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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去年经手了58起离婚案，但他俩的事儿却是自己办的。两个人去了办事处，完全是心平气和。那个老太太接待他们那会儿，钟莘恰好有点儿肚子疼，韦建还跑到马路对面的肯德基给她捧回来一杯滚烫的红茶。办完了手续，他把钟莘送回了家。
“我在那儿坐了半个钟头。”韦建说，“直到她说没事儿了，我才走。”当他和钟莘告了别，一个人走到大街上时，他也曾有片刻的惆怅，不过更多的是一种怀疑。“我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他说，“我不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难道说……我就这么自由啦？嘿！他妈的！”
第二天一早，韦建便来到了事务所，扔下自行车钥匙，就把一切告诉了我。
“不瞒你说……”说话时他转动着脖子，用力地活动着肩胛骨，就好像他被谁用绳子绑了三天三夜，“冯巩说得一点儿不错，真真切切是一种四九年的感觉！”
自打当初我辞了公职，开办了那间事务所，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有人找我倾诉对自己老婆的怨恨，并且流露出有另起炉灶的想法，我几乎没说过什么阻止或者劝慰的话。只有韦建，当他第一次跟我透出他的这种念头时，我立即就表示反对，你小子！我骂道──你的脑子怎么啦？是突然进水了，还是本来就有毛病？钟莘哪点儿不好？她有什么错？像她这样的媳妇上哪儿去找？
韦建说，钟莘哪儿都好，一点儿也没错，如果跟她分了手，也的的确确没处找。只是他实在受不了，很多方面，诸如什么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吃蒜每天必须洗两遍澡刷三遍牙；不许出去打麻将玩扑克下象棋；不许上歌厅唱卡拉OK下浴池洗桑拿；不许去外地拍片子只能在北京拍而且不许拍女模特儿（这还仅仅是指那些穿着衣服的美人照，更不要说后来韦建拍的那些一丝不挂的“艺术人体”）很多很多；还包括喝粥吃面条时不许出声，一进家门就必须脱裤子洗澡换上睡衣，没事儿尽量别把狐朋狗友招到家里来，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就不许看电视了必须上床关灯睡觉，至于说你不想睡觉想看看球那简直是休想，管它是德甲意甲还是英超，连欧锦赛世界杯也不能例外。
实话讲，韦建说的这些不能说不令人同情，可我总觉着……唉，谁知道？从另一方面上讲，我还是感到韦建有他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他这人天性放荡，韦建这个人，似乎永远也无法跟一个固定的女人生活。到现在我也这么坚持。而这一点，早在他结婚前就体现出来了。那会儿的他，女友更换的速度和数量虽然还不及后来那么快那么多，可也已经是常人不可企及。
“不，不是！”韦建总是否认，“你其实并不真的了解我……”那天夜里他再一次辩解，“起码……跟她的分手不是这么回事儿！”
提起了当年他那刚刚成为胎儿的子女或者说钟莘腹中那一颗刚刚受精的卵子，韦建变得愈发激动，说他想找她，他无法打消这种念头，至于究竟要干什么，是打算破镜重圆还是仅仅见一面他也说不清。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3）
韦建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诞或者幼稚，尽管他已经和钟莘分手五年，并且对她现在的个人生活婚姻状况一无所知。他说他做好了各种准备，哪怕是一进门就撞上钟莘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也不在乎腮帮子挨上一拳或者胯下被踢上两脚。其实韦建已经这么做了，他曾经去过钟莘的医院和住处，没见着什么后夫或者新男朋友，连钟莘本人也没见着。这令韦建懊丧。他被告知钟莘已经辞职了已经搬家了，不论是她医院的同事，还是她隔壁的邻居，都不知道她的下落。
韦建希望我能帮帮他。当然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钟莘就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也不可能预料到我两天后就能与她巧遇，他只是希望我能去钟莘的嫂子那里一趟，打听一下她眼下到底在哪儿。
他解释了不能亲自去的原因──钟莘的嫂子和自己的公公也就是韦建的前岳父在同一个公司里。虽然不怕前妻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可对曾经的老泰山就不同了，尤其那老爷子对自己不薄。思来想去，他最终没有贸然前往。
放下月饼，韦建把这事儿托付给我。不过他一再声明：“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可不是为这个到你这儿来的啊！只不过因为中秋，话赶话的说到这儿，我才想起这码事儿……”
看见钟莘，惊诧之余，我感到大功告成。我们谈了大约十分钟。我本来想多聊两句，可小区里的路灯忽然一下子全灭了，我只好在黑暗中跟她道别。在我的注视下，钟莘默默地上了车，缓缓地离开了小区。
在我们短短的谈话中，我和钟莘并没有说什么。不不，其实我说了不少，只是她没说什么，除了“噢”、“嗯”、或者“是”、“不”这样一些一个字的回答，没两句称得上“话”的话。
虽然我说了很多，但还是注意了分寸，没有上来就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你为什么放着好好儿的外科医生不当却要辞职？你如今在干什么？你又有男朋友了吗？是不是已经结婚啦？有小孩儿了没有？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拉着两只大箱子要去哪儿呀？我没有说这些，只是问了她是何时搬来的，住在几楼几层几号，身体好吗一切顺利吗之类。
唉！人呀，常常会自以为是，总觉着自己聪明，我便是个典型。在我看来，有些事其实是不必问的，一见面就可以猜出来。比如那晚，把那两只箱子塞进“爱丽舍”的同时，我就断定钟莘是一个人，既没有后夫也没有什么新男朋友。没有，起码那一刻没有。否则，她不可能自己费着劲儿地搬着那两只沉重的大箱子，一个人在暗夜中孤寂地离开。
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家后我就推翻了自己：怎么不可能？也许她的男人不在身边。也许她那位不是北京人──天津人保定人或者石家庄人；三十多岁的某大学教授，四十多岁的某公司总经理，五十多岁的某医院院长；谁又能说不可能？这可保不齐。
再说了，半夜怎么啦？因为所以的，她只能这会儿半夜三更地开着车去寻他。可这是后来，当时我可不这么觉着，当时我认定钟莘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为此那一刻我的确有些不好受，当她的“爱丽舍”闪了一下尾灯消失在小区幼儿园的栅栏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有一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对钟莘提起韦建，尽管一直想着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十六的夜晚他在我阳台上的倾诉，可我还是把他给咽了下去。我拿不准，总觉着不合时宜，还是等韦建回来，让这小子自己找钟莘去吧。令我意外的是，钟莘竟主动提起他来，拉开车门后她没有马上上车，沉默了片刻，她问我：
“你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吗？”
我常常想起她这句话，以及，当时她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尤其是那些失眠的夜晚，每当电视机里所有的频道都变成测试信号之时。
那一刻，我总是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她为什么要这么问，其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总是归咎那些路灯，如果路灯还亮着，我便会看见她的脸，或许就能从她的表情中揣摩出什么。可它们熄灭了，她的脸上一团漆黑。说不清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为了多帮韦建点儿忙，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唐突地反问：
“你想找他吗？”
同样，钟莘也没有回答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那一刻她一动不动，低着头，好一阵沉默。
知道吗，在一些不同寻常的时刻，我们往往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同时使自己失去以往的观察与辨别能力。我那会儿就如此。当然了──除了神仙，任何人也不可能预知未发生的事，谁也想象不出她将于两个多小时以后在天津与河北交界的某公路上翻车；但起码，我总觉着，我应该能看出她的精神不正常，或多或少──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可我没有。
哦，那也是凑巧，我是指钟莘离开我后的遭遇。她的车轮爆胎了，但这并不是导致那场事故的直接原因。觉出车子在打晃后，钟莘曾经平安地把车停了下来。她打算换胎，可那两只大箱子在后备箱里。她取出了上面的一只，但下面的那只却死死地卡住了。
就在这一刻，恰好一个年轻的天津警察或者河北警察骑摩托车路过。他帮钟莘换上了车轮，同时却也注意到了那两只箱子，它们的重量引起了他的疑心。
我坚持认为，并不是这个年轻警察的想象力比我丰富多少，这完全是职业的缘故。他婉转地要求钟莘打开箱子，结果遭到拒绝；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亲自动手时，钟莘突然跳上车，弃箱而逃。
尽管125摩托车功率远远处于劣势，可那位年轻的警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一直穷追不舍，跟着钟莘狂奔了大约八公里，使得她在一个原本曾有警示牌的急转弯处将“爱丽舍”开进了水沟。
第二天一早，两个穿着一样的风衣、自称是市刑警队的伙计把我堵在了楼梯上。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很多事，我还是三日之后才知道的。我去了那家刚刚开盘的高档公寓，在售楼处一间不大的小会客室见了钟莘的嫂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个看上去比钟莘还年轻的女人告诉了我一切。
当初，与韦建离婚后，钟莘便开始抑郁，随后便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得不辞去工作入精神病院治疗。可效果不好，老是反复，先先后后去了4次。实际上，这一次她才出来没多久，在此之前，钟莘父亲买了28号楼顶层的三居室，据说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还有一个将近四十平米的露台，那老爷子买了一卡车花，把上面布置成了一个空中花园，为的是给他的宝贝女儿创造一个能使她心情愉快的环境，可谁又能想到……
跟钟莘的嫂子谈了约一个小时，我大致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八月十六的那晚离开我以后，韦建并没有马上去陕西，而是放弃了对我的委托，亲自找了钟莘的嫂子。得到了钟莘的住址，跟着就去了她家。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没有告诉我，没准儿想事后再跟我说吧。总之他去了，结果死在了那儿。
他是被毒死的，随后被肢解。我不知道那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但应该是在我去“必胜客”之前，我推断──当我吃着那些粘糊糊的比萨饼之时，钟莘正把切碎了的韦建一块一块地放进那两只大箱子。
必须承认，我还是缺乏想象力，根本没想到我给韦建发短信时，他已经死了，那一刻手机在钟莘手上，是她回复的我。而且，这也是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找到我的原因。
因为钟莘是个精神病人，她的案子到现在也没判。据说检察院一直对此提出质疑──从杀人到肢解尸体，直至驾车长途夜奔准备弃尸他乡，这一切，她实在是做得太冷静了。
钟莘现在还被关押着，不知道是在精神病院还是监狱。
我总是想起与她见面的那10分钟。我实在难以相信──当我和她说话时，韦建就在我们身边。可这是真的，是我帮她把已经分成了若干份的韦建塞进了她的汽车。除了这些，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