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午饭，我穿上大衣，走出了住所。此时，母亲正在后面的洗碗池边洗碗碟。
像我们家那样的房子，所谓的洗碗池位于起居室的厨房后面，里面又黑又潮，散发着恶心的味道。那是一间地下室。屋里有一个煤窖，那是一个脏兮兮黑乎乎的坑，上面没有盖。从里面扩散到凹凸不平的砖地上许多细碎的煤渣，脚踏上就吱吱地响。我们的洗碗池比起一般家庭的带要肮脏。那是每顿饭后都要洗涮油腻的地方。空气中飘浮着冷却的汽体，弥漫着煮熟了的大白菜的气味。凡是放过平底锅和铁壶的地方就会留下一块被煤烟弄脏的印记。下水管道的筛网上留有许多土豆皮，还沾有许多难以形容的令人恶心的杂物。这间屋子的“圣坛”就是那个污水槽。那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槽，上面牢牢的一层油腻，让人憎恶去触它，甚至看一眼都恶心。石槽的上面是个冷水龙头。龙头的位置使水下落时，都会溅一身水。这只龙头就是我们的水源。在这样的地方，看到一个矮个子老太太迟缓却非常温和忘我地干活。她穿得脏兮兮，衣服原有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混浊的黑灰色；脚上穿得不太适合的旧靴子；由于经常劳作，手已粗糙变形；头发乱蓬蓬……这就是我母亲。看到她，你一定觉得很捌扭。冬天，她的手会变得更粗糙，她会不住咳嗽。
在她洗碗时，我走了出去。我要去卖掉我的外衣和手表，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她，远走高飞了。
在典当我的两件可抵押的东西时，我又为难了。我有点不想在克莱顿典当我的用具，因为，那儿的当铺老板认识我，他领我走到买枪的那家店门前。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会让一个人对我的事情了解过多。我最后还是去了克莱顿。我忘了得到多少钱。我记得要比我买去夏弗姆伯里的单程票的少许多钱。
为了谨慎，我又回到了公共图书馆查看一下是否有可能步行十几英里以缩短行程。我的靴子已坏得很厉害，左脚的靴底将要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穿皮靴去，只能拖着靴子走，我会发觉我的全部计划可能只是一场空。只要我轻一些走，靴子就还能用。我到海克街的鞋匠那儿，他说两天后才能把鞋修好。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了家，决定无论如何坐五点的火车到伯明翰。但是，我还是觉得钱很紧，我想再黄出点书什么的，我想不起屋里还有什么可卖钱东西。母亲的银器：两把银汤勺、一个银盐碟，早在四周前就典当了。可我还是想去搜索一下。
当我走上通往门的台阶时，我注意到加比塔斯先生发现了我。他忽然拢起红色的窗帘，眼里有一种果断的神情，然后就不见了。当我沿着走廊走时，他在我的面前突然打开门，阻拦了我。
我希望，你能把我想象成一个阻郁的大傻瓜，身上穿着简单的衣服。衣服所有磨破了的地方都有发光，脖子上戴着一条褪了色的红领带和一块绽开的亚麻布，左手依旧插在衣袋里，好像去抓。
加比塔斯先生比我矮。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他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一样。他非常聪明。我想他想像鸟儿一样。他有鸟所具有的魅力。可是，事实上，他身上缺少鸟的鲜明活力，而且，鸟也从来不气喘嘘嘘。他穿着当时的牧师的衣服。那种服饰现在看来似乎是那个旧世界的衣服中最最奇怪的了。他穿的是最便宜的廉价织物，由于剪裁不当，着装不合适，长长的裙子更突出了他的圆柱体型，更显得他的腿短。他戴着一副大眼镜。脖子上绕着一条白色的领带，看起来有点脏。在两排不太白净的牙齿间叼着一支荆棘制的烟斗。他的面色很白。尽管他才三十三、四岁，却已秃顶了。
对你们来说，他似乎是最最奇怪的人，完全不顾忌自己的形体美和举止的文雅。但是，在过去，人们却接受他，尊敬他。他一直活到一年前。不过，他晚年的形象却不同了。在我看到他的那天下午，他确实是个非常邋遢、非常笨拙、非常不注意开象的小矮个子。不仅他的着装稀奇古怪，而且，如果你把他剥得赤裸裸的，就一定会看到，由于肌肉松弛，良好的胃口，他的肚皮已鼓起。他的肩膀圆滚滚的，皮肤上有黄色的瑕疵。
“喂！”他说着，装作安闲，“好久没见到你了，进来聊聊。”
客厅里主人的邀请更像是一道命令。我特别想推辞，这会儿发出邀请可真不是时候。可我又没能立即想出一个借口。“好吧！”我有些不太情愿地说。于是，我进了屋门。
“你能进来聊聊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进一步说，“在这个教区，很难有许多机会进行睿智的交谈。”
我心中暗想：他究竟安得什么心？他用有点紧张的殷勤对我表示关怀，说话不流畅，一边揉搓着双手，一边转着眼珠从眼镜后看我。我坐在他的皮面沙发上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为什么，我就好像坐到了克莱顿牙医的手术室里。
“他们要在北海给我们制造麻烦，好像是。”他说着，语气里带有一种天真的兴趣。“我很高兴他们要打仗。”
他的屋里有优雅的氛围。这常使我心中不安，这气氛也使我感到压抑。窗下的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照像材料，还有他上次大陆之行的纪念像册。在用美国布装饰的壁炉两边凹陷处的隔板上，是我曾难以置信的大量的书……大约有八百本，其中包括这位可装的牧师的像册和上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挂在镜子上面的有大学盾形纹章的小木盾牌，以及挂在对面墙上的加比塔斯先生身着牛津大学的学生帽和长袍的照片更显示主人的学者身份。那面墙的中间是他的写字台。写字台是开放式的。我知道那里面是文件分类架，这东西不仅使加比塔斯先生显得有教养，而且表明他是文化人。他在那儿写有关劝告人生的文章。完全由自己组织文章！
“是的。”他说，然后站到了炉前的地毯上，“战争一定会到来。如果我们现在主动迎战，那么，事情就会结束了。”
他先用脚尖站立着，然后，又猛地将重心落在脚根上。他透过眼镜不屑一顾地看着他妹妹画的一张水彩画。画上是一束紫罗兰。那张画就放在餐具柜上边。柜里边放着他的餐具、茶具和油盒。
“对。”他说着，好像他就要照他说的干。
我咳嗽着，心里在想：这会儿我怎么才能离开这。
他请我吸烟。那种奇怪的旧习惯！我拒绝了。然后，我开始用一种信任的语气谈起了罢工那件可怕的事。
“战争和罢工是两码事。”他说着，一时显得很严肃。他说矿工们只是为了工会的缘故才进行罢工，这说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头脑。这话引得我想在这儿多留一会儿去争论。
“我不太同意这一点。”我清了清嗓子说，“如果工人现在不为工会罢工，如果他们破坏了罢工，那么，一旦出现了裁员的紧急情况，他们怎么过活？”
对此，他回答说：当老板正在按最低价格出售煤时，他们不可能得到最高的工钱。
我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老板们对待工人们不公平。他们得保护他们自己。”
加比塔斯回答说：“噢，我不清楚。我到福尔镇的时间还不长。我得说，这事不能只由老板们一方来解决。”
“那只有靠工人一方。”我延伸了他的话。
于是，我们终于开始争论起来。我想这真是一场费神的争论。我现在又没有脱身之计，而且，说话的语气已开始激动。加比塔斯先生的脸颊和鼻尖开始发红。但是，从声音里丝毫也听不出他的烦恼。
“你知道，”我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世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骑在其他人的脖子上拉屎撒尿的。”
“我亲爱的年轻人，”尊敬的加比塔斯说，“我同你是一样的。谁又不是呢？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产生对立。”
“你还没有觉察出这该死的制度的致命的弱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是吗？”他说，接着，前门传来了敲门声。就在他还没想好说什么时，听到母亲喊去开门。
“现在……，”我说着站起来，但他不让我走。
“不，不，不！”他说，“这只是来为多卡斯收钱的。”他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不让我走。
“我们的谈话刚刚有点意思。”他坚持说。
这时，拉米尔小姐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较年长的小姐，在克莱顿教堂帮忙。他向她打招呼，她没有理我，然后走到他的工作台。
我依旧站在我的椅子旁，但不能走出屋子。
“我希望没打扰你们吧！”拉米尔小姐问。
“没有。”他说，一边抽出托板，打开了工作台。我不禁想要看看他将要干什么。
我正发愁无法离开他时，发现他正掏钱。当然，这钱与我上午的安排根本没有联系。我毫无兴趣地听他与拉米尔小姐的谈话。当他们说到沃利斯时，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那个小平抽届底似乎散放着许多一金镑硬币。
“他们太不讲道理了。”拉米
尔小姐火气很大。是啊，谁又能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中呢？
我从他们身旁走开，把脚放在炉围上，胳膊肘支在了铺着长毛绒布的火炉台上，开始留意起装饰在上边的那些照片、烟斗和烟灰缸。我在想，去火车站之前，什么是我马上须要思考的事情呢？
这时，我的思想有一次奇怪的跳跃，就像被强迫要去跃过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接着，我想象中加比塔斯关上抽届时，那些金镑似乎都没有了。这些钱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不想再打搅你们的谈话了。”拉米尔小姐一边说，一边向门口退去。
加比塔斯先生有礼貌地送她，为她打开门，把她送到门口上。就在这时，我有一种感觉，那些金镑就在我面前。
前门关上了。他又转回来了。我溜掉的机会过去了。
“我得走了。”我说。我有特别想要离开这间屋子。
“我亲爱的小伙子，”他坚持说，“我真不想让你走。当然啦，你一定有什么急事吧！”接着，他显然要改变我们谈话的内容，他说：“咱们还没有谈一下伯博尔的那本书。”
在我对他表示的含含糊糊的谦恭的背后有一种生气。好象必须适应他的想法。为什么我要装出一副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低他一等的样子。他问我对伯博尔的书的看法，如果有必要，我决定高傲地告诉他，那样，也许他会让我走。我坚持站立着，而是站在了壁炉角落里。
“就是去年夏天你借给我的那本小书？”我问。
“他逻辑严密，不是吗？”他说着，同时展开手指着沙发椅微笑着，示意要我坐下。
我没有再坐下。”我没有过多考虑过他的推理能力。”我说。
“他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最聪明的主教之一。”
“可能吧。但是，他用非常经不起推敲的事实在蒙人。”
“你这么想吗？”
“我想他不那么好。我认为他证明不了他说的情况。我认为基督教是不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是个蠢货。他的推理是不值一提！”
我想，加比塔斯先生的脸色比以往更苍白。他惯有的慈眉善目不见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得圆圆的惊讶极了，连脸也好像变形了。听了我的话，他的眉头也拧起来。
“听你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