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门进去，卡佳坐在一捆还在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面前，好像正为什么事而难过。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说１０点钟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要着火，这是她刚从报上读到的消息，她现在得去提醒他们一下。我问最后详细情况怎么样，她支吾着说有个孩子差点给烧死。
我们走出报亭，卡佳锁上门，却把钥匙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们跑步来到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这是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一切都很正常，丝毫没有要着火的迹象。我们走进楼里，孩子们正坐在餐厅里准备吃饭。卡佳在门口向两个正在忙碌的保育员招手示意。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有什么事。卡佳告诉她１０点钟左右这幢房子要发生火灾，建议她赶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附近居民家里。我则往消防队挂电话。对方认真地询问我起火时间，是什么东西着了火。我告诉他暂时还没有着火，但１０点钟会着的。对方认为我在开玩笑，非常不满地挂了电话。
这时幼儿园主任来了，她以为我们是来检查幼儿园的消防措施的。她把我们拉到墙边，让我们读《火灾时转移孩子的规定》，可是我认为它在这幢楼里根本行不通。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１０点了。我问灭火器在哪里。主任说原来墙上挂着三个灭火器，但有一次其中一个掉了下来，差点砸伤人，只好把它们挪到库房去了。我着急地大声质问她为什么灭火器不在原处。主任这才有些害怕起来，赶紧叫清洁工去把灭火器提来。卡佳命令保育员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服。她们仍旧不太相信，动作犹犹豫豫的。
餐厅里有５０个孩子，楼上还有１２０个。我开始把堆在楼梯口的东西搬走。卡佳又给消防队挂了电话，对方似乎相信了她。厨娘浇灭了炉灶。大家开始切断各个取暖炉的电源。
当清洁工提了两只灭火器跑进来的时候，一股浓烟涌进了楼道。冻住了的灭火器起不了多大作用，木板很快烧了起来，幸好大多数孩子已经被转移到附近电影院的休息室里。２０分钟后，消防车来了。
为了把最后一批孩子转移出去，卡佳托住坍塌下来的木隔板，让孩子们通过，并命令我到室外的窗台下去接孩子。可她自己却没来得及跑开，着了火的木隔板把她压在了下面我坐在疾驰的救护车里，握着卡佳冰凉的手。
手术室外，我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医生说他们会竭尽全力的，我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我焦急地等待着。一位年轻医生走出来对我说卡佳需要植皮，大约要５０个左右的志愿献皮者。
我找到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同学，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他说明。他立即带我到会议室，研究小组正在那儿开会。我那位同学进去对组长悄声说了一会儿。组长立即向全体与会者说了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感动，踊跃地要求献皮。全组成员分成几批来到医院。
下午我被允许进入卡佳的病房。卡佳的脸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烧掉了睫毛的两只大眼睛和隐约可见的嘴唇。我想对她说些什么，可话全卡在嗓子眼里，只是强作笑脸，冲她点点头。
我从医院出来时，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脑子里空荡荡的。我不知不觉来到了卡佳的报亭，突然想起钥匙在我口袋里。我开门进去，一张报纸放在桌上。我立刻在事故栏里读到了一则简讯，上面写道：昨天上午十点，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由于电路故障而发生火灾。在抢救孩子的过程中，卡佳·斯米尔诺娃牺牲了。
不，报上写得不对，卡佳还活着。我猛然看到旁边有张被揉皱了的报纸，隐约想起早晨好像听到过卡佳揉报纸的声音。我急忙把它打开来，这也是一张明天的报纸，也有关于这场火灾的报道，但上面说牺牲的是我德米特里·叶戈罗夫。
我的太阳穴咚咚地跳了起来，卡佳今天完全是为了我而选择了牺牲自己。本来应当是我托住塌下来的木隔板，而她却让我到室外去干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事。
我深信一定还有第三种内容，只是卡佳没来得及找到它。
她找到第二种内容的报纸，知道我不会死，她就满足了。我又翻出一份报纸，上面写着德米特里·叶戈罗夫牺牲了。接着好几份也一样。
我终于找到了！它才是正确的：许许多多人为卡佳能活下来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决定出售这份报纸，我要把这则消息告诉每一个来报亭的人，卡佳不会死。
天很冷，没有人光顾报亭。我索性拿着报纸到街头去散发。我以为大家会把我当成疯子，但行人都纷纷接过报纸，停下来向我打听卡佳的情况，并真心地祝愿卡佳平安。我告诉他们，是卡佳每天为他们选择好天气，是卡佳为他们除去隐患，是卡佳预先防止了街上的车祸是卡佳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安宁。
大家相信了我的话，现在卡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是乌斯季曼斯克的女王了。我知道卡佳不会死，因为这是大家的希望。
《慢雕塑》作者：＇美＇ 西奥多·斯特金
她见到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算得上什么人物——实际上，许多人也不了解他。当时，他正在山间果园的一棵梨树下干着什么事情。大地散发着夏末和风的气息——青铜味，闻起来像是青铜的味道。
他抬起头，看见一个２０来岁的轻巧女孩。落入他眼帘的，是她那毫无畏惧的脸庞和眼眸。女孩眼睛的颜色和她的头发一样，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因为那秀发是赤金色的。而她也正低头注视着他这个４０多岁的、遍身体毛的男人，注视着他手里的那一个装有金属叶片的验电器。她蓦地感到自己可能打扰了这个人。
“噢——”她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显然还算得体。
因为他点了一下头，并且说：“你拿着这个——”既然是这样，她当然就可以认为自己并没有妨碍他了。
她跪在他身旁，接住了他递过来的仪器，并在他那两只大手的帮助下，准确地握住了它的相应部位。他往稍远处走了一点儿，然后用一个弯曲的叉子敲击自己的膝盖。
“你那里的仪器有什么反应？”
他的声音很有魅力，以至于能引起陌生人的关注和倾听。
她盯着验电器玻璃罩下面那对灵敏的金色叶片。
“两个叶片正在摆动，想要移离对方。”
他又用那个弯曲的叉子敲击了一遍膝盖。两只叶片在某一股力量的挤压下，彼此分离。
“移动了多少度？”
“你用叉子敲击的那一刻，移动了大约４５度。”
“好——那差不多就是我们想要的。”他从皮夹克口袋里拿出一袋白垩粉，往地上撒了一小撮，“我现在离开这儿。你留下，就呆在那里，然后告诉我两个验电片分开了多少距离。”
他一边以Ｚ字形绕着梨树转圈，一边敲击着叉子，她则用嘴报着数字——１０度，３０度，５度，２０度，０。当金色指针的移动范围达到最大值—叫０度或比４０度还要大时，他往地上洒了更多的白垩粉。等他绕完一圈后，梨树周围便留下了一圈平整的、呈卵形的白点。他拿出一个笔记本，把它们和树的位置画在上面，然后收好本子，从她手里取过验电器。
“你刚才是在找什么东西吗？”他问她。
“没，”她说，“……哦，是的，我是在找东西。”
他笑了，虽然笑的时间很短，她却仍在他脸上找到了令人惊异的表情。
“要是在法庭上，你这样的回答可不合规范。”他说。
她扫视了一眼夕阳下闪着金属光泽的山丘。它上面没有太多的东西——有岩石，有夏天的野草，大概还有那么一棵树，以及果园。任何人要是想来这里，都得走很远的路。
“你问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她回答完，试着微笑，却涌出了泪水。
她为此表示歉意。
“你为什么哭呢？”他问。
开始交谈以来，他问这种追根究底的问题，她还是第一次碰到。她无法回答。烦恼——永远不会减少，有时反倒会增多。
“哦——当着别人的面，—个人不应该让自己的内心情感爆发出来。”
“但你却让自己的愁思爆发了。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一个人’是指谁。”
“我——我想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这么回答，如果你硬要问我的话。”
“那就实话实说吧。把‘他认为我很……’这类问题放在心上，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那可没什么意思。无论别人的评价怎么样，我都只会思考我应该思考的东西，从不更改或放弃。要不——你下山去吧，那样就永远也不用说什么给我听了。”她的脚没有动，所以他补充道，“那么试着说真话吧。一件事如果很重要，那肯定也会很简单。而如果它很简单，那就很容易讲出来。”
“我就要死了！”她哭了。
“我也是嘛。”
“我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
“到屋里来，我看看。”
他没再说一句话，就转过身，移步穿越果园。她的头脑里掠过一丝惊悸。她变得愤慨。她绝望中充满一种非理智的希望。她发出了一阵急促的、令人意外的笑声。她站着盯住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发现自己正跟在他后面奔跑。她问自己：“我这是想干什么？”
在果园边缘一条通往山地高处的路上，她赶上了他。
“你是医生吗？”
“不是。”他回答完，继续往前走。她再次站住，用手拉着自己的下嘴唇，然后再次跑去追他。他对此视而不见。
“我脑子肯定不正常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条花园小径赶上了他。
她自言自语：他一定知道我脑子不正常了，因为他一声不吱。花园里长着傲然的菊花，还有一个池塘。在池塘里她看到了一对金翅雀鱼——不是金鱼——的银色鳞光。那是她所见过的最大的金翅雀鱼。然后落入眼帘的——是屋子。
这间屋子简直是花园的一部分——似乎是以繁茂的枝叶为屋顶，以山体的岩壁为屋墙的（这些岩石的块头极大，可不是一般的小石子）屋子不但耸立在山表，而且还深深地嵌入了山体里。它的屋顶和地平线平行。闪着光的、点缀着饰物的屋门（上面还有箭矢射穿后留下的两个孔洞），向他们徐徐打开。但门口并没有人。门关闭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声息，也没有关门锁或上插销的滴答、丁当声。它将他们和外面的一切完全隔绝。
她背靠着门站住，看着他穿过房间的中央通道——那好像是正中央的走廊，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穿过走廊，是一个闪着玻璃光泽的五角形天井，它的顶部向上敞开，让屋里的一切暴露在天空之下。那儿还长着一棵盆栽树——一棵柏树，要不就是杜松一盘根错节，就像或曲卷或平直、如同雕塑一般的日本盆景。
“你不想过来吗？”他说着，打开了天井后部的一扇门。
“这个盆景的高度不足15英尺。”她评价道。
“眼力还行。”
她缓步走过来，注视着盆景。
“你照看这个小家伙有多长时间了？”
接下来他回答时用的语气，说明他对她的这种问法非常满意。你要是问盆景的主人“你培植这棵盆景有多少年了”，那将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