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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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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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相信这种战斗是帮助中国人进行反思的一个途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正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了使小弟行为端正,不得不严责他。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本书的初衷是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它是一部对人性阴暗面的个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也有人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但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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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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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尔(democide是他杜撰的术语,包括了种族灭绝和政府进行的大屠杀),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甘暴行的系统、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编注)的一句话概括这个令人难忘的研究:“强权杀人,绝对的强权绝对地杀人。”拉梅尔曼现,一个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强权,它就越容易因其领导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阴暗的冲动驱使,向他国政府发动战争。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众多暴行,如果不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是由军队和皇族控制的强权驱动整个民族,实现少数拥有大权者的病:目标所导致的。
  我们还有第三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它或许也是最惨重一个教训。它存在于人们在接受屠杀上那种可怕的悠闲之中,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的恶行的被动的观众。当年,南京的暴行曾占据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时,大多数世人却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南京暴行的反应竟与最近人们对波黑和卢旺达暴行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万的人令人难以置信地悲惨死去的时候,全世界只是在看着CNN的新闻,袖手旁观。或许可以说,由于战刚屠杀十分机密和迅速,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地阻止纳粹党人的“最后解决”,直到盟军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惨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开始接受有关报道的真实性。但对于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杀,我们没有这样的借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凡乎我们每个人的起居室里也曾天天播放着波斯尼亚的暴乱。显然,只要罪恶离我们远得不足以对个人形成威胁,人性中一些扭曲的东西社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更有甚者,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在世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政府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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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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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中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从我开始写作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中国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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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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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使日本政府面对其战时政府罪行全部事实的运动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对官方否认战争暴行的行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跃的日本人认为,如果日本想在未来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须承认过去。1997年,日本复交友谊协会(一个民间团体。……编注)发表了以下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负,它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给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带来了苦难。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15的岁月中,日本一直发动着对中国的战争。持久的战争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受难者。在此,我们真诚地为日本过去的错误道歉,请原谅。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战争当做“圣战”,而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同本民族过去的残暴行径决裂,认清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它才无法将其可怕的“爱”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当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动去坚持真相,历史就会给他们带来如同其先辈一样声名狼藉的危险。
  对于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赔偿浩劫中的受难者。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屠杀的真相教育给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还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合上自己历史上污迹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话,这些早就应该做到的工作对日本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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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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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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