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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的前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雪——4英寸左右厚。当我打电话给里德马赫警长，他说雪地上只有她留下的痕迹，没有别的。我想他现在对我已经颁透了。晚上我没有再失眠；我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不是？
当我问他是否能看看警察局的照片时，他拒绝了。
当我问到是否那个小女孩的痕迹通向任何下水道或者排水沟时，紧接着的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里德马赫说：“我想知道是否你该去看看医生，麦克·汉伦？精神病专科的。那个孩子是被她父亲掳走的，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那个叫多里奥的男孩也是被他自己的父亲掳走的吗？”我问。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别管这些事情了，汉伦。”他说道，“让我歇会儿吧。”
他挂断了电话。
当然我已经读过了那些报纸——难道不是我每天早晨把报纸分发到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吗？那个小女孩，劳里·安·温特巴吉尔，在她的父母于1982年春天离婚之后，一直由母亲监护。警察局认为案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劳里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某地当维修工的航特。
温特巴吉尔，驱车到缅因州掳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认为，航特把汽车停在房子外面，喊他女儿，然后劳里就跟他走了——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他们对于劳里自从两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事实什么也没说。劳里父母的离异主要是因为温特巴吉尔夫人宣称航特。温特巴吉尔至少有两次企图猬亵劳里。她要求法院剥夺他看望女儿的权利，尽管航特强烈反对但是法院仍然同意了。里德马赫宣称法院的判决切断了航特与女儿的一切联系，因而可能促使他掳走了劳里。那样设想也许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试想一下，当三年未见的父亲叫她时，劳里是否能认得出来呢？里德马赫说是的，尽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两岁的时候。我不这样想。劳里的母亲说她一直教育劳里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与陌生人谈话——那是大多数德里的孩子必须很早就接受的一课。里德马赫说他将请求怫罗里达州警察局协助追踪温特巴吉尔，他的责任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拘留与否是律师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多少关系。”那个自高自大的胖猪在《德里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但是那个叫多里奥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幸福的家庭生活，德望老虎足球队队员，优秀学生。参加过1984年野外谋生夏令营。没有吸食毒品历史。有一个正在热恋的女友。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但是同样，他也失踪了。
他出了什么事？受到流浪汉的突然袭击？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后掩埋？或者他仍然在德里镇，和那些死孩子诸如贝蒂·理普瑟、帕特里克·霍克塞特以及爱德华·康克雷等人为伍。
我又开始干活了。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同一个地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结果只是使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影子我都会吓得跳起来。我害怕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我身前的一排书中间会突然伸出一只手，一只正在摸索着的手……
今天下午我又有一种几乎难以逾越的欲望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我甚至已经投完了404，那是亚特兰大的区号，我的前面就放着斯坦利。尤利斯的电话号码。举着话筒，我问自己是否已经确信——已经百分之百地确信；或者只是因为如此害怕不能再忍受孤独，想要找某个知情（或者将要知情）人来倾诉一下。
此时我仿佛听见理奇熟悉的声音……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你如此急切想要见理奇——或者他们中任意一个的时候，你就不能确信自己的动机。对自己说的谎话是最好的谎话，事实上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现在我只好假设那头自大的蠢猪里德马赫所说的可能正确：劳里可能记得她父亲，也许看过他的照片。我还假设不管家里人怎么教育孩子，一个能说会道的成人能够把她哄骗到自己的汽车里。
仍然有另外的一种恐惧困扰着我。里德马赫说我可能发疯了。我当然不相信，但是如果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疯子。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完全不记得我怎么办？麦克·汉伦？
谁？我不记得任何叫麦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誓言？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机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临的……等那一刻到来时，我就知道是适当的了。就像是两个大轮子要缓慢地撞击出巨大的能量，一个是我自己和德里；另一个是我孩提时代的朋友。
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会听到海角的声音。
我要等待。迟早我会知道的。打不打电话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1985年2月20日
“黑点”酒吧大火在德里镇生活了20年的人都不知道在德里曾经驻扎过德里空军兵团的一个“特殊”的新兵连。那个营房距离空军兵团基地的其他营房有半英里远。2月的天气，寒风肆虐，你可能不相信，半英里的路程会使行人冻僵或者冻伤，甚至冻死。
其他的7个营房里面都有燃油供暖，防风玻璃和绝缘设施，里面温暖如春。但是在那个住着27名士兵的新兵五连营房里面，只点着一个破旧的小火炉。绝缘设施只是在房子外面钉着的一些木板。一天有人出钱给营房装上了防风玻璃；但是就在同一天，他们因基地有任务外出，等他们晚上又冷又累地回来时，发现所有的玻璃都被人打碎了，没有一块留下。
那是1930年的事情。
一位五连的士兵在1937年服役期满后又回到德里镇。他就是我爸爸，他曾经告诉过我这样的故事：“1930年春的一天，我和另外4名战友外出，回来时在基地门口遇见了一位从南方来的白人中士威尔逊。看他不怀好意，我们几个人都给他敬礼。但是我偏偏又多说了一句：‘下午好，威尔逊中土。’他飞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我允许你和我说话了吗？’‘没有，先生。’我说。
“他把我的战友轰走，然后让我拿了一把铁锹跟他来到一块空地上。他咧着嘴笑着，指着地面问我：“‘看到地上的那个坑了吗？黑鬼？’地上根本就没有坑。但是我想不管他说什么，我最好和他保持一致；于是我回答说看见了。他扬起手就是一巴掌，一下把我打倒在地。鲜血不住地从鼻子流出来，滴在我刚刚换上的新衬衣上。
“‘难道你没看见那个坑已经被某个多嘴的混蛋填上了吗？’他冲我叫嚷，但是仍然在笑。我想他觉得很愉快。‘把坑里的上挖出来，快点！’”于是我就开始挖坑，干了快两个小时，很快那个坑就到我的下巴深了。等我完成的时候，坑里的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脚踝，我的鞋子里面也都是水。
“‘出来，汉伦。’威尔逊中士说道。他坐在草地上，悠闲地抽着香烟。我的全身都是泥土，更不用说衬衣上还有未干的血渍。他站起身，走了过来，指着那个坑问我：“你看到什么了，黑鬼？‘您的坑，威尔逊中士。’我说。
“‘好吧。我不想要了。’”他说道。‘我不想要一个黑鬼挖的坑，把它填上。’“于是我又开始填那个刚刚挖完的坑。等我干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天变冷了。他走了过来。
“‘现在你看见什么了，黑鬼？’他问。
“‘一堆土，长官。’我话音未落，他又打了我一下。上帝，麦克，那时我简直就要跳起来，用铁锹把他的头劈开；但是如果我那么做的话，除非透过铁栅栏，否则我将再也见不到蓝天了。我真想那么做——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
“‘那不是一堆土，你这愚蠢的黑猪！’他朝我大声吼叫，‘那是我的土坑！立即把上挖出来！快！’”我又挖了一次，接着他又让我挖，于是我又挖开了，接着他问我：‘干得怎样？’‘干得很好。’我立即回答。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即使我倒下，我也绝不放弃。怒火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
“‘好，我想修补一下，首先你把那个坑填上。快点！’”我能看见威尔逊脸上的好笑，我明白那才刚刚开始。于是我又开始填坑了。但就在此时，他的一个朋友拿着灯笼跑了过来，说长官突然视察，他已经耽误了。
“于是他就让我走了。第二天我到处罚榜去看上面有没有威尔逊的名字，但是却失望而归。我猜他一定告诉长官说，他错过视察是教育一个油嘴滑舌的黑鬼，而且有可能的话，长官还会给他一枚勋章。那就是当时德里第五新兵连的情况。”
父亲和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1958年左右。当时他就50岁，而我母亲只有40岁左右。我问父亲，既然德里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他还要回来呢？。
我父亲回答说，因为家里异常贫穷，祖父死于农场机器事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抚养，祖母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参军，靠他的军响养家。当时参军的时候，祖母让他隐瞒了实际年龄。当年他只有16岁。
他叹了一口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低下了他已经花白的头。
那时候，我们家在德里已经拥有了一个较大也许是最好的农场。
我们全家三口努力劳作，在收获季节，父亲还得雇用一些帮手。
他说：“我回到德里是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存在着同样的仇恨。并不是威尔逊中士教育了我，而是在‘黑点’酒吧发生的大火真正说服了我。你知道，麦克，一定程度上……”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的母亲，她正在缝纫。尽管母亲没有抬头，但我知道她一直在注意地听着。我想父亲也知道。
“一定程度上是那次大火使我变成了一个男子汉。大火中死去的人有60个，18个人来自五连。大火发生之后，连队全部撤走了。亨利·怀特逊……斯托克·安森……阿兰·斯诺皮斯……艾维瑞特·麦卡斯里……霍顿·萨托利斯……都是我的朋友，都在大火中丧生了。那场大火并不是威尔逊中士和他的朋友们放的，放火的是缅因州白人正派军团的德里分部。和你一块儿上学的某些孩子，我的儿子，就是他们的父亲擦着了点燃‘黑点’的火柴。这里我不想提到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
“唔，部分原因就是德里。”父亲皱着眉头，点燃了他的香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德里，我无法解释，但是同时我一点也不惊讶。白人正派军团就是‘三K党’的北方翻版。他们穿的衣服，干的事情都一样，都对黑人恨之入骨。大多数历史书谈‘三K党’多，谈白人军团少，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东西。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历史书都是北方人写的，他们羞于提起。在许多大城市都有那样的组织，但是在缅因州，德里镇是他们惟一获得成功的地方。
他们曾经猖狂一时。“
他停了下来，大口喘着气。
“但是大火过后，那些白人正派军团的成员一个个互相扯谎，都隐蔽起来了。”他的言语里充满了鄙视。听到这句话，母亲皱着眉头抬起头来。他又继续说道：“别忘了，是谁被杀死了？18个军队里的黑鬼，1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