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给蒙了……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栽这么大的跟头──我现在可是惨到了家──习亚兰溜之大吉，赵湘这个王八蛋又死了，显然追回那笔钱的希望成了泡影，这个窟窿太大了，即便是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短时间也不可能堵上……”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左总经理还请陈耳东见了他公司里的四五名知情的员工，他们均都提供了相同的证词。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陈耳东当时还是相信了他。
按照左某秘书提供的一张名片，陈耳东随后去了知春北路的那座塔楼。看了看梁子手上祝强的照片，门房告知，八层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才租的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忽然匆匆搬了家。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十分困惑，怎么也搞不清这个祝强跟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为了胁迫赵湘吐出那笔钱，他把赵湘打得折胳膊断腿倒还能让人理解，但很难设想这个只是被雇来讨债的流氓会杀人。倘若按照那位左总经理的说法，这笔钱多半是在那位抛他而去的习亚兰手里，这一点就更是讲不通。
然而，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祝强在案发之时到达过现场，所以陈耳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的追踪。
在另一条线索上，陈耳东一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月18日，也就是和那个倒霉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耳东决定与何芊那位企业家丈夫黄某见见面，于是一早去了河北省的涿州市。
为了躲过高峰时间的拥堵，陈耳东嘱咐梁子早点儿来接他。可他自己却起晚了，得知梁子已经到了楼下，赶忙草草盥洗一番，叼了片妻子刚刚炸好的馒头匆匆下了楼。
8点整，在当地警局的某位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一个准时上班、说话带有浓重的白洋淀口音的矮胖警察，在自己插有两面国旗的桌子后面神情严肃地接待了他俩。
听说是来调查何芊的丈夫黄玉忠，那位副局长显得相当谨慎，告诉陈耳东这位黄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旗下的黄氏乳品集团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效益在全省亦是名列前茅，而且是个民主人士，身为该市某民主党派的副主委。尽管如此，平日此人却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商务和一些推辞不掉的官方活动，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私生活。况且他所用之人大都是与自己血缘很近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里从他的周围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因此，那位副局长建议陈耳东暂不要与之或者身边的人正面接触，先从那辆可疑的皇冠车下手。于是他派了手下刑警队一位副队长，和一名交通队的警察，以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为名去了那家乳品公司的车队。
在一间车库里，陈耳东找到一辆与涉案车辆款式、年份十分相近的皇冠，但颜色却是浅灰色，而且因为故障，已经三个月没有行驶。于是，几个人又去了车管所查阅该市所有那一款式、年份的黑色皇冠车。他们一共找出35辆，随即，那位刑警队副队长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与他俩一起，一一核实案发之时该车辆的所在。
由于这种皇冠是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款车，其中不少已经几易车主，排查起来相当困难，那位副队长让陈耳东先回去，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两名部下。但一连几天，陈耳东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5月17日的晚上
如果你问我，在刑事警察陈耳东忙于侦破赵湘被杀案的时候，他的那位画家兄弟究竟在干些什么，我就必须把时间回到一天之前，也就是5月17日的晚上。
当陈耳东结束了对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左某的询问的那一刻，赵湘的兄弟赵鄂刚好也和那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走出了天津最著名的西餐馆起士林的大门。鉴于被问及当晚二人的去处时，画家在饭桌上显得有些暧昧，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请他前往自己的住所。
随后，当他那辆豪华跑车闪着灯拐入一条胡同，犹豫地停在一座杂院门前时，你会听到那个女人的一阵不满的抱怨。
“你这人怎么这样儿？”她嗔怪地说，“都已经来过两次了，却连路也不记得，看起来你根本就没把我……”
“不不，”赵鄂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那又是哪样呢？”女人追问，同时吃吃地笑着，似乎并不真的愠恼。
对此，这位风流的年轻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直到下了车，跟着她走进院子，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女人从小包儿里拿出钥匙开门时，他看见天井里的三五个老太太正抻着脖子朝他张望着。就在他打算扭过头的一刻，其中的较为年轻的冲他说：
“有日子没来了。”
“是吗……哦。”他含混地回答。
在女人的家里睡了一晚，这位赵老兄于第二天早上返回了马场道。因为那个警察选择错了房间，中午时分，他才在他兄弟的房门上发现那张“警民联系卡”。看了看背面上写的几个字，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是……刘警察吗？”赵鄂说，“我姓赵，您在我的门上留了张名片……”
“噢，赵先生？”警察说，“您来一趟派出所吧。”
“有什么事儿吗？”他问。
“嗯……还是见了面儿再说的好。”
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个前日去往他家的警察接待了他。警察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户籍档案，看了看上面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后诧异地抬起了头：
“这么说……你叫赵鄂？”
“是。”他回答，一脸困惑地等待下文。
“这个赵湘……”警察把一根手指放在了赵湘的照片上，“是你的孪生兄弟？”
“对。”他回答。
“他目前在北京？”
“对。”
“具体住址是……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对吧？”
“没错儿。怎么了？”看到警察凝重的神情，赵鄂的脸上终于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你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噢……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得知了自己兄弟的噩耗，赵鄂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连那身显然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都没有更换，便驾车去了北京。出了收费站，他按照马场道派出所给他的号码，与负责办案的警察陈耳东通了电话。由于陈耳东的准确指点，赵鄂沿着东四环径直向北，在20分钟后到达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大门口。
看见那辆悬挂“津”字头车牌的跑车，已经等在那里的年轻刑警小胡随即迎上前去。
“赵先生吧？”
当他下了车，正在锁门时，小胡上下打量着他问。
“是我。你是姓陈吗？”赵先生反问，“刚才我们通过电话……”
“噢，不是，”小胡摇了摇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片刻，刚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工作的陈耳东便和梁子匆匆从分局大楼里走了出来。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过，第一次见到这位赵氏兄弟时，陈耳东非常诧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两兄弟的一张合影，但这会儿，还是为他们的相像大为吃惊。当然，他并没有流露这一点，与这位打扮鲜艳，长相跟他一天前所见过的那具尸体完全相同的人握了握手，便叫赵鄂上了梁子的警车，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刑警队。
某分局刑警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是一座带院子的二层白色楼房。楼房建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四方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虽然门前没挂牌子，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鉴于某分局法医处在刑警队大楼的后院，不少像陈耳东这样的刑事警察要在这儿让手头儿案子里的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所以，除了经常在自家的窗户里看见一些里头塞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罪犯的警车进进出出，住在对面的那座楼房里的居民，时不时还会看见一些在警察的陪同之下，嘤嘤抽泣或者号啕大哭的男女老幼走出大门。而当赵鄂下了梁子的警车，跟着3个警察往里边走时，则刚好遇到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晕倒在院子当中。
进了楼内，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截连接另一座小楼的甬道，几个人来到太平间。在一间值班室的窗口，法医处的一个警察让梁子在一张登记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从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吩咐他们跟他走。
进了阴森冰冷的停尸房，看了看手中的登记簿，警察在一大排不锈钢柜子上找到了一个号码，随即哗啦一声拽开一只抽屉。
应该说，直到这会儿，赵湘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不过，当梁子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让他看了一张与他的长相完全相同，但却面色土灰的另一张脸时，他一下子就惊恐到了极点，浑身颤抖地朝自己的孪生手足望了约10秒钟，便突然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赵鄂在停尸房外间的一个水池上呕吐了足足半个钟头（这一次显然不是因为食物的问题），直到把他回到天津后惟一在起士林所吃的一顿饭连同苦胆全都吐了个干净，陈耳东才与梁子好歹搀扶起他来，连拉带拽地拖进门外的一间办公室。
他像一摊烂泥似的趴在一张桌子上哭着。陈耳东和梁子在两边劝慰着，说了些诸如人死不能复生一类的话，见没有效果，索性由他而去，两个人到一旁的水池清理被他分别溅在衣襟和裤脚上的呕吐物。而后，陈耳东来到走廊，打电话给涿州警局的那位刑警队副队长，询问他那里是否取得某些进展。
当陈耳东失望地收起手机，再次回到屋里时，那位痛失兄弟的画家已经停止了哭泣，正独自坐在桌边，呆呆地朝窗外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凝望。听见有人走了进来，他慢慢地扭过了脸，看到陈耳东湿漉漉的衣角，顿时充满了歉意。
“真是对不起，”他愧疚地说，“我实在……”
“没关系。”陈耳东不在意地说，随即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见梁子已经做好了记录准备，他打开手中的一些材料问道：
“你叫赵鄂，对吧？”
“对。”他回答。
“死者……的确是你的孪生兄弟赵湘？”虽然已经十分肯定，可陈耳东还是这样问道。看到他木讷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问，“能不能和我说说他？”
“当然……可以，”赵鄂犹豫着回答，“……你想知道些什么？”
“无所谓，”陈耳东说，“只是随便聊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自打接手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的案子，这是他和死者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大约谈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赵氏两兄弟的许多事，都是在这会儿了解到的。其中包括两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各自的艺术特长；二人目前不同的职业，以及他时下正要前往美国，去一所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这些情况。
这位赵氏兄弟还告诉陈耳东，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意外（指的是他的存折被盗一事），此刻他应该正坐在了飞往纽约或者波士顿的航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