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谢地，还好没有倒下。
“不是林肯，是斯沃德 ①。林肯已不再有执政能力了。”耳边响起了浑厚的男中音。这句话像救生索一样，把我从死亡边沿拉了回来。
车厢里充斥着浓浓的体味和毛料衣服散发出来的热烘烘的汉臭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像小狗一样，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地喘气。四周都是热气，令人窒息。
“林肯当然不再有能力执政了，可如今他被那该死的演员刺杀了，反倒成了圣人。”另一个人说，“现在没人敢反对他，他颁布的政策合不合理也无所谓。”
“不对，”第一个人说，“斯沃德一直利用林肯来执行他的意志。林肯是个呆子，他根本不会执政，看他处理这次战争的方式就知道了。”
第二个人哼了一声：“可是这场战争他赢了。”
“不对，”第一个人说，“这有所不同，我们是输了，可是北方连一个称职的将军也没有。”
我清楚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是那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对大卫斯总统的政策指指点点的人，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顽抗到底的南方人。
“格兰特还算称职，只是谈不上杰出。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任何军人都不能同里尔将军相媲美。”第二个人说。
“格兰特是个酒鬼，”第一个人说，“他的部下还不错，久经沙场，知道该做什么。”
车厢里奇热无比，不知火车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
不知道罗伯特牧师会不会给我姐姐写信，告知她母亲的情况。真希望这车是向东开往田纳西，而不是向北向西开往圣·路易市啊！
我的旅行袋，我唯一的财产，却落在了月台上！我转身走到车门口，可是门已经关了，摇了摇门把，不行，根本开不了。我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人能帮我。
“车门已经锁上了。”一位头发灰白的妇女对我说，她看上去还算慈眉善目。
“我的旅行袋落在月台上了。”
“噢，傻孩子。他们不会让你下车去拿的，他们不会让车上的任何人下车。”
我透过窗子向外看，可怎么也看不到那个旅行袋，却看到了几个士兵，于是我对着窗户敲了几下。有个士兵抬头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没有理我。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马上就要开了。我更加猛烈地敲着窗子，要是能把窗玻璃敲碎就好了。他们不明白我要干什么，要是明白的话，会帮我的。火车咔哒咔哒地前进，我在车里摇摇晃晃的。我的旅行袋！一定还在月台的某个角落里，里面有我和母亲的衣服，有毛毯，有我需要的其他东西！
火车出站了。我觉得难受极了，就坐在地板上独自啜泣。地板不知被多少人踩过，脏得很。
起初火车开得很慢，而后速度逐渐加快。我继续坐在地板上，伴随着这咔哒咔哒声摇来摇去，有点不成体统，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如今，我的命运在别人手里捏着，除了忍耐，我啥都做不了。我一向都是有忍耐力的。我试着服从命运的安排，可心中的某种东西并未完全屈服。我一直未能保持基督教徒的心境，而是像庭院里的小鸡，总是盯着那些细小的东西。我向来只顾眼前的东西，先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是我的母亲。煮菜没有糖的时候，我会用糖浆和蜂蜜代替。现在，我只管坐在地上，啥都不想，任凭自己在车上摇来晃去。
“孩子，孩子。”有人在叫。
那个头发灰白的妇女已关注我好一会了，只是我一直坐在地上摇晃，没留意。
“孩子，”她又叫我，“想要点水吗？”
我想要。她递了个瓶子给我。
“谢谢，”我对她说，“我们也带水了，可是在月台上挤车的时候掉了。”
“有人跟你一起啊？”
“有，我妈妈。”我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哭起来，“她年纪大了，当时月台上好挤，她被挤倒了，被人群踩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卡丽拉·克贝特。”
“我叫伊丽莎白·兰德，”那个妇女对我说，“欢迎你跟我一起。”她身上有一种给人很舒服的感觉，让我对她产生了信任感。她身材矮小，小巧的鼻子，灰色的眼睛，穿着一条灰色的裙子。她比我原先想的要年轻，也许只有三十几岁？
“你多大了，还有亲人吗？”她问我。
“十七了，还有个姐姐，叫朱丽娅，不过已经不在密西西比了。”
“那她住哪？”
“在田纳西州的布拉佛海滩边上，离杰克逊很近。”
她摇摇头说：“我不了解，是个好地方吗？”
“是的，”我回答说，“从她信里的介绍，听起来还不错。不过我已经整整十七年没见到她了。”战争期间当然没有人能够走得很远。我姐姐在田纳西有三个孩子，今年二十八岁，几乎赶得上这个妇女的年龄了，真是难以想象。
“你俩亲密吗？”她又问道。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亲密，但她是我的姐姐，我如今就剩她一个亲人了。希望罗伯特牧师会写信告知她母亲的情况，但不知牧师是否知道她的住址。看来我还得给她写封信。看完信后她一定会认为我本该多加小心才是。
“你一个人吗？”我问伊丽莎白。
“不，我的伙伴在前面几排。他没法找到跟我同一处的位子。”
她的伙伴是个男的？不是他丈夫，或许是她的兄弟？不过她要是想给他套个身份，定会说是她兄弟。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会不会是个骗子？常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说是有些妇女专门在旅途中猎取像我这样的单身少女。她们先同这些女孩子搭讪、交朋友，然后把她们卖到新奥尔良的妓院去。
有那么一瞬间，伊丽莎白的眼睛露出了一道凶恶的目光，不过这满满的一车都是顽抗的南方人，她没有机会绑架任何人。伊丽莎白像我一样，也是个失去家园的人。
还要一天一夜才能到圣·路易市，我和伊丽莎白就开始聊天。我们俩好像心照不宣，不谈论家庭，而是聊起了园艺。我仿佛看到了家里的花园，一大群蜜蜂在里面翩翩起舞。伊丽莎白是个裁缝，我不是，但我曾做过一些简单的针线活，于是我们就聊缝纫工艺，谈论给衣服着色如何困难。我们还谈起了缝补的手艺。我俩很长时间一直做着这门子活。
天黑了，因为没有座位，我只好继续在车门边上的地板上坐着。我累极了，可是在黑暗中，我所能想起的是人群中母亲那张脸和她张着嘴巴绝望的神情。我实在不愿去回想这一幕，可是我已经累得昏昏沉沉的。四周一片漆黑，只听到火车隆隆的响声和远处他人的窃窃私语。我坐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摇摇晃晃中时睡时醒。我做了好多梦，梦中我走进了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很像我的房间，可是屋里的摆设完全变了，于是我断定确是闯入了陌生人的房间，主人即将回来，会发现我的。醒来后再次入睡时，我又进入了那间屋子，浏览着屋里的东西。
天亮前我就醒了，整晚只是稍微得到了休息。由于整夜一直那样靠着，我的肩膀、屁股和后背都疼得要命，可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除了忍着痛，我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伊丽莎白打着盹，时而醒了，时而又睡着了，但我俩都没说话。
最后火车慢了下来，开进了一个城镇。列车在这个镇里开了好一段时间。这定是圣·路易市了。火车最终停了下来。太阳升起来了，像个烤炉一样烤得车厢热烘烘的。空气一动也不动。街上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其中很多是两层高的，我怀疑是不是这些建筑物把风都给挡住了。火车终于进站了。
因为我的位置在车门口，便第一批下了车。一名士兵打开车门，大声嚷着叫人下车。其实他根本用不着大声嚷嚷，众人早已一窝蜂地挤着下车了。起初我走在了前头，但我在月台后面停了下来。人这么多，恐怕找不到伊丽莎白了，但我还是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她被一个戴着圆顶硬礼帽的青年男子扶着，这个男子的神态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尽管经过了这么长的旅途颠簸，他仍然显得精神抖擞，充满活力。
我几乎想放弃跟他们打招呼的念头，可一想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又忍不住伸出手，拍了拍伊丽莎白的肩膀。
“你在这儿呀！”她叫了一声。
人们在一道壕沟口排起了队，等着进去。我们也跟着排队，沟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氨气味，呛得人直流眼泪。男女分成两队，中间有一堵墙隔开，女人们都在一起。我猫着腰往前，尽力不去注意其他人，不让裙子碰到脏东西。沟里面很可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母亲要是来这儿，会怎样？我又该怎么办？也许她那样走了更好，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吧！不过，这种想法也很可怕。
“孩子，”出壕沟的时候伊丽莎白问我说，“怎么啦？”
“里面太可怕了。”我说。我不该哭，可是我真的好想回家干干净净的上床睡个觉。
她递了块饼干给我。
“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我推辞说。
“别担心，”伊丽莎白说，“我们还有很多，足够了。”
我不该接受的，可实在是饿极了，有点东西填肚子，感觉会好一点。
我开始想象我们即将前往的那个要塞会是个什么样子。有睡觉的地方吗？还是只有简陋的棚屋，或者更糟，只有帐篷？不过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状况会比火车上的那一夜更糟糕的了。就算要在帐篷里呆着，我也会好好地享受一下。
“接下来的光景会比现在好一点吧？”我对伊丽莎白说，她笑了笑。
她给我介绍她的伙伴麦克。麦克长得和她有几分相像，足以充当她的兄弟。不过我觉得他俩不是姐弟。我决定不过问，他们要是想告诉我，会主动跟我讲的。
我们站在一起，一言不发。这时候月台前边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个女人正沿着月台朝我们这边跑过来。她黑色的裙子一股烟似的飘了起来。月台上人很多，可她还是径直地往前跑，好像这些人并不存在。她边跑边喊：“不要，不要……不要碰我！肮脏的手！别让他们碰你！别上火车！”
人们给她让出了道，士兵们都到哪儿去呢？她的上衣质地很差，破烂不堪，缝口处都裂开了，裙子油腻腻地黏在一起，上面满是污渍，脏兮兮的，一张脸瘦得皮包骨。她继续大叫：“禽兽！那儿啥都没有！人们没有东西可吃！那儿除了印地安人，啥都没有！他们把我们赶到那儿，可那儿啥都没有！”
我以为她会从我身边跑过去，想不到她竟停了下来，抓住我的胳膊，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她双眼明亮，嵌在黑色的脸上显得有点苍白。她疯了。
“我们快饿死了，所以我们去了那个要塞，可那儿啥都没有！你们去了也会挨饿的，像印地安人那样饿死！他们想让我们都死掉！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疯女人对着我的脸大声尖叫。她唾沫横飞，溅得我满脸都是，那唾沫热乎乎的，如同她呼出来的气。她的手瘦得筋骨都露出来了，但却很有力，我挣脱不开。
几个士兵过来抓住她，使劲地从我身边拉开。我蹲了下来，胳膊被她捏得好痛，站都站不起来。
伊丽莎白把我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