我们开始吧”。拉斯伯里同意，幻灯放映开始。七肢桶另外准备了一台显示屏，在上面显示一系列图像，包括七文、公式。我们也有一台起同样作用的显示器。
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礼物交换”。已经进行了八次。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视镜所在的帐篷里挤满了人，有沃兹堡来的伯哈特、盖雷和一个核物理学家，研究各分支学科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军界大人物和外交官。幸好他们装了空调，帐篷里还算凉快。对方显示屏上的图像我们会录下来以后研究，弄清七肢桶的“礼物”究竟是什么。我方的礼物是展示拉斯科岩洞里的岩画。
我们全都挤在七肢桶的第二台显示屏前，试图在图像掠过时多少抓住点其中的内容。“初步评估？”韦伯上校问道。
“不是把我们的东西再一次传回来。”伯哈特说。上一次交换中，七肢桶们交给我们的是有关我们人类的信息，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们告诉它们的。国务院气得火冒三丈。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行为视作侮辱：这可能表明，在七肢桶的交换中，礼物本身的价值没什么要紧。仍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的存在：它们也许会向我们提供太空飞船驱动装置，或者常温核聚变原理，或者别的什么奇迹，让大家心满意足。
“好像跟无机化学有关。”那个核物理学家趁显示屏上图像还没有改变，指着一个公式说。
盖雷点点头，“可能是材料科学方面的东西。”
“说不定这回总算有点进展了。”韦伯上校道。
“我还想看动物图片。”我像个孩子似的噘着嘴，悄声说。只有盖雷能听见我的话，他笑起来，捅了我一下。我说的是真话，我真希望它们能像前两次一样，再给我们一份宇宙生物学报告。从那些报告上看，七肢桶所遇到的智慧生物中，以人类跟它们最为相似。要不再作一次七肢桶历史的报告也行啊。那些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显然经过预先处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推论。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有意思。我可不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