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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阿道夫？”库蒂奥尔缓过气来，问道。“这么着急吗，嗯？”
昂里奥笑了笑，算是回答。奥诺雷气得差点把烟头掉了。
显微镜行家身材瘦小，他翻起一只眼皮观察同事的情绪，然后示意库蒂奥尔跟他来。走进一间当作实验室的顶楼小屋后，昂里奥自顾自地爬上一只螺旋高凳，转动着，沉思了一会。库蒂奥尔开始觉得，这位灵感大师演的戏太长了点。
昂里奥终于开了腔；
“那天，我对你说过，我找到了两个脚印。你还记得吗？”
“不错。怎么呢？”
“还有两只弹壳和一颗子弹？”
警长叹了一口气。昂里奥不该向他一点一滴地列举那些劳而无功的行动……他勉强点点头表示确认。
“那好，”昂里奥接下去说，“这两只弹壳是一个杀手射出的，此人在你去科西嘉时又干掉了图森·费鲁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库蒂奥尔顿了几秒钟，才说：
“他们跟我说起过。”
他凝视着童年伙伴。起皱的长脸，头上出现了一缕灰发，一对浓眉向外挑出尖尖的眉梢。
“结论呢？”他发问道。
“很简单。杀死格拉尼乌茨、多丽丝·梅和费鲁齐的是同一把手枪。看来枪上装有消音器。我是从三个基本方面来考虑的：烟晕、灼印和火药都说明枪口高得很近。”
“结论呢？”库蒂奥尔有点恼怒地又问了一遍，“这么说，马耳他人接连杀了三个人，嗯？”
昂里奥当即否认：
我说的是同一件武器，不是同一个凶手！要知道，有两个人去了奥弗涅人家。如果说一个脚印的尺寸与坎布齐亚很近似，那另一个脚印就不是普通尺码了。35码尺寸的脚并不多见，对不对？”
昂里奥从螺旋高凳上跳下来。他走近卡片柜，打开术门，取出一张写满字的卡片：
“……小尺码的脚印并不多。那家伙用了火焰切割器，开的是标致牌轿车，其余就不清楚了。我能从露草里测出轮胎的间距，精度可达几毫米，还有排气消音器中排出的石棉粉屑。只消让你手下的情报员走一趟，就能知道谁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以为我笨得连这点都想不到吗？探子是干什么用的？告诉你，明天早上，我要去搜查费鲁齐家。”
在跟库蒂奥尔警长走之前，克雷芒蒂娜·勒杜太太一口气喝了两杯苹果酒，还是提不起精神来。经过两小时的盘诘，她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只觉得时而焦躁不安，时而惊慌失措。望着身边的三个警察，她愈加胆战心惊。两个瘦子站在那里，头发散乱，龇牙咧嘴的。另一个是这伙人中最厉害的。他跨坐在椅子上，低着额头，一双手像摔跤运动员一样。身后，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治安警察守在门边，不住打着哈欠，旁观审讯的过程。
克雷芒蒂娜·勒杜叹了一口气。她抬起手，撩撩凌乱地披散在肩头的花白头发。直到现在，她依然支撑着。她既不知道刚死去的图森先生结交些什么人，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安排日程的。要是这个叼着烟头的警察以为自己是在骗他，那可太冤枉了。克雷芒蒂娜一无所知。这一点，她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时刻可真难熬。凭什么她要受这份罪呢？
她包里的东西全被抖落在写字台上。看到那张从未想到要更换的过期身份证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她实在受不了。警察还仔细地打量刻有德迪翁布东汽车商标的老式钥匙圈，检查倒空零钱的钱包，传看因肝硬化死在巴黎盲人院的丈夫阿梅代·勒杜发黄的照片。
克雷芒蒂娜放下磨得绿乎乎的连衣裙袖子，遮住她那双又粗又短的手臂。她感到很冷。库蒂奥尔把钥匙圈拿在手里抛着玩。克雷芒蒂娜气得要命。可是，她还得解释地下室装满金币和钞票的箱子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保持沉默的坏脾气女人开始让库蒂奥尔恼火了。
库蒂奥尔决定狠狠地吓唬她一下：
“您既然不想开口，那我告诉您，我对这箱子是怎么想的吧……您花钱雇了几个本地流氓来杀掉图森·费鲁齐。策划了好久吧，嗯？想吞下那笔钱！”
吓掉魂的克雷芒蒂娜好像坐到了重罪法庭上。她猛然想起了影片《侦探》中的一句话：
“这是个判断错误！”
一阵哄堂大笑，打破了房里的沉默，把这可怜的女人吓得半死。库蒂奥尔从容不迫地围着桌子转起因来。突然，他的两条短腿在勒杜太太跟前停下了：
“事情就是这样吧，嗯？我没搞错吧？您杀了他，抢走了他的钱，把钱藏在地下室，等待事情平息下去。至于说到他向您借钥匙，这全是谎话……太太，我们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笨！”
勒杜太太依然一言不发。在她看来，这警察是个疯子，危险的疯子。看他玩弄烟头的那腔调就知道了。只是她现在落到了他的手里。他的同伙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克雷芒蒂娜太太的心像压了石块一样直往下沉，汗珠不停地冒出来。
“我累了，”她呻吟着，“让我走！”
她机械地摘下帽子，放在桌上。她模模糊糊地听到库蒂奥尔又在唠叨：
“勒杜太太，您就再呆一会儿吧……”
勒杜太太眼前恍恍惚惚。她又看见图森·费鲁齐幽灵般洁白的脸……他是个坏蛋吗？他上楼时从不忘问候她，从来没有遗忘送新年礼物，从米不会客……也从不带女人回家，从不弄出声响！从住进托利先生的房间以来，根本就不用留神他什么。她也说不上这位托利先生是什么人。房租收据上填的是托利先生的名字，就知道这些。她把收据交给图森先生，他总是当场付清现款，并且不忘记塞上一大笔小费……
“您在想什么？”
勒杜太太吓了一跳。库蒂奥尔的声音把她从疲乏不支的昏昏然中惊醒了。她的目光与桌上她那顶帽子上的鸟形帽饰相遇了。她直想哭。
“警长先生，有一件事……”她沮丧地开了口……
库蒂奥尔抬起头；精神大振。
“您总算开口了，”库蒂奥尔又变得温和起来。“说下去，克雷芒蒂娜，这样您就会轻松了……”
他那重新变得和气的声音鼓舞了克雷芒蒂娜·勒杜。她鼓起勇气。
“我想起一件事，”她说，“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我不认识，也从没见过图森先生那间房间的正式承租人。可房租收据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就是刚才画框里掉下来的那张纸上的名字。”
“您看，您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嘛，嗯？”库蒂奥尔冷笑一声，顿时喜形于色。
12
当干寒而强劲的西北风掠过挤满里昂车站的一排排运货车时，我心里只惦记着玛丽丝。要是警察的妻子能随丈夫一起出差，那该多好啊！玛丽丝为安全局尽了全力，完全有资格得到酬劳。可是，那都是些非正式的任务。她是警察的妻子，而不是女警察……
地中海已落在远方了。铁路的另一头就是马赛。我终于摆脱了大海彼岸那辆超载的破长途汽车。这车把我从普罗普里亚诺带到了阿雅克肖。那一路颠簸和自杀性的急转弯，直到现在还使人心有余悸。
车门打开了。潮水般的旅客把我推向出口处。何必为了早出去几分钟而你推我挤呢？我只好和他们一样，像挥动扫雪器一样甩着箱子来到地铁入口，手持月票进了站。
经历了列车上的嘈杂后，我觉得复活节星期天的地铁站特别宁静。从星形广场回家？不，为了乘到勃朗什站和勒比克路我那三居室“宫殿”，我决定坐开往樊塞纳堡方向的车，在民族广场换车。这样路线短一些。我刚走下台阶，入口门就关上了，真走运。
玛丽丝不知道我今天回家。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在经历了四天苦差使后，我仿佛已经把她抱在怀里了。这趟科西嘉之行仅仅是为了参加几小时的瞻礼！哪怕多少有点收获的话，也算不虚此行啊！在普罗普里亚诺的旅馆房间里，我把偷来的文件读了又读。一点也看不懂。但愿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他能看懂。
胖子曾明确告诫我：
“千万别从科西嘉挂电话！”
我答应了，并遵守了诺言。可是，“阿雅克肖”号的活动舷梯刚把我送到马赛港的人群中，我就冲进了科尔贝街上的邮政总局。只有国内长话的营业窗口还开着。因为没有顾客，女职员正在打毛线，一针下，两针上。拉加尔德圣母院的金顶反射着粲粲的阳光，耀得我睁不开眼睛。勒比克街的电话铃空响着没人接。玛丽丝不在家。我又挂到岳母家：她一到节日就把女儿叫回家去。复活节的星期天对她来说是个多好的机会啊！
在科尔贝邮局里，打毛线的女职员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为了摆脱老往一个地方打电话而没人答理的窘境，我给部里挂了电话。我很清楚，胖子办公室里是不会有人接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空荡荡的办公室的情景：出清了所有文件的写字台，永远是空荡荡的书橱，还有那永远呆在窗角落的蟒蛇标本。那是老板的奇特吉祥物。在这个蠢动物的粉红色舌头上，已积了一层厚厚的巴黎尘埃。
“喂？”
他在那儿！星期天对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船长，全不顾家庭生活。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及其他节日，他都无所谓。船长不能离开船么。
“喂……”
“头，我是博尼什。我是在马赛给你打电话。”
我压低了声音，朝窗口望了一眼：女职员还在干她的毛线”活。
“什么事？”
“我拿到了文件……可是马耳他人……”
“我知道，博尼什。库蒂奥尔也盯上了他。他已经回到巴黎了！”
“啊？！”
“是啊，啊什么！人家可并不是去旅游的！”
我那握着听筒的手颤抖起来。混账维歇纳1混账库蒂奥尔！这家伙捉弄我：他佯称要去奥尔梅托过夜，把我稳在普罗普里亚诺。其实，他驶回了阿雅克肖，还掉汽车，就乘头班飞机回巴黎了。
我的脸色很难看。这家伙有资本嘲笑我们安全局警察！他们有钱。胖子借口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送了我们免费乘车证，命令我们充分利用。而坐飞机则不予考虑。但是巴黎警察局却没有这种限制。其实，他们原则上无权去外省出差。
“喂，博尼什，”维歇纳恢复了谴责的语调，“我这儿正好有一份库蒂奥尔的报告。马耳他人在樊塞纳森林干掉了二等流氓图森·费鲁齐。你那位巴黎警察局的老兄认为，他与‘科西嘉’酒吧老板约瑟夫·马里亚尼有关系。这可是你管的地盘。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说，至少你不打算复活节的星期一还放假吧？”
他挂断了电话。我垂头丧气地在马赛老港码头上走着，驱散由殷勤的退休老头们喂食的鸽群。在博物馆街，我找到了一块招牌：“安托瓦纳之家”。这地方很清静。我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自在地舒了一口气。我要了一块那不勒斯馅饼和半瓶玫瑰红葡萄酒后，便端详起墙上贴在莉娜·勒诺像①边上的蒂诺·罗西像片。好一会，我怀念起刚当上小酒馆歌手时的往事。在吞咽简单的晚餐时，我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矮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