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妻子的证明就不再是为了挽救黛安娜，而是挽救您。”
“黛安娜进去时，那家伙躺在地上半死了。在黛安娜进去之前，您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您说你看见他时他活得好好的，您说这句话的同时表明您是凶手。”
“我没办法，”温洛克说，“我只能说实话。我已经虚假地欺骗了他人，这只能是自作自受。”
梅森继续说：“那么如果您妻子和养子走上证人席，两人都一口咬定走进房间时看见博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满屋到处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酒味呢？”
“如果我登上证人席，我仍实话实说。”
“假如您上不了证人席呢？”
温洛克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两手握紧了又张开，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上帝保佑，”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我还不如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好。我——”
“您还是离开这个国家好，”梅森说，“因为这样您就可以躲开杀人犯的指控。”
“别逗了，梅森先生。如果我是杀人犯，那对我妻子和养子为换取黛安娜的沉默而编造的故事，我就会津津乐道，到处散布。我还会做伪证说我进去时看见那家伙当时神志不清显然是喝醉了酒。”
梅森说：“除非这样说是为了救您的命，迷惑我……您告诉我您离开时那家伙活得好好的，就等于把我置于唆使别人做伪证的地步，因为如果我明知道您说的是事实，却又允许您妻子养子作伪证为被告证明他们进屋时的确看到博雷躺在那里不省人事，看上去喝得酩酊大醉，我就是允许他们做伪证。”
“我实在没有办法，梅森先生，我不能就这么自欺欺人地活着。我已经到了吃不香、睡不着的地步，再这么下去，我真是没法活了。”
“您太太对此有何反应？”梅森问。
“她和我想的不同，她不理解我的感情，这是件不幸的事，可同时也算是一种庆幸。很显然，惟一使她上心的事是如何不使家丑外扬，如何避免让她的社交圈子知道原来她14年来一直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她压根儿没和我结婚等等。她推一关心的是这件事对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
“是这样，”梅森说，“那您就赶快回家去和她好好商量商量。别忘了，作为辩护律师，我的义务就是为我的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尽力而为。”
“您告诉我说您离开时他还活得好好的，可是您的妻子和养子却告诉我他们进去时他躺在那里严重受伤；仅仅是因为他的衣服上散发出威士忌酒味，他们才以为他是喝醉了。”
“而我是不会用您的话作为反驳他们的理由，我要做的是为黛安娜尽力而为。”
温洛克说：“您不能这样做，梅森先生。您是个德高望重的律师，您可不能干唆使别人做伪证的事啊。”
“您认为您妻子是在做伪证？”
“是不是我最清楚。”
“您没想到博雷很可能演了一场对他们有利的戏？您没想到博雷可能会把一瓶威士忌倒在自己衣服上，躺在地上装作不省人事，等您去的时候再起来装得若无其事。”
“我去的时候他的衣服上根本没有威士忌的味道。”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就是杀死博雷的凶手，凶手只能是您。”
“别瞎说，梅森，”温洛克说，“我的确没杀他。”
“如果确实如此，”梅森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案子就乱套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社区都会为之轰动。”
“如果我妻子和养子登上证人席出具伪证的话，”温洛克说，“我会别无选择也登上证人席和他们口径一致讲述同一个故事，但是我现在要切切实实地告诉你，他们确实是在说谎。”
“如果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会把您作为证人传呼，但这并不影响我传呼您妻子和养子。”
温洛克看了看梅森，马上又避开他的目光。“我希望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
“我也希望如此。”梅森说着，意味深长地望着他。
“我有办法让我的妻子免于法庭的司法传唤。”温洛克说。
“您可以做到，”梅森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您：如果我决定提出辩护和传唤你妻子和养子，而他们不能准时到庭的话，我会把我与他们的谈话以及他们要求作证的情况如实告诉法庭。我会坚持继续审理此案，直到他们出庭作证。而您也不能总逍遥在法庭之外，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您的切身利益太多了。”
温洛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怎么都是没办法了，我是进退两难了。”他走到门口，抓住门把，打开门走了出去。
德拉以探询的目光看着梅森。
5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
德拉说：“梅森先生，是温洛克太太。”
梅森接过电话。
又是温洛克太太那冰冷的、几乎是嘲讽的嗓音：“梅森先生，你拿定主意了吗？”
“还没有。”梅森说。
“我就在家里恭候，梅森先生。你要是想好了就提前几分钟告诉我一声我好有个准备。我儿子也在这儿。”
“就按你们讲的作证不是吗？”梅森问。
“就按我们讲好的作证，你作为正人君子和律师要向我保证，你和黛安娜对她和我们的关系要绝对保密，并且接受温洛克先生提出的有关财产处置的安排。”
“再见，梅森先生。”
对方又把电话先挂上了。
这时两个服务员端上来两份午餐。
等服务员退出房间时，德拉对梅森说：“我说梅森先生，我看这回你是遇到大难题了。”
梅森点点头埋头吃饭。吃完饭把盘子推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能说一说到底想怎么办吗？”德拉问。
“怎么会是这样！”梅森终于开口了，“乔冶·温洛克居然是杀手！”
“只能是他，”德拉说，“如果不是他，就是黛安娜在说谎。”
“而我只能信我的当事人的话，”梅森说，“我必须接受她的陈述，但是关于她向老板娘打电话的事她可能是撒了谎。温洛克夫人才是打电话的人。迪拉德提供的黛安娜离开10号房间的时间也证实了这一点，黛安娜来不及打电话。”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温洛克离开了房间，向他妻子报告了他如何恫吓博雷，如何使博雷把敲诈去的钱还给了他以后。他妻子才去打了电话。”
“那凶手只能是温洛克先生了。”德拉说。
“而且他干得非常聪明，”梅森说，“你看，如果我把他作为凶手兜出去，我就显得太卑鄙，好像为了黛安娜的利益不顾牺牲一切。把他推上凶手席，况且证据也不确凿。要是我把温洛克太太和她儿子传上证人席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当作证词说出来，虽然能使黛安娜解脱，但却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温洛克可以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以唆使做伪证的罪名惩治我。”
“这会不会是他们合伙精心策划的一个非常阴险、毒辣的诡计？”德拉问。
“也不能排除。”梅森说。
“你有何对策？”德拉问。
“目前还没有，”梅森说，“开始我以为这只不过一个唆使作伪证的圈套。现在我也不敢肯定这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令我无法进行辩护，使我处于被动地位的。险恶阴谋了。”
梅森又在地板上来回来去地踱步。
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其实德拉，证明谁是凶手并不关我的事，而是原告方的事，我的工作是证明黛安娜是无辜的。”
“你能证明这一点吗？”德拉问
“只要有证饲我就会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梅森说。
电话铃响了。
“是保罗。”德拉说。
“喂，佩里，”保罗说，“我现在在丽斯特威尔旅馆，你交待的事干完了。”
“发现了什么没有？”
“单程距离大概是100英尺。以正常速度单程30秒，要是快速的话，你再从这个数中减一下。”
“走进办公室，抓起电话要通需7秒钟。这么看，老板娘说的话基本没错，如果按她说的算，大概为1分10秒。”
“好的，”梅森说，“还有一件事要你办，保罗。你开车到离旅馆三街区远的电话亭。从大门开始记时，到达时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共花了多少时间，我等你电话。”
“好吧，”保罗说，“完了之后我可要去吃午饭，我都决饿死了。你们可倒好，酒足饭饱了坐在那儿悠然自得。”
“谁酒足饭饱悠然自得了，”梅森说，“我现在才是泥菩萨过河——搞不好自身难保呢。你快去吧，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4分钟后保罗打来了电话。
梅森拿起电话只听保罗说：“喂，佩里，我离开旅馆门口开车到这儿，停下车来到电话亭，打开电话亭的门又拨号码找到你，这总共花了整整2分钟时间。”
“该死，”梅森说，“如果是这样，看来不可能是黛安娜离开旅馆后又打了那个电话，除非整个时间都算错了。”
保罗说：“她是最后一个看见博雷活着的人。你也许会被迪拉德的时间搞糊涂了，但是我这个时间可确是实打实的，是分秒不差累计出来的，事实终归是事实。”
“说的不错，”梅森几乎对着电话自言自语说，“黛安娜离开旅馆以后的时间是可以实打实地算出来的，但是她进入旅馆的时间却只是按迪拉德手表的时间算的。”
“假设他的表是按旅馆办公室的挂钟对的，而不是按广播对的，表不准怎么办？”
“证明这些对你有帮助吗？”保罗问。
“任何事情都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梅森说，“任何有确凿事实的事。”
“否则就只会添乱。”保罗接着说，“好了，我该去吃点儿饭了。”
梅森放下电话，转身对德拉说：“2分钟。”
“也就是说迪拉德的时间差了大约4分钟？”
“是这么回事。”
德拉说：“他摸黑看的表不一定能看清，看错点是很可能的。”
“可这对黛安娜来说，就是生命攸关的事哪。”梅森说。
“这的确有出入，但是就算迪拉德对错了表，黛安娜也在那里呆了至少有10分钟啊。”
“可她说她没呆那么长。”梅森说。
“可别忘了，她承认她在那儿翻箱倒柜找合同来着，”德拉说，“她当时只是大概地估算时间。”
梅森说：“令人讨厌的是那位地区律师，对此事竟采取一副不屑一顾、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认为这宗案子不过是又一例凶杀案的一次例行的初级听证会，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出半天准能定案。”
“不管怎么说，”德拉说，“关键的问题是温洛克是否在撒谎，这家人是否在护着他们的养子，谁给了博雷致命的一击，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至于迪拉德的时间是否有误差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梅森说：“对于说服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解脱黛安娜并同时为她争到相当数量的财产，这方面我是有一定把握的。”
“但是如果我那样做，温洛克会有两种反应：要么起诉我犯有唆使伪证罪，要么至少把这作为今后的一个把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