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太本姓汤，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生的财富就是四个儿子。在曹家她是个童养媳，没有自己的名字，随夫姓叫曹汤氏。曹汤氏比丈夫小七岁，但个子却比丈夫高半个头，她十七岁结了婚，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就不停地生，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四个儿子。她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听说她丈夫年轻的时候是个酒鬼，后来得肝病死的。丈夫死的时候，曹老太的大儿子才十六岁，二儿子十四岁，曹老三三岁，曹老四刚一岁。那一年又闹饥荒，曹家米缸里没有一粒米，郊外的树皮也让人扒光了，一岁的曹老四叼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把嗓子都哭哑了。曹汤氏想，一家人窝在一起可能都要饿死，于是把老大叫来，让他带着老二出去“搞嘴”，就是出去逃荒。自己也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去要饭了。
母子们在长江边分手，一个往上游走，一个往下游走。曹汤氏对大儿子曹家旺说：“家旺啦，你老子刚死，又闹饥荒，这老天爷是不让我们穷人活呀，你带着你二弟去吧，能活一个是一个，好在我有四个儿子。等到饥荒过去了，一定要带着你二弟回来，要给曹家留一条根啦。”
曹汤氏说这番话时，是很悲壮的。她心里认为，自己和这两个小儿子恐怕活不过饥荒了，她希望快成年的老大老二活下来，传承曹家的血脉。
那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家旺和家昌两兄弟顺长江而上，一路要饭打零工到了武汉，在汉口码头上当短工。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而且爆发了全面内战。家旺在汉口瞒着年龄参了军，是“国军”，国民党的部队，很快就开拔前线了。家昌因为年龄太小，部队没有收，就继续在汉口码头卖苦力，当搬运工。
家昌在汉口码头打了两年多工，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国内的形势已经渐渐明朗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家昌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介绍下，家昌去鄂西参加了解放军，是“共军”。
当“国军”的大哥家旺开拔以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而当了“共军”的家昌参军后，曾往宜市老家写过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家里的惟一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的部队很快要进川，解放大西南。此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家昌的消息。
曹汤氏就背着老三家胜，抱着老四家厚沿江而下去乞讨，帮人浆洗缝补。她那两只在做童养媳时就被缠残了的脚，小得像两个紫茄子，真是三寸金莲。常人走路都是脚掌先着地，脚掌软，落地时对身体有缓冲作用。曹汤氏缠小脚时，把脚缠得像一个紧握着的拳头，因此也就没有了脚掌，她走路时全靠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直震后脑勺。曹汤氏瘦高瘦高的，两只小脚仿佛支撑不了她那高个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孩子，她不得不把腰哈下来，使身体平衡。她就这样一直哈着腰，再也没有直起来。
曹汤氏还会唱徽州小调，到人家门前行乞，先开口问主人好，然后拿出两块竹板敲着节奏，唱一段小调。曹汤氏的小调不是唱得好听，而是唱得诙谐，让听的人哈哈大笑，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宁愿嫁给种田郎》：
悔呀悔，
悔不该嫁给出门郎，
三年两头守空房。
图什么高楼房，
贪什么大厅堂，
夜夜孤身睡空床。
早知今日千般苦，
宁愿嫁给种田郎，
日在田里忙耕作，
夜伴郎哥上花床。
人们听后哈哈一阵笑，接着就会一碗剩饭、几块红薯、几个萝卜地拿给曹汤氏。那时老四家厚还在吃奶，可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就将讨来的饭放在嘴里嚼碎，和着自己的口水嘴对嘴地喂给小儿子，她就这样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老四养活了。
曹汤氏唱的小调，在徽州叫“哭歌”。是过去的徽州女人们，以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发泄心中郁闷的歌。
曹汤氏在江南要饭时，在一个小洼上，曾有一位死了老婆的鳏夫请她到家里帮着浆洗缝补，她在那儿一连住了几天，把这户没有女人的人家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那男人看她手脚麻利又会缝补又会做饭，就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曹汤氏真的走不动了，也背不动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她好想好想留下来，再也不外出乞讨了。可她想到了另外两个儿子，自己如果留下来，儿子们回到宜市，到哪里去找母亲呢？曹汤氏婉言拒绝了，又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继续上路了。
饥荒过去以后，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宜市，但她日盼夜想的两个大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曹汤氏盼啊盼，一盼就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见到两个儿子回家。想得太苦的时候，她就会低声地唱：
生男啊，
不知啊，
娘亲苦。
生女啊，
报了啊，
父母恩。
生男啊，
也是空；
生女啊，
也是空。
唱着唱着，曹汤氏双鬓渐白，唱着唱着，已经是曹老太的她，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她对人说：“活着就是过日子。儿子死了，你也不能陪着他去死呀，日子不是还要过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于是，她照顾着身边的两个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女们。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曹老太，有着很多自己特别的生活逻辑。后来小儿子曹家厚娶了一位农村姑娘，生了两儿一女，全部由曹老太一手带大。她带孩子有许多让媳妇不满的地方。比如夏天给孩子们洗澡，为了节约水，她会把三个孩子放在一个木盆里洗，两个男孩又特别顽皮，每天都是一身灰一身泥的，结果洗澡盆里就成了一盆泥汤。媳妇尽管是农村来的也看不过去，就说：“老太，水太脏了，换一盆水吧。”曹老太却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
解放初期“肃反”的时候，有干部来调查老大曹家旺的情况，找到曹老太，问她有没有大儿子的消息。
她坐在那儿低头择菜，头都不抬地说：“死了。”
干部又问：“死了？尸首埋在哪里？”
她反问说：“都被炮弹打成灰了，哪还有尸首？”
干部悻悻地走了，曹老太继续择她的菜，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问的不是她家的事。
又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来了人，说接到上面通知，她二儿子曹家昌在进川剿匪时牺牲在川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年没有听到二儿子消息的曹老太，好像听别人家的事一样，没掉半滴眼泪，提着篮子到江边洗衣去了。
后来，民政局给曹老太送来一本“烈士证书”，是塑料皮的，曹老太就拿这个塑料皮当钱包用，用它夹了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每次从证书里拿粮票去买粮时，都会骂：“要这个破本子有什么用？还不如配一点粮票给我，我们家两个大肚子汉儿子，总是吃不饱。”
一天，民政局又派来了一个干部，要在曹老太家的门楣上钉一块上面写有“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那时曹老四还没有结婚，曹老太在帮别人带孩子，一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曹老太刚刚把这个孩子哄睡着，想抽空洗菜给两个在码头上做工的儿子烧饭，这时民政局的干部来了，老太又是没好脸色给他，径直下楼去洗菜了。这位民政局的干部一脸的没趣，就想找块地方把牌子钉上去完成任务就走人。没想到在门上钉钉挂牌子时，把刚睡着的孩子给敲醒了，那孩子立即哭了起来，曹老太生气了，从楼下跑上来把民政局的干部骂得狗血喷头：“捶、捶、捶，捶你家的死人头啊？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块钱给我花花！”结果，刚钉了一根钉子的民政局干部，被曹老太气得扔下牌子就走了。直到老太太死，门楣上那“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还是用一根钉子歪挂在那里。
一生都哈着腰的曹老太，患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过，喘气的声音楼上楼下的人都听得见。有时候邻居们听到她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仍然爬起来，给两个上班的儿子烧早饭。
曹老太对生活不满的最大宣泄就是骂人，谁都骂，谁都敢骂。但她也不糊涂，文化大革命中，她快七十岁了，就是不敢骂街道居委会的丁主任，因为当时曹老三被打成了“坏分子”，主要由街道居委会管制。有一次，住在一进的四斤儿指着刚刚离开的街道居委会丁主任的背影，逗她说：“老太，你不是说，你谁都敢骂？你骂丁主任给我听听。”
曹老太指着四斤儿骂了起来：“折寿的！”然后非常明白地说：“谁都敢骂？那不害了我儿子老三？”
曹老太也有她散心的办法，实在闷得慌，她就唱她家乡的徽州小调。有一首叫《嫁小姑》，让曹老太唱得有声有色：
油菜开花满地铺，
打锣打鼓嫁小姑，
小姑命不好，
嫁了个驼背佬，
进房又要牵，
出房又要驮，
隔壁邻居不要笑，
结发夫妻无奈何。
曹老太病重卧床以后拒绝就医，儿子要送他去医院，她说：“谁打了铁喉咙管不断气？知道自己要死了，还要到医院去送冤枉钱？钱花光了你们不活啦？我就在家里等死！”没有别的要求，曹老太就是要土葬，她有她的道理：“我苦了一辈子了，不能死了还遭火烧。”
至于棺材，要求不高，她说：“四块板一钉，入土为安了。”
两个儿子家境差，只能给她准备四块板的薄棺材。曹老太就一直在家里等死。
曹老太患的是严重的肺气肿，临死前，喘不过来气难受，就叫两个儿子扶她起来站一站。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把母亲架起来了，这一架让曹老太挺直了腰，啊，个子真高呀。第二天天还没亮，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像一个深深的叹息，然后就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好像在告诉人们：我这一辈子苦受够了，现在要睡了！
妈妈嘴对嘴喂大的小儿子曹老四像追魂一样，跑到窗前，朝着一片漆黑的夜空，叫了起来：“妈妈吔——妈妈吔——你回来，你回来呀——”好像要把已经走了的曹老太叫回来。那种特别的悲伤表现，老宅里的邻居们听了，都心酸不已。
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带来一个新问题，儿子们给她准备的棺材短了。最后，来帮助入殓的人不得不将她弯蜷着放进了棺材里，直起腰来的曹老太，仍然弯着腰到阴间去了。
这就是曹老太的一生。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对老四说：“老三还没有结婚，你成家了，我死了后，你们还是要在一个锅里吃饭，这就是多一把米的事情，还可以省点柴火，穷人过日子就是要省，老三回家也有个热菜热饭吃。”
曹老四结婚了，曹老三就不能再在一个房里住了，他搬到了楼梯间，但饭还是在一个锅里吃。曹老四的媳妇叫翠兰，翠兰嫌曹老三饭量大，还餐餐要喝酒，就不高兴了。曹老太在世时，她不敢多说什么。老太死后一段时间，两兄弟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翠兰不依不饶，最后曹老三也就没有脸再和老四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翠兰嫁给家厚，本以为到城里来能享享清福，没想到比在农村还累。白天要和丈夫一块去拉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