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男正想着，对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喂，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
“你是说让我在电视里下跪就放鞠子回来的事儿吗？”义男忙问。
“是啊，看来你还没有忘啊。”
“我一直在等着呢。我想你总会跟我联络的。”
“老大爷，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说到这儿，罪犯急剧地咳嗽起来。似乎是离开了话筒，听上去声音小了，只能听到通过变音器传过来的咳嗽声。咳嗽声伴着刺耳的杂音传过来，拿着话筒的义男只觉得背上直冒寒气。
等对方的咳嗽声停了，义男说道：
“你是不是感冒了？”
对方边“喀喀……”地咳嗽着，边说道：“是有点儿感冒了。”
“咳嗽的时候最好别抽烟。”
对方叫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抽烟呀？你还真行呀！”
他这一叫，倒把义男吓了一跳。
“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听见你开打火机的声音了。”
义男此时真恨不得到电话线的那头，揪住这家伙揍一顿。因为想到外孙女的命在他手里，所以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在意。
“老大爷，你的耳朵挺好使的呢。”
“我也抽烟，所以听得出来。”
“依我看，老大爷，你也把烟戒了吧。都土埋半截儿的人了，是不是？”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狰狞的笑声。
义男默默地听着话筒里机械的笑声。这时，木田从旁边的公寓回来了，不解地看着义男严肃的面孔。
“你今天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我就想听听老大爷的声音呀。”
“我的声音？”
“对呀！你怎么不问问鞠子的事儿呀？”
义男吃惊地直眨眼睛。他一下子想起神崎警部带他去做与罪犯的模拟对话的时候，在警察署见到的那个叫武上的中年警官说的话。
武上曾对义男说：“下次，罪犯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只要听他和你说什么就行了，千万不要问他有关你外孙女的事儿。只要你不问，他就一定得说。他想要你问，可你偏偏不问，那他只能自己说，这样就和他准备的对话不一样，说不定他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漏嘴的。”
想到这，义男慎重地说道：“鞠子的事儿我一直担心着呢。”
“是吗？那你怎么一句也不问呀？”
“我问有什么用，你会告诉我吗？”义男反问道。
“是警察教你的吧？混蛋！警察尽是些傻瓜！”
“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
“你的脑袋瓜儿挺好使的嘛。”
“老头儿，你是想惹我生气是不是？”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对不起了。”
“对不起？”
“你刚才说什么脑袋瓜儿好使什么的，明摆着小看人是不是？”
“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说到这儿，只听对方的机械的声音飞快地说道：“你就别解释了！你这个老东西！”
义男仍旧用缓慢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不起。”
“你想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
“你越来越放肆了，老头儿。”
木田一直在旁边看着义男，他不知道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见他紧张得两肩紧紧靠住身旁的柱子。
“老头儿，你在想什么我全知道，你就别再和我兜圈子了。你只要听我说就行了，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鞠子还活着，能让她跟我说说话吗？哪怕只说一句话也行。”义男忍不住请求着。
对方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不行。”
“鞠子没在你旁边吗？”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又吼道。
对方又咳嗽起来，听声音咳嗽得还挺厉害的，义男心想。
“老头儿，喀喀……你了不起呀，喀喀……”
这时，义男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急忙朝桌子周围看了看，看到紧靠桌子后面放着的大桶里有一个称豆子用的小台秤。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把台秤顶在头上，把电线拉到尽可能的长度，走出了店门。
木田吃惊地看着他。按照义男的示意，他帮他把电话机从桌子上拿下来，把电话线也从墙上摘了下来，这样义男就可以带着电话走到豆腐店的冷藏柜的旁边了。
小台秤是塑料制的，形状像个小桶。这个东西顶在义男快要秃顶的脑袋上，引得过往的行人忍不住发笑。
“老大爷，你生气了吧？”
“我不想生气，我只有一个请求，你只要让我知道鞠子还活着就行了。”
机械的怒骂声传进义男的耳朵里：“鞠子在我手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懂吗？”
义男镇静地慢慢说道：“我是鞠子的亲人，鞠子的事儿我怎么不能管。”
“我说不能管就是不能管。你只能按我说的做，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老糊涂了吧！”
路上经过的人看到顶着塑料桶打电话的义男，都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议论着：
“真可怜，有毛病了吧？”
“老大爷，您没事儿吧？”
义男又听到机械的嘲笑声。
“你是呆得不耐烦了吧。老头儿。”
电话断了。义男看着手里的话筒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他朝木田转过身去。
“挂了？”木田问。
“您这是干嘛？”木田抱着电话机走近义男，指着义男头上的塑料桶又问道，“是那个家伙叫你这么做的？”
“不是。”
屋里的铃声响了，义男把电话听筒交给木田急忙进客厅去了。是和隔壁直通的对讲机在响。
“有马先生，您在吗？”是隔壁的刑警在呼他。
“是我，都录下来了吗？”
“我们正在周围搜查，您就呆在店里别动。那家伙可能就在附近。”
放下对讲机，义男对木田说：“我也这么想。”
“你在说什么？”木田问。
“我是说，那家伙就在附近。我觉得他是一边看着店里一边打电话的。他用的是手机，是可以办得到的。”
“可不是嘛。”木田点点头，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问道，“所以你才顶着那个秤出去的？”
“是啊。我想那家伙看见我这样子一定会笑的。”
“结果怎么样？”
“他说他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就使劲儿咳嗽。听声音他的咳嗽不像是装出来的。”义男接着说，“他咳嗽了好几次，看样子是真感冒了，出来一受风就咳嗽。所以我觉得那家伙就是站在街边上打的电话。”
木田听了义男的话，不由得转头向街上看去，目光中带着恐惧和愤怒。这时，义男悄悄用手擦了擦眼睛。
鞠子已经死了——义男心里想。
现在看来，鞠子活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虽然刑警们曾说过有可能抓到罪犯时鞠子还活着。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义男确信鞠子已经死了。
很显然，那家伙今天要想捉弄义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听到鞠子的声音。如果让他听到“外公救我”这样的声音，对义男该是多么大的刺激。可是，那家伙没有这么做。
鞠子已经死了。肯定是被罪犯扔到什么地方了。义男呆呆地想着。
就在罪犯又一次给有马义男打电话时，被警察署列为第一嫌疑人的田川一义就在附近。那么，在罪犯与有马义男通话的时候，田川一义在干什么呢？
田川一义此时正在离家很近的一家理发店里，负责监视的“田川组”刑警正在那家理发店的门口附近的一辆汽车里监视着他。田川进了理发店之后，不一会儿一名刑警装做问路的人也进了那家店。
店里只有一名中年老板，两张理发椅。刑警和老板说话的时候，老板正忙着为另一位客人理发，田川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翻着杂志。
自从田川被列为监视对象以后，他的行动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刑侦人员的视线。通过理发店的大玻璃窗可以看见店老板热情地应酬着，而田川的表情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似乎根本不想说话。从这一点也许可以证明他的“怕见人”的病态。
实际上，田川在家里闭门不出的时候居多。偶尔外出也只是到马路对面的小店买本杂志什么的，或者去北边隔一条街的录像带出租店去。田川的衣食住全靠母亲打理，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准备找工作的样子。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工作，生活看起来很拮据。刑警在监视之初就见煤气公司的人去催过她缴费。
理发店的老板在麻利地为田川剪着发，坐在车里的两个刑警透过玻璃窗盯着他的举动。理发店的门前是一条双向车道，近处是一所小学的教学区，下午三点钟刚过，就陆陆续续有几个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从理发店的玻璃窗前经过。其中一个背着红书包穿一身白色服装的小姑娘，大概是因为同学说了什么玩笑话，大声笑了起来。只见本来闭着眼睛的田川立刻睁开眼，就像猫见了老鼠一样，视线紧跟着那个小女孩儿，直到那个小女孩儿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他的眼睛还朝着那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儿。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的刑警后来跟别人说，他感觉田川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行家。车里的刑警正琢磨着，田川既然可以自己出来理发，为什么要别人帮他去租出租车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这时，田川理完了发。老板把他的外衣递给他，只见田川边站起身，跟老板说了什么，老板向店里面指了指。田川走进里面去了。
“是去厕所了吧？”刑警心想。田川的身影在刑警的面前消失之前，车里的刑警已经向街上的另一名刑警发出了信号，让他注意店后面的出口。就在这个通话刚完成的瞬间，有马豆腐店旁边公寓里的“有马组”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罪犯正在打电话。
这难道是巧合？还是精心计算好的时间差？
“是电话！他没有使用店里的电话？”
田川组也向总部反馈了情况，等待着总部的命令。总部用对讲机通知他们，罪犯可能是用手机在通话。
“田川带着手机吗？”
“没发现。”
“又是和朋友借的吧？他可真有好朋友啊！”刑警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田川还没有出来，店老板在扫地。罪犯与有马义男的通话还在继续。
“要不要到店里去确认一下？”
总部命令待命，车里的刑警原地等待着。从对讲机里得知通话仍然在继续。
店老板扫完地进里面去了，从镜子里可以看见店里墙上时钟的秒针在移动。
罪犯一结束通话，对讲机里就传来询问：
“店老板在哪里？”
田川回到理发店的座椅上，呼吸很自然。店老板也回来了，从小手推车上取了洗发液在田川的头上糅着，刑警们才松了一口气。
理完发，田川顺原路回了家。田川组也跟了回去。
后来询问理发店老板时，老板说：
“刚才那位年轻的客人吗？是去了趟厕所吧。”
因为是只来过两三次的客人，给店老板的印象是挺清高的，几乎没听他说过话。
“很难说清楚对他的感觉。电话？他没有用店里的电话。去厕所时是不是打了手机，这我可没注意。”店老板边想边说。
“啊？咳嗽？你问那位客人是不是咳嗽过？我没听见。看上去不像是患了感冒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