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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即她被斯特凡诺和阿历西亚抓获。第三种可能性是她被联邦调查局逮祝这种可能性不如第二种可能性那么恐怖，虽然会引起许许多多麻烦，但至少她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他们没有讨论第四种可能性，即卡特说的她撇下他返回巴西。他不认为她会这样做。
桑迪默默地收拾资料，清理桌子。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她的？”帕特里克问。
“大约8点钟。她看上去很好，帕特里克。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她没说要去迈阿密或巴西？”
“没有。她没提走的事。我走时好像听她说，她要在那幢别墅住一阵子。她说已经交了一个月租金。”
“那么她是受惊吓了。否则她没有理由逃离。”
“不知道。”
“桑迪，到迈阿密找律师。要快。”
“我认识几个律师。”
“她肯定吓坏了。”
第三十章6点多了。此时哈瓦拉克大概又去了卡西诺赌常在那里他玩21点，酗酒，寻花问柳。
传说他的赌债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而拉普利也肯定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上。对于他，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更好的地方。事务所的秘书和律师助理都已回家。杜格·维特拉诺锁上大门，朝屋后最大也是最好的办公室走去。查尔斯·博根在那里等候。他坐在办公桌后，两只袖子卷得很高。
帕特里克已经窃听了所有的办公室，唯独资深合伙人四根的办公室例外。这个事实，博根在那笔巨政失踪之后的激烈争吵中，曾反复拿来替自己辩解。
每当他离开办公室，哪怕只离开一会儿，总忘不了把门锁死。而其余几个合伙人太大意了，他不止一次提醒他们说，维特拉诺在办公室里同海外的格雷厄姆·邓拉普打了几次关键性的电话。正是从这几次电话中，帕特里克掌握了那笔巨款的去向。这件事在争吵中一再提起，差点引起双方动武。
博根宣称早已怀疑事务所有内奸，这完全是美化自己。倘若如此，他何不向几个大意的合伙人打招呼？其实他只是生性谨慎，而且运气好。重要的会议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没一会儿就锁上了门。他掌握着唯一的钥匙，连清洁工都得趁他在的时候入内。
维特拉诺关好门，霍地倒在办公桌前面的软椅上。
“今天上午我去了参议员先生的家里。”博根说，“他打电话让我去会面。”参议员先生的父亲和博根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博根比参议员先生小10岁。
“他情绪好吗？”维特拉诺问。
“谈不上好。他想了解拉尼根的最新情况，我把自己知道的和他说了。至今那笔巨款还不知下落。他非常担心拉尼根掌握了什么秘密。像以往那样，我叫他放心，说我们同他的电话都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打的，而这间办公室没有被窃听，所以他不必担心。”
“但他显得很忧虑？”
“是的。他再次问我，有没有把他和阿历西亚牵在一起的文件。我再次说没有。”
“确实没有。”
“是的。没有任何文件出现过参议员的名字。和他的一切联络都是口头的，而且大部分在高尔夫球常这种情况，我已经说过多次了。但帕特里克回来后，他又开始担心了。”
“你没把小会议室争吵的事告诉他吧？”
“没有。”
两个人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灰尘，回想小会议室争吵的经过，那场争吵发生在1992年1月。这时司法部已经批准了阿历西亚的奖金。再过两个月，他们就要接收那笔巨款了。
一天，阿历西亚突然来到事务所。事先他没有预约，也没有打招呼，而且看上去情绪很不好。此时帕特里克尚未出走，但离他的葬礼仅三个星期。由于事务所正在全面装修，博根无法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阿历西亚。他们把气势汹汹的阿历西亚带进了过道对面的小会议室。该会议室面积很小，里面只放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天花板也是倾斜的，上面正好横着楼梯。
因为维特拉诺是二号人物，他被叫来参加了会谈。谈话的时间并不长。阿历西亚之所以恼怒，是因为这几个律师即将收取3000万美元诉讼费。一旦他的奖金获得了批准，现实利益就摆到了面前。他认为，博根几个人收取那么高的诉讼费是昧了良心。不多时双方就争吵了起来。博根和维特拉诺不让步，他们提出要根据当时订的合同分钱，但阿历西亚根本不在乎。
争吵越来越激烈。阿历西亚问，你收取这么高的诉讼费，恐怕有不少要孝敬参议员先生吧。博根敌视地说，这不关你的事。阿历西亚说，这事我应该过问，毕竟钱是我的。
接着他对参议员先生以及所有的政客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的话中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即参议员先生为了让他胜诉，十分起劲地给海军、五角大楼和司法部施加压力。“他将拿多少钱？”阿历西不停地追问。
博根继续避开这些问题，只说参议员先生那里肯定是要有所表示的。他提醒说，阿历西亚之所以挑选该事务所，是因为它的政治联系。他还激动地说，阿历西亚能拿到6000万美元是很不错了，因为他的宣称一开始就是骗局。
至此，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阿历西亚提出将诉讼费减至1000万美元，博根和维特拉诺断然拒绝。最后阿历西亚大发雷霆地出了小会议室，一路上骂个不停。
小会议室里没有装电话，但发现了两个窃听器。
一个在桌底，被藏在一个夹缝里，用黑油泥固定在那里。另一个被夹在两本布满灰尘的旧法律书之间。那些法律书放在室内唯一的书架上，是起装饰作用的。
在经历了巨款失踪以及斯特凡诺发现那么多窃听器引起的震惊之后，博根和维特拉诺很久没有谈论过小会议室争吵之事。也许他们仅仅是忘记了。他们也从来没有把它拿出来同阿历西亚商量，其主要原因是他很快提出了诉讼，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发怒。这件小事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淡忘，也许再也不会提起。
如今帕特里克回来了。面临压力，他们又怯怯地把这事提了出来。不过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窃听器失灵，或帕特里克过于匆忙，错过了窃听。无疑，他还有很多的窃听材料需要消化和吸收。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定论，帕特里克极有可能没有录下小会议室争吵的情况。
“他不可能把磁带保留四年，对不对？”维特拉诺问。
博根没有答话。他双手交叉按住腹部，凝望办公桌上的灰尘。唉，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本来他可以得到500万美元，参议员先生也可以得同样多的钱。
本来他可以不破产，不离婚。本来他仍然拥有妻子、家庭、家当和身份，本来他可以拿到那500万，说不定现在已以变成IO00万，不久将变成2000万。这一切全摆在那里，唾手可得，但刹那间，被帕特里克夺去了。
抓获帕特里克的喜悦持续了几天。随后，它慢慢地消失了。因为那笔巨款显然并没有随着他一道返回比洛克西。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也愈来愈校“我们能不能得到那笔巨款，查尔斯？”维特拉诺问。他的声音几乎听不清，眼睛望着地板。
“不能。”博根回答。他停顿了很久，又说：“我们要是不被起诉，那就已经是走运了。”
桑迪需要打许许多多的重要电话。他决定先打电话解决一件最令他心烦的事。他来到医院停车场，坐进自己的汽车，打电话对妻子说，他可能工作得很晚，说不定要被迫在比洛克西过夜。他知道今晚儿子要参加初中橄榄球比赛，但没有办法。这都怪帕特里克，详情回家再说。妻子没说什么，态度比预期的好得多。
他又打电话到自己的办公室，逮住了一个尚未下班的秘书，从她那里要了几个电话号码。他认识两个在迈阿密工作的律师。但此时已到了7点15分，两人均不在办公室；打电话到他们家，一个没人接，另一个只有电话录音。他接二连三地给几个新奥尔良的律师去电话，终于打听到了马克·伯克家里的电话号码。马克·伯克是迈阿密颇有声誉的刑事辩护专家。对于晚饭时有人来电话，他很不高兴，但还是接了。桑迪花费了IQ分钟介绍帕特里克的身世以及最近伊娃被捕的情况。目前她被关押在迈阿密某个监狱，于是他打电话求助。伯克露出兴趣，声称他通晓移民法和刑事程序。他将在晚饭后打两个电话。
桑迪同意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询问。
他打了三个电话才找到卡特。经过20分钟的好言相劝，卡特同意在一家小吃店会面。
桑迪驱车到了那家小吃店，一面坐在车内等候卡特，一面再给伯克打电话。
伯克说，伊娃·米兰达确实被关在迈阿密联邦拘留所，目前尚未被正式起诉犯有何种罪行，而且离那一步还遥远。今晚设法见到她，明天看她也有难度。根据法律，联邦调查局和海关可以对持假护照旅行的外国人判最高期限为四天的拘留，而且必须在拘留期满之后才能申请保释。这样规定是有道理的，伯克解释说。实际情况表明，那些人一释放就变得无影无踪。
以前伯克曾几次去联邦拘留所与委托人会晤。
从那里的情况来看，条件还不坏。她馊年独关在一间小牢房里，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要是路汽好，她还能获准打电话。
桑迪没有作过细的解释，只是强调目前不必急于让她获释，因为外面有人想抓她。
伯克允诺明天一早设法打通关节和她见面。
他提出收取亚万美元的律师费用，桑迪表示没有异议。
桑迪挂上电话，见卡特大摇大摆地走进那家小吃店，并按事先说好的，在靠前窗的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于是他锁好车门，也走进了那家小吃店。
晚餐是盒饭，经微波炉加热后，放在破旧的塑料盘里端给了她。尽管她很饿，但没有进食的念头。送饭来这间简陋的小牢房的是两个粗壮的女看守。其中一人还问她为什么坐牢。她咕吹了几句葡萄牙语，于是两个女看守没再搭讪。牢门是厚金属板做的，上面有方形小孔。外面不时传来别的女国的说话声。但总的说来，这里还安静。
以前她从没到过监狱，当了律师后也是如此。除了帕特里克，她也想不出还有哪个朋友被监禁过。起先的震惊让位于恐惧，随后恐惧又变成羞辱。因为她已经像一个罪犯被囚禁在这里。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唯一的例外是想起她可怜的父亲的时候。无疑他的处境比她要相得多。她祈求上帝保佑他不要受到伤害。
在狱中祷告比较便当。她既为父亲祷告，也为帕特里克祷告。好不容易她才抵挡住这种诱惑，即把自己的磨难归咎于他。她尽量责备自己。她太容易恐慌，也跑得太仓促。
帕特里克已经教她如何不露痕迹地转移，如何神秘地离开。该责备的是自己，而不是他。
使用假护照算不上什么大罪，她想。很快她就可以得到释放。在一个多暴力的国家里，由于监狱人满为患，这种行为根本不是犯罪，一般仅以少量罚款和立即驱逐出境了事。
想到那笔巨款，她安定下来。明天她要提出请律师，请一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