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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这里，她停下来，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这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还有更多的复杂内涵，在星光和路灯下，一闪即逝。
“我想，你已经看出，他们背后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已经推断出，他们是某一个组织的成员吧。”
“他们？难道你不应该说‘我们’？”
“是的，我们。”王美芬坦率地承认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中国也就只有这八个，因为毕竟在学术方面，比欧美还是有差距。”
“你的意思是，你们这个组织，汇聚了人类各学科最顶尖的学者？”
“不是各学科，是生物、社会、心理、经济、气象、天文、数学、计算机和网络这些领域。此外，说到最顶尖的学者，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是最顶尖的学者？”
“难道不是吗？你刚才自己也说了，是第一流的水准。”
“有些事情，光表面的资料，是看不出来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学术理论，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特别是突破性的理论，从灵光一现，到形成雏形，到慢慢完善，要经历几年乃至几十年，这个过程，身边的人比如同事，会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比如朗克凡吧，他的人际场理论，是突然出现的，第一篇论文就相对完整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同事同学同行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想法。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天才式的灵感，或在书斋中埋头研究不与他人交流以期一鸣惊人，但如果我告诉你，包括我在内的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情况，你会作何感想？”
“难道，难道……”
“如果你做一个对比，发现所有人最重大的学术突破，都是在参加了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每两年开一次的会议之后作出的，你又作何感想？”
“那不是你们的理论，是别人告诉你们的？”我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如果这个推断是真的，简直太惊人了。
没等我细想，王美芬又发出了更强力的一击。
“如果我再告诉你，这些理论，这些一出现就被全世界惊叹的理论，其实只是一些落后的过时的甚至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有的执学界牛耳，有的默默无闻，然而在各自领域内，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却把这些成果秘而不宣，你又作何感想？”
我深深吸了口气。
“生物、社会、心理、数学、天文、气象、经济、计算机及网络。这些合起来，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无所不能。”
“什么？”我听得很清楚，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再问了一遍。
王美芬却叹了口气。
“让我从头说起吧，你知道摩尔根吗，T。H。摩尔根。”
“他是……是……”这名字也依稀有些熟悉，比王美芬的名字更熟一些，但我还是反应不过来。
“果蝇。”她提示了一句。
“啊，你是说遗传学之父，通过对果蝇的研究创立了染色体遗传学理论的那一位？难道说他也是你们组织的成员？”
王美芬摇头：“我要说的是摩尔根就读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系时的一位同学，爱略特。”
“摩尔根……读大学时？那是上世纪初？”我记得摩尔根获得诺贝尔奖，肯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事。
“1886年。当时的霍普金斯大学是全美国最重视生物学的大学，造就了一代美国动物学家，而摩尔根和爱略特，是生物学系最早的一批学生。因为爱略特，摩尔根曾有一度起意放弃生物学改修其他学科，他在和家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到这个想法。”
说到这里，王美芬看了我一眼，用略带感慨的语气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爱略特太过优秀了，他的光芒让摩尔根无法直视，更令他开始怀疑自己在这门学科上到底有没有前途。”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让后来的遗传学之父怀疑自己的天赋以至于差点放弃生物学，这是个什么概念。打几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似托尔斯泰被打击到不敢写小说，巴赫被打击到不敢创作音乐，我那位惊才绝艳的好友梁应物被打击到弃理修文一样，当然尽管我对梁应物一向有很高的评价，但还不至于觉得他的才华足够和遗传学之父比肩。
“那这个爱略特后来呢，难道摩尔根对果蝇的研究也有他的一份？”
“不，这就要说到最让摩尔根难以接受的事实了。爱略特之所以去霍普金斯修生物学，是因为他对一门当时的新兴科学——社会学的兴趣。他从来就没有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生物学家。”
“啊？”
“爱略特坚信从生物学着手，可以对社会学的许多问题进行解答。当时他的主要观点有两方面，其一，他认为对动物或昆虫的种群研究可以极大帮助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学会了撒谎，惯于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性情，还时常披上道德的外衣，给自己带上一重又一重的面具。但生物的原始本能是不会变的，只是经过了这一重重的面具后扭曲了，所以拿其他生物的群体模式来比对人类社会，常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微观层面上，搞清楚细胞是怎样分工合作，以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包括因为细菌病毒的侵入使得人体局部或整体系统混乱，也就是生病，同样可以用来比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突变，比如战争、灾荒造成的后果。”
“这真是天才的想法。”我一听，就觉得非常有道理。由小见大，触类旁通，这样的理论，更有种哲学的美感。
“那是当然。当时社会学还处于开创期，没有多少前人的论著可以学习，大学里也很少开设相关课程，所以爱略特为了实践他的理论，先系统学习生物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摩尔根了解到爱略特的真实想法后，更是大受打击。一个生物学天赋高得让他难望项背的人，竟然只是把生物学当成社会学研究的手段！”
我摇了摇头，不禁有些同情摩尔根。如果梁应物算是精英，摩尔根是天才，那么爱略特这样的任务，该怎么分类？让天才绝望的，已近乎神。
或许能相提并论的，只有爱因斯坦、牛顿、达？芬奇这样的人了吧。
“那后来呢？”
“完成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业后，爱略特去了巴西雨林。那里有原生的未受人类打扰的自然生态，复杂而神秘。在那儿，爱略特迎来了一生最重要的发现——几种菌类，这些菌类和当地的蚂蚁之间，有一种可怕的联系。具体地说，这些菌类可以通过孢子，感染木蚁，接管并控制木蚁的躯体，令其寻找适合菌类生长的环境，并最终将其杀死。其实博物学家华莱士曾经在1859年于印尼苏拉维西岛发现过类似生物，他将之称为‘僵尸蚂蚁菌类’，可惜回程的船起火，他丢失了所有的标本。不得不说，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发现，不同的头脑，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是你的话，发现了这样的僵尸蚂蚁菌类，会有什么想法？”
“我？我既不是爱略特，也不是牛顿，大概就是写篇报道，或者编个恐怖小说吧。”
“爱略特最初思考的方向，集中在这些菌类是如何控制住蚂蚁，让它们变成听从命令的僵尸的，他觉得也许是一种病毒，或者是什么化学反应。不过他对生物学的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学的目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闪现，如果搞清楚蚂蚁是如何被控制的，建立起一个类似的模型，是否就能对人群，甚至整个人类社会达成定向影响？”
“这太不可思议了，定向影响，你是说，控制？”我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全身发冷。
“定向影响做到极致，就是控制了。”
“他……成功了？”
“快了。”
“等等，你是说，他还活着？”
1886年读大学，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有纪录的最长寿者大概也就一百十岁左右，那些忽然冒出来号称自己一百三五十岁的人，全都拿不出可靠的出生时间证明，不是老糊涂就是老来搏名。要是爱略特活到现在，不得一百四十岁以上？不过转念想到，王美芬说过他们这群人掌握的科技领先了三十年，没准……
“爱略特在1961年的时候去世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他的确还活着。”
王美芬没有在这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上深入下去，而是回到了1891年的爱略特身上。
1891年的夏季，爱略特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雨林里发现了四种僵尸蚂蚁菌，它们利用雨林里的木蚁进行繁殖。这种利用不是通常的互利共生，比如蚂蚁和蚜虫；也不是简单的寄生，比如各种寄生蝇类和毛虫甲虫。僵尸蚂蚁菌的方式，是控制。当它散发出的孢子遇到对应的那种木蚁，就可以感染乃至完全控制木蚁的行动，让木蚁此后所有的行为，全部以菌类的繁殖为第一目的。
这样的菌类对生物学家来说就是一座宝库，诡异的控制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如果能搞清楚，必然会获得一系列重大生物医学成果，对物种演变理论的完善也会有帮助，邪恶一点的，甚至可能去研究针对人类的控制药物。
但爱略特不是生物学家，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的思路别开生面又宏大广阔。他想到，木蚁的僵尸化，本质上是一小组入侵细胞——孢子或孢子携带的某种东西，通过一连串未知的反应，最终令一个庞大的细胞群——木蚁，改变原先的正常运作模式，转而服从入侵细胞的命令。也就是说，再复杂的群体，都可能被极简单的方式彻底改变，只要找准开关的位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人类社会里，也存在一种“开关”模式，只要找准开关，按下它，就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就能以极小的代价让整个社会产生可控的改变。
这就像是蝴蝶效应的反向解读。所谓蝴蝶效应，即一直亚马孙雨林里的蝴蝶扇动翅膀，对周围的空气造成轻微扰动，而这微弱气流的影响一层一层扩散放大，可以造成几周后美国的一场龙卷风。但是，每时每刻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蝴蝶在扇动翅膀，更多时候它们的翅膀气流就如水中的涟漪，很快湮灭平复，怎样设计出一套程序，来找出能造成深远影响的“关键蝴蝶”呢？而爱略特的野心，或者说一个天才人物的直觉，让他觉得必有一条路，不仅能找出“关键蝴蝶”，更能为了在纽约下一场雨刮一阵风，创造“关键蝴蝶”。
王美芬说起当年爱略特想制造可控的蝴蝶效应，我却听着不对味，问：“等等，不对吧，蝴蝶效应，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提出来的啊。”
“是1963年，由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在一篇提交给纽约科学院的论文里最先提到的。”她肯定了我的说法，却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蝴蝶效应就是罗伦兹发明的。”
听明白了她的言外之意，我难掩惊愕，问：“难道罗伦兹也是你们的人，拿着爱略特在几十年前创造的理论的边角料，博得巨大声名，就像朗克凡那样？”
王美芬却没有正面回答我：“其实同样的道理，几百年之前就有人知道。像一首西方民谣里说的，丢失一枚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输了一场战斗；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