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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哑然。倒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说了，令我不得不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编剧和电影创作人在创作上的无能。
回到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想借此忘掉不愉快。然后我躺在柔软的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接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梳洗完毕，我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属于自己的带子。我觉得那些散乱在高强工作室的录像带是属于我的，我有权利取回来。尽管那些带子看上去已经毫无用处，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哪怕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也好，我的好奇心难以遏制。
警察答复我说尽快向上级请示。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带子确实是属于我的，那他们就会考虑将带子还给我。我十分担心警察所说的话只是一种敷衍，是惯用的官场套话。那一天也许遥遥无期。我再次提出离开神农架的请求，我向他们出示我所有的证件和相关担保人的资料，可还是被他们一口回绝了。他强调很快会作出决定的。
当我无奈正要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问我：“你说过高强将你的录像带调包了？”
“对，而且很费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调包的录像带暂时拿给我们吗？”
“完全不介意。给你吧，不用还给我，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什么用。我让何军给你们送过来吧。”
“在何军那里？”
“对，一直在他车的后备箱，动都没动过。”
“谢谢，我也会跟何军说的。谢谢你。”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我像一头困兽，感到巨大的愤怒，可又没有具体发泄的对象。这就是同一个强势集团打交道的困难。虽然与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面对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们个人意志的办事人员。如果在正常的人和人的交往中还可以以义气行事解决一些事情的话，对待强势集团的办事人员那是毫无意义的鲁莽举动。这就是常常让人产生无名火的原因。那一整套貌似严谨的办事程序，体现的是毫无人性的冷漠。我意识到我将在木鱼镇度过一段枯燥而令人精神不安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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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解释我目前的处境，并推迟或取消了原定的约会。另外我也托他们找找关系，看谁能出面和这里的警察机关疏通一下，早日让我恢复“自由”。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没失去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它存在的价值的。
我可不愿意就这么坐以待毙。当我晚上见到何军的时候，他刚刚给警察送过去那箱一直放在车后箱的录像带。
我向他提出新的要求：“帮我找到那个采药人。”
“啊！”
“我总得找些事情做，这么待着太无聊了。”
“我打个电话试试，他们这些人不会闲在家里的。”
幸运的是何军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采药人。当晚，我邀请他一起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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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药人很惊慌的样子。他也被警察叫去问过话。因为年轻时偷鸡摸狗的事情他曾被警察关过几天，算是有过污点，所以此次被警察叫去问话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一见到我和何军就抱怨。
“就挣你那么一点钱，惹这么大的麻烦，悔死了！”
“你以为阿甘先生愿意啊？你以为我愿意啊？不是你说捡到什么录像带，大家都不会惹得一身臊。都是从你开始的。”
他们互相抱怨起来。
我忍不住打断他们：“你能带我去捡录像带的地方看看吗？”
他们都愣住了。
何军首先说：“警察不允许你离开这里的啊。”
“我没有离开啊。也没有人划定一个界限。我毕竟不是犯罪嫌疑人，我只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证人，他们请求我协助调查而已。”
“那有什么看头？都是树林子，草甸子。”
难以掩饰的一丝慌张在采药人的脸上悄悄掠过。
“况且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不过日子了！”
“如果给你工资呢？”
“什么工资不工资的。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的。”
他的态度判若两人。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思考采药人在整个事件里扮演的角色。之前，我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为生计而不停奔波在崇山峻岭中的劳碌的中年人。他看上去很朴实，长得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属于大街上照面后立马便会忘记的那种类型。
“你这是干什么嘛，人家阿甘好意请你当向导，你怎么这个态度呢？”
何军对于采药人的态度感到不满。他接着说：“人家什么都没看，就掏钱买了你的东西，要你带着去发现带子的地方看看，还给钱你，不给钱也应该去的呀。你怎么这人呢！莫非那些录像带是你不正当得来的？”
“你胡扯个球！”
“那你去还是不去吗？”
“那，那，怎么算呢？”
“按天算。大约需要几天？”
我欣慰他有所松动，不过他转变得这么快也令我惊讶。
“三天吧。每天一百元。五一的时候我带探险旅游的，每天二百多呢。如果我采药，每天肯定比一百元多……”
“就一百元吧。明天一早出发好吗？”
我打断他。
“可是我要说清楚，当时我是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楚。不过不关我的事，录像带当然是我捡的，不过有些事情呢……算了，那么反正去看了就知道了。”
采药人站起身。
“我去准备准备吧。绳子什么的。我自己的不够用。”
他站起来准备离开，临走前示意何军有话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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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到离我五米外的地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互相拍拍臂膀，采药人这才离开。何军坐下，不等我问，便说：“小心眼儿！说明天一早见面的时候先付他一百元。”
我笑笑，没有说什么。也难怪，他和我除了那箱录像带的交易，并没有其他的交情。可是他吞吞吐吐说一半咽一半的那些话，让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出门前，我特意将我的瑞士军刀随身带上。那是一把大号的瑞士军刀，我在瑞士买的，至今我还没有在国内见到过同一款式的。
第二天，临要出发，原本答应一同前去的何军打退堂鼓了。
“警察叮咛过近期不要离开木鱼。我要是去跟他们提出，他们一定不同意。如果不说就是违反禁令，说大了就是违法。这个罪名担当不起。你一个外地人不一样，警察怪罪下来可以装傻，说不知道去原始森林就算是离开了木鱼。我不能和你比的，不能比的。”
我了解他的处境，也就不再勉强。但是只身和采药人进入原始森林，原本就缺乏安全感的我，更是有几分说不出的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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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山峻岭中步行了一天一夜后，进入神农架的纵深地带。这个传说中神秘而诡异的原始森林，对于长期置身繁华都市的我来说，显得格外静谧和友好。由于很多年前开始实施的禁止采伐和猎杀动物的禁令，这里已经很少人进入，几乎变成了无人区。游人所到的地方其实都是靠近镇子的人工开发的旅游区。
中午时分，太阳暖洋洋的。当惊动了仰着肚皮躺在草甸子上午睡的野猪，看到它们惊慌地苏醒，惶恐地逃之夭夭的时候，你才体会得到这里是多么的可爱和纯净。与靠近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地区相比，这里算是天堂了。就算此次意外的旅行决定过于鲁莽，但能够抽身世外，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原始森林中，在我的人生中也还是第一次。我感到格外地轻松。虽然在数十公里外我还卷入一起不明死因的谋杀事件中，但那些烦恼好像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不过如果我知道在我走后木鱼发生的事情，估计我不会有这么好的心情。
一路上采药人和我相处得还算融洽。但是我们很少交谈，似乎大家都心存默契，刻意回避什么。不过我一刻也不敢心怀侥幸，时刻保持对他的戒备。那把大号的瑞士军刀的确给我带来很大的安全感。并且以身形来说我比较占优势，只要不是发起突然袭击，我还是有信心不被他打垮。我此刻的心情更像是一个游人，游山玩水时很少去想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进入无人区，到所谓捡到录像带的地方看看的动机。
似乎不费什么工夫，我们找到了那个捡到录像带的地方。当采药人指着一处杉树林给我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失望。
“就这里。”他面无表情地说。
这里和我们走过的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人区的地质地貌大致相仿，除了针叶林和箭竹林，就是层峦叠嶂的原始森林，主要生长着秦岭冷杉树。这里山势并不险峻，和我对原始森林的想像并不吻合。我怀疑采药人是否能够分辨清楚这个所谓捡到录像带的地方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他看出我的疑虑，解释说：“这个周围有九株天葱，我不会记错的。”
他一一指给我看，说：“我们当地人很喜欢吃这种野生的葱，比人工种的味道香多了。”
说着他拔了一棵，擦也不擦就往嘴里塞。吃的时候发出“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很香的样子。他递给我一棵，我拒绝了。
我掏出GPS定位仪。这里海拔3300米，北纬31度24分。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组数字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4这个数字对我很特殊，我遇到它的频率超乎寻常的高。比如我乘坐飞机总是遇到尾数是4的航班；在4号或14号柜台办乘机手续，在带4的登机口登机，然后坐在D的位子上，D顺序上也是 4。但那并不代表是我的所谓的幸运数字。因为当我倒霉的时候也会常常遇到4。比如4号那天我会生病，打麻将总是第4圈的时候输钱，等等。
“你怎么看到这些东西的？”
采药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蠢。这就像很多记者问一个逃离险境的幸存者“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一样白痴。
我改口问：“你以前见过录像带吗？”
“没有。家用的那种倒是见过，不过不一样。我当时看到这些录像带并没敢马上带走，怕有人暂时放在那里。来这里拍电视的人我遇到过一两次。以为人家会回来拿。当时只是看了看，也没敢动，怕弄坏了。三天后下山从这里再过，见还是没人动过，而且之前两天下过雨，带子就这么露在外面，都是水。要是人家暂时放在这里的，不至于让它淋着雨吧？所以……就这样……”
“你附近没见到其他什么吗？”
一丝惶恐从他脸上悄悄掠过，类似在木鱼见到的那种。
于是我追问：“你真的没有见到其他什么吗？”
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唉，跟我来吧。”
他不等我反应，竟自走在前面。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走出杉树林外大约不到一里路，来到一个平展的坡面，四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如果我此刻要拍摄电影的话，这里一定是我首选的外景地。在平展的草坡中央很突兀地躺着一个小土包。我们在这个小土包前停住。看到那个小土包，不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