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
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
“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
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
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
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
就这么回事。
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
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关系。他向他们谈起他父亲收集的刀枪、刑具、脚镣等等。韦锐的父亲是个装修水管的工人，他确实收集了这类东西，而且为它们保了四千美元的险。他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
许多收集这类东西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社团，他是其中一员。
韦锐的父亲有一次给韦锐的母亲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夹刑具，作镇纸用。还有一次他给她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一个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铁姑娘”是种中世纪刑具，可以说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锅炉，里面布满了铁钉。女人的正面有两扇带铰链的门。犯人放进去以后，门就慢慢地关起来。正对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两只特大的钉子。锅炉的底部有一条血槽，排出全部血水。
就这么回事。
韦锐曾经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谈起“铁姑娘”，谈起它底部的那条血槽及其用途。他还对毕利谈到达姆弹①。他还谈到他父亲的大口径小型手枪，这种枪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但却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大蝙蝠在它里面飞都碰不到翅膀”。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软头子弹。】
一次韦锐高傲地与毕利打赌，说他肯定不知道血槽为何物。
毕利猜想那就是“铁姑娘”底下的那条血槽，但是不对。所谓血槽就是剑或刺刀上的那道浅槽。
韦锐向毕利谈到他在书上读到，在电影上见到，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巧妙的酷刑——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刑罚。他的一个发明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他问毕利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毕利答不上来。原来正确的答案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就这么回事。
此刻，当韦锐与毕利和侦察兵等人遭到射击后躺在战壕里时，他让毕利仔细端详他的匕首。这把匕首不是政府发的，而是他父亲给他的礼物。刀口长十英寸，它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铜环，韦锐粗壮的指头就套在这些圆环中。这些圆环很不平常，它的四周还有倒刺。
韦锐把这些倒刺放在毕利的颊旁，轻轻地刺着他的脸蛋说：“尝尝它的滋味，怎么样——嗯？嗯——？”他问道。
“不好受。”毕利说，“你知道刀口为什么是三角形的？”
“不知道。”
“这样，它留下的伤口就不能愈合。”
“噢。”
“它会在身上留下三面的伤口。用一般的刀砍人，只会留下一条裂口。对吗？一条裂口一下子就愈合了，对吗？”
“对。”
“放屁，你懂什么？你们大学里教些什么鬼东西呀？”
“我在那儿的时间不长。”毕利说，这是真话。他在大学里只呆了六个月，而且还不是正规大学，而只是埃靡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夜校。
“典型的大学生。”韦锐尖刻地说。
毕利耸耸肩。
“从生活中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韦锐说，“你会发现这一点的。”
蹲在战壕里的毕利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认为谈话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然而毕利有点儿想讲，对于三角形伤口他是略知一二的。毕利毕竟在童年时代的几乎每天早晚对酷刑和可怕的伤口进行过思考？毕利在埃廉市他的小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一位外科军医，会十分赞赏艺术家在再现基督的伤口时所表现的临床上的真实性。这些伤口包括矛和荆棘留下的伤痕，还有铁钉戳的洞。毕利的基督死得很惨，真叫人可怜。
就这么回事。
毕利虽然是看着墙上的那个可怕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长大的，却不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不信教。他母亲在该市附近好几个教章里作过代理风琴手。她演奏时，常常把毕利带在身边，也稍微指点他如何弹琴。她说等她断定那个教会正确后，就立即皈依它。
她从未断定出来。但她对于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却产生了强烈的喜爱。当他们的小家庭于大萧条期间到西部旅行时，她从桑大·费礼品店买了一个那种十字架。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企图从礼品店里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生活。
就这样，耶稣受难十字架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墙上挂起来了。
两个侦察兵一面在战壕里欣赏来福枪的胡桃木枪托，一面咬着耳朵说，又可以走出战壕了。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看一看他们是否被打中，也没有谁来结束他们的性命。向他们开枪的人显然离他们很远，而且是单个儿。
四个人从战壕里爬出来没有再遭到袭击。他们像不幸的大哺乳动物爬进大片森林，然后直立起来，并快步前进。这是一座阴暗而古老的森林。松树井列成行，中间没有矮树丛。地上覆盖着四英寸厚的积雪，雪上不见一点痕迹。这几个美国人却不得不留下足迹，它们像书上画的舞蹈图解一样清晰：起步，滑步，停——起步，滑步，停。
“就谈这些，你可别告诉其他人！”他们出发时罗兰·韦锐警告毕利·皮尔格里姆说。韦锐看起来像特威德尔丹姆或特威德尔迪①，一身包扎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战斗。他又矮又胖。
【① 此处系指矮胖子。】
部队发的装备和家里给他的礼物，他应有尽有：钢盔、钢盔衬垫、羊毛无边帽、围巾、手套、棉毛衫、羊毛衫、毛线衣、运动衫、上军装、短外衣、外套、棉毛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