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没有其他办法寄这笔钱。”斯特里特提醒他说。
“也许是吧，”他说，“你看遗嘱了吗？”
“没有。信送来后，我一看内容就立即将它锁在保险柜里了。”
“好吧，”梅森说，“让我们看看遗嘱。”
他打开叠起来的文件，文件上写着：“阿瑟·卡特赖特的遗嘱”。
他扫视了一下遗嘱的笔迹，然后慢慢地点着头。
“遗嘱完全是他亲笔写的。上面全是他的笔迹——签名、日期和其他所有内容。”
“他在遗嘱里给你遗赠什么东西了没有？”斯特里特好奇地问。
梅森抬起头，暗自笑了笑。
“咦，你今天早上怎么变得财迷心窍了。”他说。
“如果你看见钞票滚滚而来，你也会财迷心窍的。”她说，“说实在的，我一点都不明白，像你这样花钱如流水，国家怎么还会出现大萧条。”
“我只不过是让资金流通得快一些。”他说，“我们国家的钱和过去一样多——实际上比过去还多，但没有过去流通得快，因此大家手头好像都没有钱。”
“得了吧，”她对他说，“你的钱流通的够快的了。告诉我遗嘱里写了些什么，和我有没有关系。”
“哦，当然有关系，”他对她说，“像我这样办案总有一天会被别人杀死，而你是惟一知道我的一切事务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份遗嘱吧。他把财产留给了遗嘱受益人，然后把地产利息的十分之一留给我，不过要等地产分配后才能付钱，而且条件是：在因本遗嘱或他的死而引起的，或与她家庭有联系的一切法律事物中，我必须忠实地代表那个女人即遗嘱主要受益人。”
“他拥有大片土地，是吗？”斯特里特问。
梅森点点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他要么是听律师口述写出来这份遗嘱，要么就是长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的脑袋。这份遗嘱逻辑性强，条理清楚，绝不是一个疯子能写出来的。他将自己财产十分之九留给克林顿·弗利夫人，十分之一留给我。条件是？？”
梅森突然停往了，惊奇地瞪大眼睛注视着那份文件。
“怎么回事？”斯特里特问，“情况严重吗？是不是遗嘱里有欠缺的地方？”
“没有，”梅森慢慢地说，“但有些奇怪。”
他迅速走到通向外走廊的门前，然后把门锁上。
“不要让人打扰我们，”他说，“等我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再放人进来。”
“怎么回事？”她问。
梅森低声说：“昨天，那人专门向我打听怎样把财产遗赠给克林顿·弗利夫人的事，而且还想了解如果形式上是弗利夫人的那个女人不是真正的弗利夫人，遗嘱是否仍有法律效力。”
“就是说这个女人没有和克林顿·弗利结婚？”德拉·斯特里特问道。
“一点没错。”梅森说。
“她不是和弗利一起住在那个豪华住宅区吗？”
“是，”梅森说，“但那能说明什么呢？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哦，我明白了。”斯特里特说，“这的确很奇怪，一个男人会跟一个形式上是他夫人的女人住在那么豪华的地方。”
“这可能是有原因的。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也许是前妻不愿离婚，而且不让她的男人重新另娶；也许那位女人是有夫之妇。类似的情况很多。”
她点头表示赞同：“遗嘱怎么啦？”
“哦，”梅森说，“他昨天来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将财产留给克林顿·弗利夫人，即使结果表明她不是真正的克林顿·弗利夫人，而只是以妻子的身份和他住在一起。看他说话的样子，我敢肯定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个女人不是弗利夫人。因此，我向他解释说，他完全可以将财产遗赠给他指定的当事人，并将她描述成现在在米尔帕斯路和克林顿·弗利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那么，他是这样写的吗？”斯特里特问。
“他没有，”梅森说，“他把财产遗赠给了克林顿·弗利夫人，即克林顿·弗利的合法妻子。遗嘱中写道：克林顿·弗利住在米尔帕斯路4889号。”
“这有什么不同？”德拉·斯特里特问。
“当然不同，”他说，“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人们最后发现在那里和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是克林顿·弗利的夫人，那么按遗嘱她就不能接受遗产。这份遗嘱把财产留给了克林顿·弗利的合法夫人。其中描述的住址只与克林顿·弗利有关，与他的夫人无关。”
“你是说他误解了你的意思？”德拉问。
“我不知道，”律师皱着眉头说，“他在其他事情上都不曾误解我的意思，他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清清楚楚的。在电话号码簿里查一下卡特赖特的电话号码，他住在米尔帕斯路4893号。请你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她正要伸手去拿电话，电话铃响了。
“看看是谁？”梅森说。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话筒，说：“这是佩里·梅森办公室。”然后听了一会儿，点点头说：
“请稍等。”她用手捂着话筒对梅森说，“是代理地方检察官皮特·多克斯。他说现在要跟你谈谈卡特赖特的案子。”
“好吧，”梅森说，“给他把电话接通。”
“转到你的办公室吗？”她问。
“不，就用这个电话，”他告诉她，“请你监听一下我们的谈话。我还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需要有个证人。”
他接过电话，说了声“喂”就听见皮特·多克斯急躁的、粗声粗气的抱怨声：
“梅森，我恐怕得以神经错乱为由给你的当事人阿瑟·卡特赖特下一份关押令。”
“他干了什么事？”梅森问。
“很显然，他所说的狗叫一事完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多克斯说，“克林顿·弗利给我说的话足以使我相信此人不仅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症，而且还有一种想杀人的心理，这会使他无视法律，成为一个狂暴的杀人狂。”
“弗利什么时候给你说的？”梅森一边问一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表。
“几分钟前。”
“他是在你的办公室吗？”
“他现在还在。”
“好吧，”梅森说，“让他别走。我有权听听这些情况。我是卡特赖特的律师，我要保证让我的当事人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这就来！”
不等多克斯进一步解释，他已挂上了电话。他转身对德拉说：“把电话切断，接通卡特赖特的电话，告诉他我想马上见到他。告诉他离开自己的房子住到某个宾馆去，登记时用自己的名字，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然后让他打电话告诉你他住的宾馆的名字，由你打电话转告给我。告诉他在我没见到他之前千万不要来我的办公室，也不要回他的住处，这一点很重要。我马上就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克林顿·弗利在给我找事。”
他打开办公室的弹簧锁，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外走廊。当看门人关上门，弹簧门闩“咔嗒”一声恢复到原位时，他距电梯只有一半的距离了。
他在办公室前面叫了一辆出租车，急切地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快点。罚金我来付。”
他跃上出租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车子起动后他斜靠在座垫上。一路上他毫无目的地注视着前方，汽车转弯或拐来拐去避开障碍物时，他的身体也机械地随之摆动。
车子拐到路边，司机从计程器中取出一张单子，梅森掷给他一张5美元的钞票说：“好了，伙计。”他走过人行道，来到九层楼上，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问询台前，对一位小姐说：“皮特·多克斯在等我。”
他从她身边走过，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长廊两边有很多门，在那间镶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写着“多克斯先生”几个金字的门前停下来，敲了敲门。
皮特·多克斯粗声粗气地说：“进来。”
梅森转动把手，走进屋内。
皮特·多克斯坐在桌子后面，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在桌子对面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梅森。
此人有6英尺多高，肩宽体壮，胸健臂长，腰虽然有点粗，但并不影响他那副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他大约40岁左右，说话声音洪亮。
“我想你就是佩里·梅森，卡特赖特的律师吧？”他说。
梅森随意地点点头，两腿分开而立，头微微前倾，目光冷静地审视着这个人。
“是的，”他说，“我就是卡特赖特的律师。”
“我是克林顿·弗利先生，他的邻居。”说着彬彬有礼地伸出一只手，脸上带着微笑。
梅森向前走了两步，轻轻地跟他握了握手后，转身对多克斯说：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皮特，但这件事很重要，稍后我再给你解释。我必须搞清楚到底又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多克斯说，“只不过是我很忙，而你昨天下午却为一条狗——你们说它嚎叫其实根本就不叫，浪费了我很多时间。现在的结果表明你的当事人完全是个疯子。”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个疯子？”梅森问。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疯子？”多克斯恼羞成怒地说，“你昨天不就是这样认为的吗？你打电话说你认为他疯了，还让我找个医生来给他看病。”
“不，”梅森不急不忙地说，“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多克斯。我知道他的神经很紧张，我只是想弄清楚他是否只是神经过于紧张。”
“不对，你就是那么认为的，”多克斯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认为他疯了，你想在给自己脖子套上绞索之前把事情弄清楚。”
“你说给我脖子套上绞索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明白。”多克斯对他说：“你带来的人妄想从我这里搞到一份逮捕一名富有而又声名显赫的公民的逮捕状。自然你想帮他确定对方会不会向你们还击，这正是他雇用你的目的，也是你们没有得到逮捕状的原因。我只是给弗利先生发了一份请他到这里来的通知。瞧，他来了，他把事情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梅森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皮特·多克斯，直到对方垂下双目。
梅森慢慢地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彼此得到公正的待遇。我告诉过你他精神很紧张，他自己也告诉我他精神很紧张，他说就是那条狗不停地嚎叫才把他搞得精神紧张。有条法令说严禁饲养吵闹的动物。我的当事人有权得到这条法令的保护。即使事情发生在一个有政治背景的人身上？？”
“可那条狗并没有叫，”多克斯气势汹汹地喊道，“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
弗利插话说：
“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说句话吗？”
梅森没有理会弗利，眼睛盯着多克斯，而这位代理地方检察官却抬起头，宽慰地说：
“当然可以，说吧。”
“梅森先生，如果我对你开诚布公，我敢肯定你会原谅我的。”他说，“我知道你想获取一些事实，我理解你在处理这个案子上的态度，很欣赏你为了保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而采取的公正行为。”
梅森慢慢转过身来，冷漠地打量着这个高个子。
“别说这些，”他说，“把事情解释清楚。”
“毫无疑问，卡特赖特这个人精神有些错乱，他租下了我隔壁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