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孙中山决心已下，立场毫不动摇，于是国民党两大巨头便在会场上发生了公开争执。与会众人慑于领袖权威，大多默不作声。黄兴一气之下，竟然拂袖而去。
天津港码头上，孙黄两人依依惜别。孙中山面容憔悴，苍凉道：“同盟会成立以来，不论局势如何艰危，你我都是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如今革命成功了，孙文却留不住你了。”黄兴目视远方，沙哑道：“先生的做法黄兴不能赞成，但是黄兴从来没有怀疑过先生的人品。这些日子我思前想后，国民党可以没有黄兴，但是不能没有先生。我如果留在国内，难免要为小人利用，使我党走向内部分裂。黄兴——不得不走！”
巨轮缓缓离开码头，渐行渐远，终于消逝在水天交际之间。孙中山依然如岩石般凝立着，直到日落西山。
国民党内威望资历足以与孙中山比较的，只有黄兴与宋教仁两人。黄兴出走海外，为的是避免党内分裂。可惜事与愿违，孙中山虽然可以利用其个人威信暂时压制住党内的反对派，但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并非两党巨头的争斗，而是两大政治利益集团的矛盾。
事实上，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走亲共路线，已经触动了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军政分立更加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本来黄兴是替代孙中山的最佳人选，可是黄兴走了；宋教仁也是一个理想人选，可是宋教仁是孙中山亲共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于是——
1914年3月20日晚10时，上海。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宋教仁出现在沪宁火车站上，即将搭乘火车返回北京。黄兴出走后，身为国民党三大巨头之一以及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此刻的宋教仁已是国民党内外公认的总理接班人了。
这次宋教仁是奉孙中山之命南下，视察各地军政分立的推进情况。初到江南之时，就收到了一本附着匿名信的空白支票，信中称此票可以自由签发，绝不退票。宋教仁自然明白支票主人们的用意，只要他改变立场，不仅可以得到巨额金钱，还能得到反对派的全力支持，甚至有希望直接取代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这本支票只不过是颗小小的探路石。宋教仁作为一名矢志不移的革命家，自然不会为其所动，当着众人就把支票销毁了。
在其后的视察中，宋教仁铁面无私地执行中央政令。所到之处，对不遵党纪的地方大员毫不留情，以总统特派员和中执委的党政双重身份，临机处置了十多起省府与督府之争。此刻已是回京复命的时候了。
车站上有专供贵宾使用的接待室，宋教仁和送行的人们在室内稍作休息后。10点40分，吴仲华来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引路，依次行进的是拓鲁生、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人，鱼贯走到入口的剪票处。当宋教仁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时，一声枪响传来。
几乎在枪响的同时，宋教仁用手捂着腰间，身体摇摇欲坠，大声叫道：“我中枪了，有刺客！”众人闻言大惊，一下子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宋教仁身上。却不知远处有一个穿着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已经从人群中挤出，不顾一切地夺路狂奔了。
枪响前的一刻，另一批送行人员于右任等人正匆匆赶近月台，行进间听到枪声，连忙跑步到了入口处，恰巧看到宋教仁中枪。只见他一手扶着右腰，一手扶着身边的吴仲华。立刻被吓得面无血色，喊叫着围拢过去。
数秒钟之后，于右任首先镇定下来，急促道：“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说着跑向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教仁扶上车。留在原地的送行人员则负责指挥警卫追凶。
汽车一路急驶，开进了靶子路上的沪宁铁路医院。这时宋教仁的神志还相当清楚，用力把于右任的头拉近自己胸口，喘息道：“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情奉托你：1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3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于右任等人含泪答应。
宋教仁入院后，全院上下极其紧张，立刻组织最好的专家医师急救。会诊结果认为，病人伤势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开刀。为尽量争取时间，12时30分推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内取出子弹后，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病人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次集中五名外科医生开刀，清洗缝补肠道，取出了残留的食物和污血，然后缝合上创口。其间宋教仁几度昏迷，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说道：“我为调合党内矛盾费尽了苦心，可是一般人民必然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22日凌晨，宋教仁病情恶化，手脚冰冷，双眼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口中却不停说道：“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到4点多钟时，已经不能发出声音，只用黯淡的眼神环顾着四周，对众人依依不舍。
于右任、廖仲恺、范鹤仙等人围在病榻旁，于右任在他耳旁大声喊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泪珠，慢慢地，吐出最后一口长气。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治理论家，一代英豪，就在他高才英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明不白地与世长辞了。年仅34岁。众人伏尸恸哭。于右任捶胸跌足道：“我不甘心，我真不甘心呐！”
当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本党宋先生之丧，全体党员缠黑纱志哀。”远在北京的孙中山悲痛欲绝，严令共和国警察部和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全力追查凶手。消息传到刚抵德国的黄兴耳中，黄兴悲愤之余，联络党内其他同志，以宋的生前朋友身份致函上海警察厅，如果拿获正凶，他们立即赏一万中元作为酬劳。
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县长各自发出悬赏，都是抓住凶手者赏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者，赏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赏格。
消息传入民间，整个上海市都为之震骇，群情激愤，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噩耗正式发布后，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上海军管会时，前来送行的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人们目睹遗像无不肃然起敬。
此后，两万多人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追悼会，挽联挂满了整个会场四周。孙中山亲自致悼词，中国共和党代表石铮、中华总商会代表盛宣怀、海军总司令代表杨林、各民主党代表、各大学代表、国民党各地支部代表等依次在灵前鞠躬。期间风云变色，天地阴沉，突然下起蒙蒙细雨。与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在北京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上，有二千多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其他许多地方分别举行了追悼会。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举国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教仁遗体国葬于上海江湾，出殡时由吴铁城等乘马前导，极尽哀荣。孙中山亲笔题写了一副极沉痛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墓地在上海闸北，为表示纪念，称作宋园。墓前塑造了一座铜像，作支坐侧思状，下面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宋教仁遇刺案，使得早已是风雨欲来的中国时局，更显扑朔迷离。这也是新生的中华共和国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件。一时间，宋教仁为什么被刺？是什么人行刺的？其幕后主使者又是什么人？各有说法，各种谣言不胫而走。不过最具有可信度的只有两条。
一是说国民党内讧，众所周知的是宋曾经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政见相左。如南京政府时代，宋坚主责任内阁，而孙中山则坚决不作没有实权的总统，力主总统制；国民党的改组，宋的策划和贡献很大，因而成为党内第二号领导人，许多人对他很不满。
第二种说法是共和党干的，宋教仁充满激情，才华横溢，领导下的国民党又是中国第一大党，自然威胁到共和党的存在。这种言论很具有煽动性，进一步激化了许多国民党人的排共情绪。
众说纷纭之际，一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即将浮出水面。
第五集 第七十五章 挥泪斩将
一
黄兴出走，宋教仁遇刺，国民党三巨头顿失其二，这不仅使国民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加深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可是同时，却造就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段琪瑞，陆军部现任次长。
粗看起来，段琪瑞在国民党内资历甚浅。不过在普通民众眼里，他却是位家喻户晓的共和国功臣。这个曾为袁世凯臂膀的北洋旧军阀，凭借其年前的精彩表演，和一些人的刻意炒作，摇身一变，成了誉满中华的共和志士。
之所以将段琪瑞推上前台，其实正因为他在党内资历太浅。既无门又无派，也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时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比绝大多数国民党宿老少了许多顾忌。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党政要员心甘情愿为他积极奔走。逐渐，一个彼此心照的共识迅速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临时参议院中形成了。
以孙中山的威望加共和党强援，若要在国民党内“倒孙”，那是痴人说梦。然而议会却是个例外的地方，议会是国家集中体现民意的机构，任何行政命令和党内指示都不能施加于议会，否则便是公然破坏共和，即使是孙中山也担不起这个大帽子。
1914年5月12日，临时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修改案》。要点是：将国家行政制度由总统制改成责任内阁制，设国务院，置内阁总理一职；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经选举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次日，段琪瑞当选中华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段琪瑞上台后，立刻宣称要改进内阁各部的办事效率。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国务院是国家办行政的机关，其中不应牵扯进过多的党派事务，要将国务院建设成超越党派利益的“超然内阁”，弱化党派影响。打着“国务院应多办实事，少谈主义”的幌子，却将一批激烈的排共分子安插进了各重要部门，对孙中山的军政分立令置若罔闻。
孙中山深感任用非人，怒不可遏，向参议院提出对段琪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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