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单，告诉我都没有找到习亚兰曾经回国的线索。大约10点钟，我接到110打来的电话，说在丽择桥长途汽车站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很像是被通缉的祝强。
“20分钟后，我带着梁子小胡赶到了那儿，在一辆即将发车的长途大巴上，抓到了那个祝强及同伙。
“回到刑警队，我们分别讯问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口供完全一致。那天中午，找到了赵湘的新住处之后，二人当晚便再一次去他家逼他还钱。他们是10点50上的楼，与那个前警察周某一样，他们说，当时门也没锁，还开着一条缝，于是这两位门也没敲就进去了。那个祝强看见桌上有酒，便给自己倒了一杯，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他的同伙儿就看见了躺在卫生间里的赵湘，二人随即落荒而逃……
“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其实这会儿我已经基本认定这两个小子不是凶手，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到过现场，是指望能从这俩嘴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不过还是得知，就在这俩刚进屋时，曾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急急地跑了下去。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座楼的住户很少，而赵湘的那个单元只有三户，除了他自己，一户是住在二层的酒店女服务员，另一户在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老两口。也就是说，六层没人住，显然这个人是凶手。
“我推断──当祝强二人正在上楼时，凶手刚好离开赵湘的房间要下楼，听见有人上来，被堵在楼梯上的他只好跑上六层暂时躲避。我的这个推断完全正确，如果你看了凶手在被捕之后所交代的供词，就会发现它与事实几乎是丝毫不差。但这是后来，当时这一点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于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依然一无所知。
“这天晚上，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意识到自己是睡不着了，我沮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像一个夜游神一样，在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儿子的屋子之间滞留、往返着。到了后半夜，我又一次去了我的小屋。再三犹豫，好不容易戒烟了的我还是打开抽屉，拿出那条一直没有舍得送人的‘精品中南海’。拆开了包装，点燃了一支后，我开始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最后一次苦思冥想。
“鉴于那两本卷宗里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是几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分别由梁子、小胡写的案发经过，两份法医处的验尸报告和一些相关文件，我几乎已经全部背了下来，于是便回想着每一页上的内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画家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画儿上──那神情异样，看似钓鱼实则在怀恋女人的少年；那些由线条、颜色、构图、光线组成的解不开的绳索和无法攀援的楼梯；还有那些古怪的画家本人，和那些由他兄弟二人两张同样面孔组成的自画像；这一切，有时会无章无序地在一秒钟里，飞速旋转着在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又像电影中的一系列被定格的镜头，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最终，我的思绪停留在画家少年时期创作的，也是惟一被我看懂的那张‘并蒂莲’上，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
“那天早上，当我推开烟雾笼罩的小屋里的窗户，看到东方一缕红色的曙光之时，我不禁被自己做出的结论激动得一阵阵颤抖。
“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艺术是有灵性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深深地领悟到这一点。当然了，这时候我所意识到的真相还仅仅是我的推理，一些猜想和疑问还有待逐一找到证据或者核实，然而此刻我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需要解决的只是若干具体问题罢了。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猜想也好疑问也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去见那位让我蒙受启发的画家，我深信，在他的帮助下，所有的疑问都会迎刃而解，随之我便会迅速抓到凶手。
“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如果画家赵鄂早一天启程去美国任教，或者我晚一天大悟大彻，那么一切就真的是很难说，很有可能──这两起谋杀案就不得不让我给长时间地挂起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就是那天早上，赵鄂将要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所以我正好赶得上在他临行之前，去首都机场跟这位被害人的孪生兄弟再见上一面。
“尽管画家的飞机10点钟才起飞，可不到7点我就到了机场。顺着缓缓的匝道，我上了二层，将车停在了离港大厅外面写有‘国际起飞’的一块牌子附近。下了车，给梁子打了一个电话后，我进了大厅，见时间尚早，就去了一间咖啡屋。
“喝了一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贵的咖啡，我便抱着空空的杯子，坐在了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我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随后便离开咖啡屋去了大厅。大约8点10分左右，我在海关窗口，找到了那位背着一只绿色的大画夹子、刚刚申报完行李的赵鄂。
“看见他一脸诧异，我告诉他我是来为他送行的。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歉意地说还得再麻烦一下儿他──为了抓到杀害他孪生兄弟的凶手，我需要他在临走前给我提供最后一次帮助。虽然他行色匆匆，且十分困惑，但他并没有马上问我让他做什么，看了看表，指着我刚刚出来的咖啡屋说：‘那就去那儿坐会儿吧。’
“因为咖啡太贵，我实在不想花冤钱，只是给画家和我要了两罐可乐，摆在了我俩中间的小桌上。此时，五六个头戴款式相同的旅行帽的香港女大学生忽然涌了进来，原本宁静的咖啡屋立即被她们纤细而噪杂的粤语打破。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谁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当他脱下外衣，正捋着自己潇洒的长发朝一个高个儿女孩儿望去时，我对面前的画家说。
“‘什么？’他转过头，一双白皙的手停在了脸颊两边，惊奇地看了看我，放下了两只长长的胳膊，犹豫着问，‘这个人是谁？能……告诉我吗？’
“‘当然，’我当下肯定，‘要不然我来干什么！不过，我首先要对你表示感谢，你恐怕不知道，要不是前天在天津咱们吃了午饭之后，你让我去你家看了那些画儿，我到现在可能还糊涂着呢。’
“‘那些画儿？’画家一时一头雾水。
“‘没错儿！’我说。
“‘听起来……这真是有点儿玄奥，那些画儿怎么会……’
“‘是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的确如此。’我说。
“‘是吗？我简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个不用慌，’我跟着说，‘虽然我已经深信无疑，可让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还是觉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还需要你的帮忙……’
“‘我？’他愈发糊涂，‘我不明白……’
“‘你一定知道跟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吧？’我问他。
“‘你是说……习亚兰？’他不由提高了声音。
“‘是的。’我跟着问，‘你跟她也很熟吧？’
“‘当然了，’画家回答，‘从初中到高中，她一直和我们俩一个班，而且，打高二起，还跟我是同桌……’
“‘这么说，对她印象很深啦？’
“‘是呀？’他说。
“‘没有忘了她长得什么样儿吧？’我有些不放心。
“‘怎么可能！’他立刻回答，‘这么多年了，即使闭着眼，我也能……’
“‘这就齐了。’我满意地点点头。
“‘怎么？难道你认为……是她害死了赵湘？’画家不相信地摇了摇头，随即忽然想起了什么，‘可她……已经去了美国啦？’
“‘难道就不会回来一趟吗？’我反问。
“‘理论上说是有这种可能……’画家附和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我，看上去相当犹豫，“不过……”
“‘事实上，’我对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我也觉着这一切不可思议，所以才来找你，请你为我证实一下。’
“‘是吗？’画家一时纳闷儿，‘那么，我怎么才能帮你证实呢？’
“‘是这么个意思，’我解释道，‘要知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习亚兰长得什么样，那天去她家，只看见她一张四五岁的照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