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似的哭了……
她回来了，把茶一下灌进了我喉咙。茶有股怪味。檫木味？香柠檬味？还是曼德拉草根味？很难说托尔小姐有多大了。她把头发从中间分开，用发圈向后箍着。不会老的……不会老时。
真是谢天谢地，阿耶隆先生恰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他住在楼上，是个蔬菜水果商，一个体面的人物，性子有点急……他希望我能马上康复。他抱怨说自己也有麻烦，是脚上的毛病……我并不注意听他说话，那只不过是唠叨。真希望托尔小姐会走开。……脚趾——脚趾有点问题。……肿了，有三个，很疼。脑子忽然清醒了一下。我问他，他的名字是怎么拼写的。A…e…l…l…o。真奇怪，我从未想到是这样拼写的。嗯，我在想，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冒犯小女孩们的事。可能是在他店门前追赶她们。他鼻子上有个很明显的红点。明天，他就会得到一位长有脓疱的美国美人。
真是好，他和托尔小姐一起出去了。我必须把发生的事前前后后再想一遍。我得保持冷静。消逝吧。汝那迷人头脑的热病；显而易见，到处有巫术师。我是说女巫。小女孩们使得天下起了雨，还无关紧要地诅咒着可怜的艾杰罗。大人却击打着我的要害。如果我养有母牛，到这个时候它肯定已不再产奶。我该抗争？我该屈服？又有谁能知道绿眼睛后面隐藏着什么？厚厚长发掩盖下的头颅里有着什么念头？哞夫妇的生活，甚至生活本身，可怕得不堪回首。她（托尔小姐）为什么不给艾杰罗设个圈套？为何我这个奶白色的牺牲品会被选为希蒙神的贡品？问也没用。一旦女人在男人身上施了魔法，就没有几个男人能逃脱的。连对抗治疗法这位老先生在他的小黑包里也找不到能够治疗的药物。
字与字间都有联系，这真是太妙了。对抗治疗——同病源治疗——同源的；相像的、相同的，悲悯、感情、苦难；similia similibus——
小女孩们又在我窗下玩了，拍着手，唱着歌。好像是在唱：有个男友叫托尼，有通心面吃，有把大刀子，还有一个漂亮妻子；将永远过着好日子……肯定是对面的那个屠夫，他对小孩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力量！赐我力量！我好不容易才从皮夹里掏出两个硬币扔下窗去。哪个小女孩能不去捡掉在面前的一毛钱？英俊的绅听，用银子在我手掌划十字！——嗯？现在告诉她们我的故事……
我感到好多了。我想我再也不会见托尔小姐了，哪怕就一会儿。她打开了门，那扇前门。可当小孩们唱那首新歌时，她狠狠地关上了门。
艾杰罗太坏了，可大家都为自己着想。
听着她们唱着歌渐渐远去。祝福她们吧，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我喜爱小女孩。她们的歌声那么甜美，那么无邪。
我的男友很快会康复，
还会成为大富翁。
没有一位女人会苦闷，
也不会急着去结婚；
二加二等于四，
还有一个把苦吃。
我希望人有钱了还会幸福。我得问问艾杰罗，西西里罗在哪里。
（许春奇 译）
５０年代的颂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科幻小说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年代。随着杂志像雨后沙漠中的野花一样茁壮成长，这个时代本身也开始了疯狂的发展。在沙漠中央，绿洲被坎贝尔的《惊奇》所主导，而鲍彻的《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和戈尔德的《银河》显然也可以与它平起平坐。
作家往往喜欢用人们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故事来充实杂志。春天就在眼前，夏天的丰收不会太远了。然后杂志一本接一本地衰败，作家一个接一个跳到了其它文学样式的写作或其他活动中去。沃德·穆尔继《大赫年来临之际》后只写了一部科幻长篇小说。查德·奥利弗则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人类学。弗兰克·罗宾斯与另一个退业者托马斯·斯科舍合写了一些灾难小说。西奥多·科格斯威尔投身于教学和写博听论文。马克·克利弗顿死于１９６３年。就是罗伯特·谢克利的打字机自１９６０年来也几乎沉寂了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艾萨克·阿西莫夫转向科学写作，弗雷德里克·波尔转向编辑；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则为“假日”杂志写作。另外还有诸如米尔德里德·克林杰曼、雷蒙德·班克斯、弗·莱·华雷听、罗德特·阿伯内西等人。
一些人找到了更富报酬的职业。一些人写了自传，也有一些再也找不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市场或者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巴里·马尔兹伯格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本小说集中的前言中写道：这是夏末季节。他声称造成这个原因部分是由于主要报摊分配者的分裂，由于美国新闻业及接踵而来的许多杂志的失败，发行量的减少，还有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影响，亨利·库特内和西里尔·考恩布鲁斯的逝世，安东尼·鲍彻的退休，霍勒斯·戈尔德的病退以及日益衰败的书刊市场。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原因都与小沃尔特·米勒（１９２２－ ）无关。他出生并大半时间都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海边，其间有两年在田纳西大学读书。他在二战中服役，参与了五十三次战斗任务，另有两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主修工程。他从一次汽车交通事故恢复后即开始写作。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麦克道格的妻‘子》，刊登在《美国信使》月刊上，他的第一篇刊登在科幻杂志上的作品是《多米死亡的秘密》，刊登在１９５１年１月号的《惊异故事》上。他最著名的小说包括《人性的条件》（１９５２）、《十字架》（１９５３）及《前锋》。最后一篇小说获１９５５年雨果奖；《架线工》是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
米勒唯一的长篇小说是《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１９６０），而他的短篇小说则被收集在《人性的条件》（１９６３）、《从星星看世界》和《沃尔特·米勒科幻小说集》中。《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曾获雨果奖，被翻译成五种语言，在美国出版过四种精装本和至少二十种平装本，销量经久不衰，“颂歌”成功后米勒不再进行写作，也许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也许是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太大，减少了米勒继续写作的欲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米勒放弃写作并不是由于缺乏读者的欣赏。
《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分三部分作为三篇独立的小说发表在１９５５年４月号《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在小说集中，题名为《第一首颂歌》，接着１９５６年８月又出版了《又见黎明》，１９５７年２月又出版了《最后一首颂歌》。原来的故事在后来出版的书中被大量改写，例如第一个故事，在原来的杂志中占了十八页，这一节在书中占了九十八页，这不只是因为原来的故事充满了事件、人物及对事件发生后的反响，也是由于许多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样，原来的短篇始终是可以改编为长篇小说的最佳题材，这是在杂志中发表的科幻小说的典范及其精华和成功的展示。
《第一首颂歌》是一个灾难后的故事，也就是说，它是与灾难后的事件有关的，而不是灾难本身。最早的灾难后故事（和灾难故事）也许是诺亚和他家庭的自述。在科幻小说中，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是第一部灾难小说；然后是英国陆军中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爵听的《杜金战役》（１８７１），Ｈ·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１８９５）、Ｍ·Ｐ·希尔的《紫云》（１９０１）、乔治·艾伦·英格兰的《黑暗和黎明》（１９１２）及许多其它作品，包括威尔斯的《有彗星的日子》（１９０６）、《未来的样子》（１９３４）及罗恩·哈伯特的《最后的禁令》（１９４０）。
原子战争后的灾难故事最早开始于１９４３年的小说，名为《夜间冲击》，作者为劳伦斯·奥唐奈、亨利·库特纳和Ｃ·Ｌ·穆尔伉俪，紧接着是奥唐奈的长篇小说《泼妇》（１９４７），帕特·弗兰克的《啊，巴比伦》（１９４９），朱迪斯·梅里尔的《壁炉边的阴影》及许多其它作品。编辑把它们列为他们最不喜欢的陈词滥调之一。米勒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灾难后的时间置于十分遥远之后，还涉及到了更新后的修道传教的观点以及在语言和人物方面细腻的叙述手法。
《第一首颂歌》部分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像民间故事一样简单明了；此外还在于显明的对比：在读者所了解的复杂的现实与世纪间代沟所产生的扭曲之间的对比；在对信仰的解释和人物缺乏教养之问的对比。
小说对读者想象力的基本要求是：文明又一次遭到毁灭——这一次是城内的人来破坏文明，而不是城墙外的野蛮人；天主教教堂则扮演了一个类似于中世纪僧侣在保藏和抄写希腊和罗马手稿时的角色，莱博维茨阶层的修道听则保护着手册和蓝图。
显然，小说更多地涉及了宗教动力的体制和细节，以及宗教象征和寓意，对基本信念也做了更丰富、更难懂和更深思熟虑的处理，但如同《第一首颂歌》，它也涉及了许多人物、人物间关系及情节。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那是一个转折点。
《第一首颂歌》＇美＇ 沃尔特·米勒 著
要不是在沙漠中遇到了这个束紧腰带的圣地朝拜者，弗朗西斯·杰勒德这个来自犹他州的年轻修道听将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神圣的文体。当时，他正在沙漠中进行大斋节期间的需戒。实际上，弗朗西斯·杰勒德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腰带束紧的朝拜者，但是一眼他就确信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朝拜者。这个朝拜者身材瘦长，年纪看上去较大，拄了一根棍子，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织的帽子，胡须很浓密，下巴周围都是黄沙。他走路一拐一拐的，一个肩上扛着一个皮革制的水袋，他的腰用一根破的粗帆布扎紧，这是除了帽子和凉鞋外他身上唯一的衣服，一路上他吹着不成曲调的口哨。
这个朝拜者沿着高低不平的道路从北面曳足而来，朝六英里远的莱博维茨修道院走去。这个朝拜者和修道士隔着一堆空旷的碎石对视了一下。他停了下来，开始注视起修道士来，而修道士由于在斋戒日内有一些独居规定的要求，迅速转移目光，继续干活；他在搬岩石搭建他的临时住所，以防狼的袭击。也许十天没有吃仙人掌及水果，身体虚脱，修道士弗朗西斯发觉自己的头一阵阵剧烈晕眩，周围的东西不断在眼前发亮，随着黑点晃动。他起初还在怀疑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幽灵是不是由于饥饿而产生的幻觉，但过了一会，它竟跟他高兴地喊“镇静”。
这个声音很悦耳。
根据规定，斋戒日内必须保持缄默。这个年轻的修道士只能含笑害羞地朝着地下，不作回答。
“这是通往修道院的路吗？”这位漫游者问道。
这位新修道士朝着地上点点头，并拾起一些粉笔大小的石头。这位朝拜者踏着碎石朝他走来。
“你搬这些石头干什么用？”他问道。
修道士跪下并在一块大平石上迅速写道：“独居，缄默。”
如果这位漫游者能理解的话，就能知道他在给自己创造一种犯罪并忏悔的机会，也许就会平安而体面地离去。但看来朝拜者似乎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