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峰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地上了拷，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警察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功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噼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记录删掉。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脖子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劲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他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伸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句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斯蒂凡石油公司，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他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如果是在海里炸开，会有什么结果？海啸！海啸会带来什么，日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海啸，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当时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被邀请赴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无疑是那些沉没之地！因为地震，整个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沉入了海中。
沉没？
一道闪光！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灵魂归位，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看守者。
头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来时更痛。脑震荡初愈，再一次让大脑缺氧，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现在感觉还算正常，没有记忆空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做，逻辑推断能力也无碍，就是不知会不会提前几年得老年痴呆症。
左手挂着水，右手……铐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马上离开。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么原先对反应链的推断，就是错误的。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帮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里一共四张病床，其他三张都空着，使这变成了我的专用病房。常见的医院住院病房布置，说明这里多半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我扭头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蓝字，果然没错，“乐清市第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