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要坚持这些权利为保护我的当事人而战斗到底。”
她突然走到他跟前，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头儿，我曾经对你产生过怀疑，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无论对错，我都永远支持你。”
梅森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拍拍她的肩膀，说：
“好啦，坐出租车回家吧，如果有人找我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她点点头走到门口，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梅森目送着她走上电梯，然后关上灯，穿上外衣，封上信封，提着打字机走到他的小车跟前。他驱车来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将信扔到邮筒里，然后驶上一条通向城市后面山坡上一座水库的蜿蜒的公路。来到水库的堤岸时，他放慢车速，将打字机扔进水库里，当水面溅起波澜时，他的脚已踩上了汽车的油门。
19
佩里·梅森和保罗·德雷克坐在办公室里，屋里的暖气片发出嘶嘶的声音。
“保罗，我需要一个愿意冒险的人。”梅森说。
“这种人我可以找来很多。你想干什么？”
“我想让这个人给西尔马·本顿打电话，说他是《编年史》的记者，本地新闻栏目编辑同意支付1万美元购买她日记的独家出版权。
“我想让他约西尔马·本顿到某个地方检查一下她的日记。她自己带不带人去都无所谓，我还不敢肯定她是否会把日记交出来让他检查，但我相信她会让他看一眼的。
“我想让他翻到10月18日那一天的日记并将那一页撕下来。”
“你要的那一页上记的是什么？”侦探问。
“不知道。”
“她会报怨他的。”
“这很自然。”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最多吓唬吓唬他，仅此而已。”
“如果将这一页公开，她会不会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我不会将它公开的，我只让她知道东西在我这儿就行啦。”
德雷克说：“这事本来不关我的事，你肯定也不需要我告诉你如何做律师。我过去就跟你说过，现在再跟你说一次，你是站在薄冰上溜冰。”
“我知道自己在薄冰上溜冰，”梅森没好气地说，“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可以申明我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新闻媒界在一周里的每一天都在干着比这更差劲的事，可是从未有人说他们干什么。”
“你毕竟不是新闻记者。”德雷克说。
“我知道不是，但我是一名律师，代表一个完全有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当事人。我向天发誓，一定要让她得到公正的审判。”
“你所谓的公正审判就是搞一些戏剧性的东西，让观众大吃一惊吗？”
“是。我认为公正的审判就是揭露案情的真相，我就是要揭露案情的真相。”
“是全部的真相，还是只对你的当事人有利的真相？”
梅森咧嘴一笑，说：
“当然，我不会帮地方检察官审判这个案子，那是他自己的事。”
德雷克“咯吱”一声又坐在椅子上。
“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而惹出麻烦，你会为我们辩护吗？”
“当然会。我不会让你陷入我自己都不愿陷入的麻烦中。”
德雷克又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手伸得太长。顺便说一句，你现在已享有法律‘魔术师’的名声啦。”
“什么意思？”梅森问。
“他们认为你能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判决。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一样。你的方法一点也不正统，总是那么富于戏剧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民族。”梅森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不像英国人那样一本正经，循规蹈矩。我们就想干一些具有戏剧性的、令人惊诧的事。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追求。我们习惯于快速思维，干任何事情都喜欢标新立异。”
“哎，你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德雷克说着站起来，“你今天下午玩的那一招真是太绝了。现在本地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特写文章，不是报道贝西·福布斯的诉讼案，而是出租汽车司机证言丧失信任那惊人的一幕。各大报纸都认为出租汽车司机的所有证言都毫无价值。”
“哦，是这么回事。”梅森说。
“然而，”德雷克思索着说，“你知我知，贝西·福布斯的确坐出租车去过弗利住宅。她就是去过那里的那个女人。”
梅森说：“那只是一种猜测和贸然的想法，除非地方检察官可以找到某个证人证明。”
“公众对他找到的出租汽车司机已失去了信任，他还到哪儿去找证人呢？”
“那是地方检察官操心的事。”梅森说。
“好吧，我走啦。还要我干什么事吗？”
“我想眼下就是那件事吧。”梅森不急不忙地说。
“天晓得，这就够我受的啦！”德雷克说着离开了办公室。
梅森紧闭双眼，静静地靠在转椅上，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这时，突然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接着弗兰克·埃弗利走进办公室。
埃弗利是梅森律帅的助手，代他料理日常法律事务，审理案件时也总是坐在他的身边。这个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青年对工作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头儿，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他问道。
梅森睁大眼睛，眉毛一蹙，说：
“可以，进来吧。你想说什么？”
埃弗利坐在椅子边上，看上去很不自在。
“说吧，有什么事？”
“我想代表我自己请求你让贝西·福布斯出庭作证。”埃弗利说。
“为什么？”梅森好奇地问。
“我已听到了不少的议论，不是一般人的闲话，而是律师、法官和新闻记者的议论。”
梅森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说：
“行啦，埃弗利，你听到了些什么？”
“如果你不让那个女人出庭作证，而她又被宣判为有罪，那你就会名声扫地。”
“那就让我名声扫地吧。”梅森说。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吗，她是无辜的，现在人人都知道她是无辜的。对她的起诉完全是建立在环境证据上，只要她对起诉做出否认和解释，陪审团理所当然会做出无罪判决。”
“你真的那样认为吗？”梅森好奇地问道。
“当然。”
“你认为我不让她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辩护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先生。”埃弗利说，“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给你说话的。你应该对你的当事人负责，对你从事的职业负责，对你自己负责。”
“假如她站在证人席上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但还是被判了罪呢？”梅森问。
“这是不可能的，”埃弗利说，“所有的人都同情她，而且，既然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词已被推翻，那么它也就一文不值了。”
梅森沉着地盯着自己的助手，说：
“弗兰克，这次跟你谈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你的意思是准备让她出庭作证了？”
“不，我的意思是不让她出庭作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行。”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现在认为她是无罪的，大家都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我永远也无法使陪审团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不让她出庭作证，他们也许会认为被告请了一名有嘴不说话的律师，但他们会对她做出无罪的判决。
“年轻人，听我给你说，审案的方式有多种，有些律师审起案来慢慢腾腾，令人乏味，不讲策略。他们盲目地走进法庭，一听到异议便暴跳如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议不休，对案情的陈述没完没了，以致于无人知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另外，还有一种戏剧性的审案方式，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方式。
“当地方检察官停止提出证据时，我将不遗余力地扭转局面。待陪审团的同情心全部转向被告时，我再向他们陈述自己对本案的推断。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决。”
“如果不顺利呢？”埃弗利问。
“那我可能就会失去自己辩护律师的名声。”
“可是你没有权利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埃弗利说。
“见鬼！”梅森说，“我没有权利不那么做。”
他站起来，关上灯，说：
“走吧，孩子。咱们回家吧。”20
这天早上，克劳德·德鲁姆首先发起了攻击，他态度粗鲁生硬，可以看出他对前天在法庭上遭受的戏剧性失败显然心怀不满。他声色俱厉地向陪审员陈述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目的是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有人闯入了一个男人的住宅，并在这个男人正在刮脸时残酷无情地打死了他。
证人一个接一个地被传唤出庭，审问的问题简短干脆，而每一个证人的口供都使弥漫在审判室的恐怖气氛进一步加重。
这些证人都是到过犯罪现场的警官，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在那间屋子里面看到的情况，描述那具尸体的位置，描述那条被子弹无情打死的舍身护主的看门狗。
一名警方摄影师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套住宅，里面的各个房间，躺在豪华地板上那具恐怖离奇的尸体，还有那条警犬的特写镜头：它目光呆滞，舌头下垂，身上流出一滩黑红的血。
有位尸体解剖法医以死者火药烧伤的皮肤和烧焦的狗毛为证，详细验证了子弹的射程及开枪的距离。
佩里·梅森不时地请求提问证人，主要是提示某些被证人忽略了的情节或解释证人的某句陈述，但他问话的声音非常柔和，显得缺乏自信。这场审判一点也不像观众期盼的那样充满了智慧。这位富于戏剧性的刑事诉讼律师完全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光彩。
观众蜂拥而至本来是想看一出好戏。他们乘兴而来，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看见这位卓越的刑事诉讼律师便你推我指，惟恐旁边的人不知道那就是梅森律师。
渐渐地，观众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们开始吹胡子瞪眼，轻蔑地看着被告，心想这是一件残酷的案子，一件谋杀案！应该有人为此而受到惩罚。
陪审员们早上就职时还亲切地向梅森点点头，向被告投以宽容的一瞥，可到了正午，他们开始回避梅森的目光，集中精力倾听从证人嘴里供出的令人颤栗的细节。
弗兰克·埃弗利和梅森共进午餐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他只尝了一口汤，艰难地咽了几口饭，连甜食都没有要。
饭后，看见梅森坐在椅子上抽烟，他问：
“先生，我能说几句话吗？”
梅森用充满耐心和宽容的目光注视着他，说：
“当然可以。”
“这场官司要输啦。”他脱口而出。
“何以见得？”梅森问。
“我听到审判室里观众的议论，今天早上你本可以毫不费劲地使那个女人解脱，可是现在她永远也拯救不了自己啦——除非她能够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陪审团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案子，是一个凶残的谋杀案。想一想德鲁姆肯定还会在那条舍命救主的狗身上大作文章。当法医证实开枪时枪口距狗的胸膛只有几英寸，而距克林顿·福布斯也不足二英尺时，我看见陪审员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