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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
“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
“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很有可能。”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
“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
“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
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
“还需要一名律师。”
“我想你已破产了。”
“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
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
“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
我们又是相视一笑。
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
“其他的工作呢？”
“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
“工资是多少呢？”
“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
“为什么呢？”
“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
“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
“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
“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
“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
“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
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
“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
“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
“那索菲亚呢？”
“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书吗？”
“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
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
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
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
第十二章
星期二我请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这样告诉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是做秘书的一种职业习惯。发烧，嗓子痛，头痛？还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已不在乎了。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请假的话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须填个表送给鲁道夫。在他没打来电话之前我就离开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乔治顿到处闲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温度已达五十华氏度。在华盛顿港我逗留了一个小时，在几家商店里品尝了一些卡普契诺浓咖啡，看着波托马克河上的桨手在划船。
十点左右我去参加葬礼。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经拦起来了。周围站着警察，他们的摩托车就停在街上。前面还停着几辆电视台的面包车。
我开过去时看到一大群人正在听一个发言人用麦克风讲话，不少人还举着匆忙制作的标语牌，这对电视台的人来说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车停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匆忙赶到教堂。为了避免从正面进去，我奔向一个侧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堂领座员，我问他这个教堂是否有楼厅，他问我是否是记者。
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指给我一个门。我谢了谢他就从那个门进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颤动的楼梯，终于来到了楼厅，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美丽的圣所。地毯是紫红色的，长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干净。这个教堂的确不错，这时我也明白了这里的教士为什么不愿意把教堂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
这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坐在哪儿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后门上面的一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直通布道坛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诗班开始唱歌，他们站在前面的台阶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音乐声能传进这空空的教堂。
音乐停止了，门开了，人群一下子拥了进来。当众人冲进圣所时，楼厅的地板都有些颤动。唱诗班在布道坛后面就位。教士把电视台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亲属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人安排在中间一排长椅上。莫迪凯缓缓地走了进来，陪他一起进来还有两个人，但我不认识。这时一个侧门打开了，几个服刑的犯人走了进来，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手脚都铐着，而且还把他们都连在了一起，由四个武装警察押解着。他们被安排在中间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属的后面。
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