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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特集，开始是变音器的机械组装、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的简单说明，然后是去年一年里首都范围内发生的骚扰电话的次数，还介绍了其中使用变音器的电话的次数。
“打这种骚扰电话时，如果用真实的嗓音，会是一种什么心理？”条崎把这句播音员的旁白记录了下来。
在插播的商业广告画面中，对声波的解释是：“即使通过变音器声波的声纹也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变音器欺骗的只是耳朵，只是听起来声音改变了，实际上声纹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能改变声纹的机器和技术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这对武上他们来说可是个意外获得的知识。
武上他们要抓的罪犯不正是为了不留下证据才使用变音器的吗？当初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时候，他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大概也不知道声纹是不能变的吧？如果他也看了这个节目就该慌神儿了。
特集的最后是接到过骚扰电话的受害人的控诉。出现在画面上的一共有两个人，都是女性。她们的脸部都加了伪装阴影，声音也作了处理。其中一个人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个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单身女职员。家庭主妇说她一天之内接到了一百五十多个骚扰电话，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女职员则说，打给她的骚扰电话都是涉及她个人生活的内容，她怀疑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干的，她已经不得已辞去了工作。这两个案子都出动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是都没有抓到罪犯。
在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埼玉县的那个家庭主妇流着眼泪，毫不隐瞒地说，她不仅受到骚扰电话的直接伤害，还因为这种电话受到其他更严重的伤害。在她所居住的新兴住宅区的狭窄的人际关系中，有人得知她接到这样的电话不但不同情她，反倒说她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才招惹上这种事儿的，为此引来不少流言蜚语。
看完录像，武上问条崎：“在大川公园一带，过去发生过骚扰电话的事儿吗？没有做过这种调查吧？”
条崎立刻回答道：“这种情况在报告书里还没有。”
“要是做了就好了。”
“如果有过这种事儿，怎么到现在没有听说过呢？” 条崎说。
“也许是被害人不愿意说吧。说出来还说不定会遭到非议，招来更大的痛苦，刚才那个家庭主妇的话你不是听见了吗？”
条崎想了想，站了起来。说道：“我先去查一查管片儿内有没有对这种事件的调查申请或者报案记录。”
第二天，27日，案情发生了几处巨大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11号嫌疑人有今年6月7日的不在场证明的证词，6月7日正是古川鞠子失踪的日子。
因为是临时工，所以要想确认11号的不在场证明是很困难的。日高千秋失踪那天，他从早上就一直呆在自己家里，临时工的工作是晚上六点开始，工作之后就去向不明了。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6月6日到6月9日的四天时间里，他没有上班，说是休假了，到底去哪了呢？”
那四天，11号和他的朋友是去参加了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培训班。这是从他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口中得知的。
11号嫌疑人的一个靠父母生活的，没有工作的朋友，一直抱有自己经营生意的梦想。他参加过许许多多培养经营者的培训班，这个人与11号从高中时代就断断续续地来往，对11号所犯前科也都清楚，而且还同情他。此人总想帮助11号重新融入社会，曾多次劝11号参加这
类的培训班，直到六月的这四天才真正兑现。
这个证词是出自和11号很接近的人。已经证明他们参加这个培训是有记录的，而且，参加者在四天当中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就连和外部的通讯都要暂时中断。那个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一个公司专用机构里，参加者都是从地铁站乘公共汽车前往的，不能用自己的汽车。经调查当地的出租车公司的运行记录，四天里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地铁站或直接到东京，或者是从馆山地铁站以及从东京到会场的运行记录。和11号吃住在一起的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证明，四天里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外出。
11号在这次案子中的分量一下子就减轻了。眼看着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鸟居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就在这个时候，第13号田川一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初引起武上他们注意的，是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刑警报告书。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一周以内，在对公园周围的可疑车辆一辆一辆地进行调查时，查到有人曾三次到租赁公司租车，因而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的公司职员。他租车的日期是9月4日、11日和20日。4日正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租用的车子颜色每次都不同，有目击者看到他的车在公园的周围停放过，在那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上也有他租的车。经过向他本人询问，他说都是帮他的一个朋友租的。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田川一义。
按大崎的公司职员的话说，“他也是个有前科的”。田川一义在两年前，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在他工作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的墙上凿洞，安装了隐型摄像头进行偷拍。并把拍到的照片匿名邮寄给被拍照的人。那个人是他的女同事。
“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所以公司就把他开除了。”
据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田川好像患上一种对人的恐惧症似的。
有人说：“他总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事，都用轻蔑的眼光看他，有点儿神经兮兮的。田川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买东西。”
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
要说他那么怕见人，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吧？可是，听他母亲说，虽然出了那件事，他反而对摄影更感兴趣了，只是尽拍些山呀海呀的。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
按说摄影旅行应该有辆车才更方便，既可以运器材也可以过夜，可是田川没有车。
他的那个朋友说：“租车的事儿是我帮他办的，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儿的话，我可不知道，租车费都是田川付的。”
9月份那个人一共帮他租过三次车，时间间隔很近。据田川说是去有明市的野鸟林去拍野鸟。但是那辆车曾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过。
几乎在田川的情况被报告上来的同时，武上提议开始着手的有关恶意骚扰电话的调查也有了收获。在过去一年里，墨东警察署就接到过三次有关使用了变音器的打骚扰电话的报案。其中一次的受害人就是和田川一义同住在一个公营住宅楼内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这个家庭主妇当时并没有报案，这件事儿是调查人员在寻访中听说的。她一共接到过两次这类电话，都是用下流的语言议论她的私生活。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罪犯往电视台打电话时，她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事儿，但根本没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想。
因为田川一义和那位家庭主妇住在同一栋楼里，才引起调查总部的格外注意，开始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转眼就到了十月份。
武上已经把有关田川一义的材料整理出来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十岁起就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在一家洋货店里当售货员，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田川是从一所工业技校毕业的，毕业以后他换过多次工作，二十三岁时出了那件事之后辞去了工作。辞职时在那家办公设备租赁公司也仅仅工作了半年。
保护司的人说，田川怕见人可不是装出来的。他多次对保护司的人说过，他总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总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保护司的人认为，他能恢复到不自卑就不错了，至于眼下的事件应该跟他没关系。
罪犯依然沉默着，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对话呢？能有什么新的行动呢？是田川一义干的吗？
第13章
“喂，老大爷。你还好吗？”
一拿起话筒就听到这个声音。就像是变音器发出的声音。
有马义男看了看周围，正好有客人来，木田在柜台前招呼着。义男把安放在电话机旁的磁带录音机的录音键按了下去，伸手拿起了话筒。手心都出汗了，他用力在裤子上擦了擦。
“老大爷，你在听吗？”
“是啊，我在听呢。是你吗？”义男急忙回答。
话筒里传来对方变了音的笑声，只听他问道：“你说的是谁呀？”
“你就是在广场饭店给我留信的人吧？”
“是啊。不过，你就不觉得说话太兜圈子了吗？我就是抢走你外孙女的人。”
木田还在应酬着顾客。义男起身把办公桌前的小窗户打开了，隔着有马豆腐店的狭窄的停车场，紧挨着的是一栋二层的灰泥墙的公寓。公寓一层的一扇窗户开着，可以看见坐在里面的刑警的面孔。义男朝他招了招手。
正在那儿无所事事的刑警像针扎了似地跳了起来，义男看到他开始行动，转过身咽了口唾沫，对着话筒说道：
“喂，喂！”
对方没反应。
“喂，喂！”
“老大爷。”
对方的声音又出来了。还是笑着说的。
“你在干什么坏事儿吧？”
“没有呀。”
“我知道，警察就在你旁边，是吧？我早就料到了。你们想通过电话查到我可没那么容易。我用的是手机。”
应酬完顾客的木田这时走了过来，义男拿起桌上的便笺写了“手机”两个字给木田看，木田忙拿起纸条朝旁边的公寓跑去。
自从广场饭店的事件以来，义男的身边就一直有警察在暗中监控着。刑警们在店里的电话上连接了录音机，又租了隔壁公寓的一间屋子作为蹲守点，并在屋里安装了电话跟踪设备。只要义男这里的电话一响，刑警马上就能行动。
因为已经考虑到罪犯很有可能使用手机，义男心里已有准备。不过这次的手机里什么背景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很。义男在想，他是不是在室内打的电话呀。
义男看着没有声音空转的录音带，按照警察的指导，他在尽量地拖延着时间。
出了广场饭店的事儿之后，有马义男在墨东警察署见到神崎警部时，神崎对他说：“怎么回事儿，那个罪犯怎么对您那么感兴趣呀？”
接着神崎警部又告诉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掌握罪犯的情况，只要他和你联系，你就尽量多和他说话，把时间拖得长一点儿。”
义男曾问神崎警部：“那家伙是不是看我好欺负才这么干的？”
当时，神崎警部拍着义男的肩膀说：“罪犯如果这么想，倒也不是件坏事儿，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再说，您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有了警部的撑腰义男心里就塌实了。
义男正想着，对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喂，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
“你是说让我在电视里下跪就放鞠子回来的事儿吗？”义男忙问。
“是啊，看来你还没有忘啊。”
“我一直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