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敏表露出明显可见的失望。他心事重重地打量了一下文静，大概觉得眼前单薄的女警察不保险，于是走向门口，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验证般地扭了扭门柄，证实上了锁，这才反转身来，如释重负似地在文静对面坐了下来，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喝水的手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你还想了解些什么呢？”
“你认为有谁想要谋杀你？”
“我就是想不出来，才寻求你们的保护的吗，我要是知道是谁，不就告诉你们直接抓起来不就行了？”
“问题恰恰如此。假如你不知道是谁，或者说可能是谁，被动的保护，你认为可靠吗？”
“保护公民不受侵害，不就是你们的工作吗？”
“一点不假。可是你应该想到，干这件事的人相当精细，也相当固执，不达目的他不会罢休的。我们能保护你一时，但却保护不了一世，况且你明天就离开重庆了，谁能担保凶手不会穷追到底，尾随到青海呢？”
丘敏似信非信地眯起了眼睛说：“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我会吗？”
“可是我把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想过来了，就是想不出来是谁？”
“那是你想的方式错了。这个人，这个已经杀死钟新明和杨奇的人，既然把你们三个人视作目标，那一定是与你们三人都有瓜葛的人。你是不是从这方面再想想？”
丘敏觉得文静这话有道理，于是右手指有节奏地点着额头，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摇摇头说：“想不出来。”
“有没有你们三人在一起时得罪过谁呢？”
“得罪？得罪过谁呢？”丘敏不易察觉地楞了一下，又马上回复了迷惘的表情。“还是想不起来。”
“这样吧，你就谈谈你们三人之间的事吧，比如怎么认识的，是不是经常在一起，在一起一般都做些什么？请你讲细一点儿，这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凶手归案了，你才算是真正安全了，对吧？”
三
钟新明，杨奇还有丘敏的父亲原先都是总后的军官，三人家都住在总后大院一栋楼里，小时常在一起。后来，钟新明父亲到了重庆，丘敏的父亲去了青海，只有杨奇的父亲留在了北京。尽管天各一方，但三人还是时常通信。及至成家立业，这样的联系依旧维持着。
这三个小时玩大的同伴混得都不错，经济也挺宽裕，丘敏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银行，后来到了保险公司，时间不长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交椅。钟新明大学毕业后分到重庆外办，干得不过瘾，又折腾着去青年旅行社，杨奇到国外渡了几年金，回国后在一家外企工作。
多年来三个人见面不多，但联系紧密，三年前杨奇提出三个人每年都聚一次，大家一拍即合，由此开始轮流到青海、北京、重庆三地相聚。
丘敏漫无边际地谈着，文静用心地听着，但说来说去，总是大概，看样子丘敏不想对此说得过多过细。
文静心想这样谈下去终是一事无成，所以她直接请丘敏谈谈到重庆来的始末。丘敏说是接到杨奇的电话，约好过来为钟新明送葬的。
“请你们来，实际上是钟新明提出来的？”
“是他。”
“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据杨奇讲，是钟的秘书用电话向杨奇转告的。”
“但秘书没有给你打电话？”
“秘书说钟新明说出杨奇的名字就断气了。”
“你这是听杨奇说的，还是听秘书说的？”
“听杨奇说的。”
“钟新明的秘书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我还见过，叫柳倩。”
文静的第二步，就是要调出钟新明与杨奇事故报告看一看，然后再去出事的地方转一转，她是想尽可能精确的排除一切偶然性，假如偶然性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就凸现出来。她这是为了乱茧中抽丝，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抽出事件的经纬，抽出事件的因果。
第二天早晨，文静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江北机场。
江北机场候机大厅共有三个出入口，中间的那个，也是最宽敞的那个，一般都关闭，只留有左右两边两个出入口。从习惯而言，乘飞机的大都从右边出入口进入，因为一系列的登机手续都是在大厅这一侧办理。左边一侧实际上是下飞机后的出口。文静来过几次机场，而这次来却是为钟新明而来。从材料上得知，那天钟新明是来乘机到北京去的，那么惯常的次序应该是送他的车子先停在右出入口，待他下车后，再开到正对中间大门的停车场，文静坐在车里，看见不少的乘机人都是依照如此的顺序行事的。假如钟新明那天也是如此，那车祸发生的可能等于零，下车直接跨出三、四步的距离，他就可以进入候机大厅，进入车行范围之外。可是那天偏偏次序变了，送他的车子没有在右入口处停下来，而是径直开到了停车场。他下车后，进入候机大厅，必须经过停车场与大厅之间宽约五米的车道，于是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全速冲了过来，碾死了钟新明。单就这种停车先后次序而言，偶然性极大，可是若联系杨奇的死，和丘敏差一点儿死的事件，这种次序的改变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要是钟新明自己开的车，偶然性要大得多，可是那天是别人开的车，是代办处的秘书柳倩，于是偶然性与有意性就差不多一样大了。可是如何排除次序的偶然性呢？文静还没有见到柳倩，不知道这种次序的改变，是钟新明的意思，还是柳倩的意思，或者纯粹出于下意识，两个人都没有再意怎么没有在右入口处停车？
尽管没有见到柳倩，而文静可以猜到，若是向柳倩问起次序的事情，不管她怎么说，无法判断是真还是假，因为钟新明已经死了。所以只能换一个角度来思索次序问题。
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显然是有意而为，撞击钟新明是事先预谋好了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才那个次序问题，似乎容易一些。预谋者计划在机场撞死钟新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事情做起来轻而易举。比如说知道钟新明乘坐航班的时间，钟新明出现在机场的时间，肇事车辆的准备，想必不难，因为钟新明的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可是有一个步骤，预谋人是如何计划的呢？假如钟新明停车次序没有改变，撞他的车子不可能闯进大厅吧？也许钟新明乘飞机时，停车的次序历来如此，可是历来如此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性，总会有些历来如此的作法，但历来如此并非一定如此，这一点儿文静不相信预谋者会忽略，预谋者不是那类得着机会就下手的运气主义者，而是精确计算者，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一定会设法让钟新明也按照他的计划表行事，对了，真可能是如此，次序是替钟新明安排好的，使得钟新明有一个被撞击的条件与机会。
柳倩有嫌疑。
文静默想了一下柳倩对事件的描述，猛然车窗外有人晃动着什么，文静定神一看，是一面桔红色的小旗，她连忙摇下车窗，这才知道是停车场的守场人，刚才没有来，文静的车子停下后才来，于是上前收停车费来了。文静心里一动，下了车，交过费后，又拿出警官证请守场人看了一下，便问起前些天撞人的事。
守场人年约五十六七的样子，身材瘦小，头上那顶红色的长沿帽与脸成了倒三角，白胡须短粗，参差不齐。他打量了一下文静，不太高兴地说：“又来了，没完没了的，我说记不住车号，怎么就不相信呢？”
文静一时不知话意为何？只好说：“请你再想想吧？”
“车子开得飞快，开车的人长什么样都看不清楚，别说车号了。”
“开车的人是男是女呀？”
“男的吧，看不清楚。”
“可是另外一个人怎么就记住了车号？”
“你是说的那个女的吧？”
“对，就是跟死者一起来的。”
“那谁知道呀，兴许是有特异功能吧？”
柳倩不仅记住了车号，而且五位数字一个不差。不是文静多疑，而是有些不可思议。当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在刹那间发生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思想准备，车子扬尘而去，且不说车牌做些伪装，诸如用物遮盖，就是不做伪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记住车牌号，实属不易，更不用说记得一字不差了，要不守场人说柳倩有特异功能呢。
假如柳倩说没有记住车号，或者说只记住了其中几个数字，可信度要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柳倩坚持说记住了，而且后来证实确实如此，是偶然还是有意？若偶然，即使真的记住了，也许会说没有记住，减小可能因此而来的麻烦；若有意，即参与预谋，出于避嫌的本能，她也应该说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她而言有百利却无一害，可是为什么她说记住了，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守场的人怕文静不相信，又对文静说：“警察同志，要不咱们现在瞧路过的车子，看看有几辆你能记住车号的？”
文静一听，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她饶有兴趣的和守场人一起试验着记车号。结果过往三辆车，能完全记住牌照号的只有一辆，而且也是走走停停的一辆。柳倩记住车号时，车速快，天色暗，而且不是特意要去记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倩没有可能记全车号。没有记全，却说得出车号，意欲何为？可以说没有记住，却说记住了，打算求得什么样的结果？
记住车号的本身，能够协助警方尽快抓获肇事人，本意也当然是希望警方尽快破案。假如柳倩不是同谋，或者参与其中，这样的本意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文静要假设柳倩不是清白的，那么柳倩这一做法就显得极不正常，一般而言，极不正常，一定有极不正常的用意，那么柳倩的用意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就是柳倩指认的车子并不是真正肇事的车子，为了某种目地，柳倩采用偷梁换柱手法，企图达到尚不得知的目的。可是警方后来查验了丢弃的车子，从车体上的凹痕和沾着的衣服纤维比对，确认是肇事车辆。
另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免除自身嫌疑。她可以让警方找到那辆偷来的桑塔纳，也有把握警方沿着这条线索查不到她的头上。剩下的就是停车次序的嫌疑，于是她利用心理上的常规，与警方做起了游戏，反其道而行之的游戏：没有记住车号，正常是正常，但嫌疑犹在，而记住了车号，而且记得一字不差，说明她是想协助警方，急于抓到肇事人的，假如她参与其中，她就不会这样做，她现在这样做了，就说明她没有参与其中。
又是柳倩的嫌疑。
“那个小姐命大，差一点儿一起死了。”守场人自顾自地说。
文静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
守场人描述说，车开到停车场以后，是柳倩交的停车费，随后与钟新明并肩往候机大厅走，走了没几步，柳倩又返身回来，正锁车门时，就出事了。
文静问：“停车场的车子都锁车门吗？”
“有的锁有的不锁。”
“锁的多还是不锁的多？”
“不好说，车停得少，就不锁，车停得多了，就都要锁。”
“这是为什么？”
守场人惊讶地看着文静，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