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事情他都知道，所有事情他都了解。只有一次他被迫需要跟勒恩寻求资讯。一开始他说：
“眼见到处都这么散漫，真让人想回归自然。要不是整个拉普兰。都是该死的拉普兰人的话，我会选择山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我老婆是拉普兰人。”勒恩说。
乌尔霍尔姆以混杂着厌恶和好奇的表情望着他。他放低声音说：
“真有趣，太奇特了。拉普兰女人的那儿真是十字形的吗？ ”
“不是，”勒恩疲惫地说，“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
勒恩想知道这家伙为何没早八百年就被调到失物招领室去。
乌尔霍尔姆喋喋不休，每句话都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收尾。
勒恩只看出两点：
第一，他在调查总部呆呆地提出“谁在医院当班”这个问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尔贝里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说：
“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家伙。”
唯一知道这个名字的是贡瓦尔·拉尔森。他吼道：
“什么！ 谁？ ”
“乌尔霍尔姆。”科尔贝里重复。
“这样不行！ 我们得派人去盯着他，某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
结果这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就是勒恩。当时他毫不知情地问：
“我是去代他的班吗？ ”
“代他的班？ 不是，那不可能。他会以为人家看不起他，会写好几百封申诉信，会从国家警察总署一状告到民间人权团体，还会打电话给司法部长。”
勒恩要离开的时候，贡瓦尔·拉尔森下了最后的指令。
“埃纳尔！ ”
“怎么啦？ ”
“在你看见死亡证明书之前，绝对不要让他跟证人说上一个字。”
第二，他得设法阻止这家伙的口水继续泛滥下去。最后他找出一个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实际应用起来如下：
乌尔霍尔姆一段长篇大论的最后总结是：“毫无疑问，身为一个人和保守派人士，身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我绝对不会因为肤色、种族或意见不同而歧视别人。但你想象一下充满了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警界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于是勒恩在口罩后面微微清了清嗓子，说道：
“对。但事实上我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所以……”
“共产党？ ”
“对，共产党。”
乌尔霍尔姆陷入一片死寂，走到窗口去了。
至今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两小时，一脸阴沉地瞪着这个诡谲狡诈的世界。
什未林动了三次手术，体内两颗子弹已经取出，但医生们没人面有喜色，勒恩谨慎提出问题，获得的答案只有耸肩。
不过在大约十五分钟前，其中一个外科医生走进隔离病房说：
“如果他会醒来的话，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
“他能撑过来吗？ ”
医生长时间地看了勒恩一眼说：
“似乎不可能。当然他体格不错，目前情况也还算过得去。”
勒恩沮丧地低头望着什未林，想知道病人看起来得是什么样子，才会被医生认为情况不好或是很糟。
他已经仔细地想好了两个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他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
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开的枪？
第二个问题是：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同时他也做了一两项准备工作：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插好麦克风挂在椅背上。乌尔霍尔姆没有帮忙，只继续站在窗前，偶尔挑剔地瞅勒恩一眼。
时钟显示两点二十六分的时候，护士突然朝伤者俯身，很快且不耐烦地招手要两名警察过来，同时另一只手则按了铃。
勒恩很快过去拿起麦克风。
“我想他要醒了。”护士说。
伤者的脸似乎起了某种变化。他的眼睑和鼻孔都在抽动。
“就是现在。”护士说。
勒恩凑上麦克风：
“是谁开的枪？ ”
没有反应。
过了一会儿，勒恩重复问题：
“是谁开的枪？ ”
这回病人的唇动了一下，说了些什么。勒恩只等了两秒钟，就再问：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
伤者再度有了反应，这次回答似乎清晰了一点。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
勒恩才要开口重复第二个问题，伤者的头就朝左边一扭，下颚松开，一丝掺杂着血的唾液从他嘴里流出来。
勒恩抬头望着医生，后者用仪器检查了一下，严肃地点点头。
乌尔霍尔姆走到勒恩旁边，勃然怒道：
“这就是你侦讯的全部内容吗？ ”然后他以宏亮威吓的声音说，“你给我听着，好兄弟，我是乌尔霍尔姆侦查员——”
“他死了。”勒恩静静地说。
乌尔霍尔姆瞪着他，吐出两个字：
“蠢货。”
勒恩拔掉麦克风，把录音机拿到窗边。他小心地用手指把录音带卷回去，然后按下播放键。
“是谁开的枪？ ”
“Dnrk。”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
“KOIeson（库列松） 。”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他问。
乌尔霍尔姆怒视着勒恩至少十秒钟，然后他说：
“觉得？ 我要检举你渎职。这没办法避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他转身精力充沛地走出病房。勒恩悲哀地望着他的背影。
第十五章
马丁·贝克打开警察局的大门，一阵凛冽的寒风夹带针般刺骨的雪花席卷而至，让他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他低头避风，把大衣的纽扣扣起来。当天早上他终于屈服在英雅的唠叨、零度的低温以及老是好不了的感冒之下，穿上了冬天的厚大衣。
他把颈上的羊毛围巾拉高，朝市中心走去。
过了亚聂街后，他停下脚步，不知所措地试图搞清楚该搭哪班公车。自从九月开始实施人车靠右走的政策后，他还没适应所有的新路线。
一辆车在他身边停下。贡瓦尔·拉尔森摇下车窗叫道：
“上来。”
马丁·贝克感激地坐进前座，说道：
“呃，天气真糟。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夏天呢，冬天就又开始了。你要去哪儿？ ”
“费斯曼纳街。”贡瓦尔·拉尔森回答，“我要去和公车上那老太婆的女儿谈谈。”
“很好，”马丁·贝克说，“你可以在主日医院外面让我下车。”
他们开过国王桥，经过旧市场。片片雪花打在挡风玻璃上。
“这种雪根本没用，”贡瓦尔·拉尔森说，“甚至不会积起来，只是这样飘来飘去阻碍视线。”
跟马丁·贝克不一样，贡瓦尔·拉尔森喜欢汽车，据说还是个非常棒的驾驶员。
他们沿着代沙路来到北铁广场，在北拉丁中学外面，他们超过一辆四十七路双层公车。
“哦，”马丁·贝克叫道，“以后我们只要看见这种公车都会觉得反胃。”
贡瓦尔·拉尔森很快瞥了公车一眼。
“不是同一车型。”他说，“那是德国车，巴欣公司的。”
一分钟后他说：
“你要跟我一起去看阿萨尔松的老婆吗？ 就是带着保险套的那个家伙。我三点钟要去那里。”
“我不知道。”马丁·贝克说。
“既然你在附近嘛，那里离主日医院只有一个街口。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去。”
“或许可以吧。要看我跟那个护士谈得怎样。”
他们在达拉街和戴涅街的交叉口被一个戴黄色安全帽、手持红旗的人拦下。主日医院用地上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旧房子要拆，新房子已经在盖了。目前工人正在炸开达拉街方向的大石头，爆炸声还在建筑物的墙间回荡，贡瓦尔·拉尔森说：
“他们为何不干脆把整个斯德哥尔摩一次炸掉，而要这样零星受罪？ 他们该采用罗纳德·里根还是什么名字的人对越南的看法——铺上柏油，画上黄线，把那该死的地方变成停车场。反正也不可能比那些做都市计划的家伙更糟。”
马丁·贝克在医院靠近伊斯曼牙科中心的入口下车，这里是医院的妇产科诊所和病房。
门前的倒车空地空空荡荡，但他走近时看见一位穿着羊皮外套的女士透过玻璃门望着他。她走出来说：
“贝克督察吗？ 我是莫妮卡·格兰霍恩。”
她用力地抓住他的手，热情地紧握。马丁似乎可以听见手骨碎裂的声音，他希望这位女士照顾新生儿时可别用这么大力气才好。
她几乎跟马丁·贝克一般高，比他壮得多，皮肤光滑红润，牙齿白而健康，浓密的浅棕色头发成波浪状，漂亮大眼睛里的瞳仁颜色跟头发一样。她全身都散发出健康强壮的气息。
死在公车上的女孩娇小纤细，站在这位室友旁边看起来一定瘦弱不堪。
他们朝达拉街走去。
“我们去对面的店好吗？ ”莫妮卡·格兰霍恩问，“我得先吃点儿东西才有力气说话。”
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餐厅里有好几张空桌子。马丁·贝克选了靠窗的桌位，但莫妮卡·格兰霍恩想往里面坐一点儿。
“我不希望医院的人看见我们，”她说，“你不知道他们多会嚼舌根。”
她以一些有趣的闲话款待了马丁·贝克，这证实了医院的人的确很会嚼舌根。她一面说一面尽情地吃着堆得像小山般的肉丸和马铃薯泥。马丁·贝克从低垂的眼睑下羡慕地望着她。他一如往常并不觉得饿，只是有点反胃，而他喝咖啡是为了让胃更难受些。他等莫妮卡吃完东西，正打算把话题转向她去世的同事时，她把盘子一推，说道：
“这样好多了。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我会尽量回答。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
“当然可以。”马丁·贝克回道，递给她一根烟。
她摇头。
“谢谢，我不抽烟。你们抓到那个疯子了吗？ ”
“没有，”马丁·贝克说，“还没。”
“大家都害怕得要命。妇产科病房有个女孩儿不敢再搭公车来上班了。她担心那个疯子会突然带着冲锋枪出现。自从发生这件事后，她都坐出租车上下班。你们一定得尽快抓到他。”
她以敦促的神情望着马丁·贝克。
“我们在努力。”他说。
她点点头。
“很好。”
“谢谢你。”马丁·贝克严肃地回答。
“你想知道关于布里特的什么事？ ”
“你有多了解她？ 你们一起住了多久了？ ”
“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我们已经当了三年的室友，从她到主日医院工作开始。她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也是非常能干的护士。虽然她很纤弱，但是工作非常卖力。完美的护士，从不偷懒。”
她拿起咖啡壶加满马丁·贝克的杯子。
“谢谢你。”他说，“她没有男朋友吗？ ”
“有啊，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想他们没正式订婚，但她告诉我她很快就要搬出去了。我猜他们要在新年结婚。那个男的自己有间房子。”
“他们认识很久了吗？ ”
她咬着大拇指指甲，仔细思考。
“至少十个月吧。那男的是医生。他们说女孩子当护士就是为了要嫁给医生，但布里特不是这样的。她非常害羞，而且害怕男人。去年冬天她生病了，贫血、过劳，得一天到晚去检查。
因为这样才认识了贝迪尔。他们一见钟情。布里特说是贝迪尔的爱情治好她的，不是医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