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事情比翻遍厚厚的档案去寻找没有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沮丧的了。如果你不能在三十秒钟之内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按我们的行话来说，那份材料就没有用了。
钱斯的这份档案做得相当精细。他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但其中也有篡改的地方。
在一月二十二日，赫克托·帕尔马单独一个人去过那个旧仓库，只是例行公事，做购前的勘察。当他进了一个指定的门时，他遭到了两个小流氓的袭击，被打中了头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棍子打的，并且用刀逼着他交出钱包和现金。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休息，并打算把这次攻击行为写成一个备忘录，然后放在档案里。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打算再去勘察，但要带个护卫。”备忘录也进入了那份档案。
但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情况却没有备忘录的记载。一月二十七日的一项记事内各是这样写的：备忘录——去现场做经营场址勘察。
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
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
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
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
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
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
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
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她去商店买东西去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上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们分家时都没有提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她出差的机会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拣了几件便宜的东西，如野营袋或做健身运动时用的袋子。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东西如袜子，内衣，T恤衫，化妆品，鞋子等我这些年来穿过用过的东西都堆在床上。反正这些东西她也会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屉，以及我那一侧医药柜。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精神上的伤痛，我下了楼，把东西放到了我租来的汽车里，又返回来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见我曾用过的睡袋，我起码有五年没有用过它了，我把它也一块儿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我当然有权利把我的闹钟、收音机、便携式的CD机、几张CD盘、厨房里那个十三英寸的彩电以及咖啡壶、电吹风和毛巾拿走。
当我把车塞满，我留个字条给她说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条就放在她给我留的字条旁边，连看也没看一下。我当时情感很复杂，似乎就要迸发出来，我天生不会处理这些情感问题。我以前也没有搬出去过，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锁好门，走下楼梯。我知道过不了多少天我还会回来取我其余的物品，但我仍感到这像是一次永别。
她会读到那张字条的，也会查看抽屉、柜橱，看我都拿走了什么，当她意识到我的确搬出去时，会坐在厅里掉一阵眼泪的。也可能会痛哭一场，但很快就会好的，她是很容易度过这一阶段而走向新的生活的。
当我开车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自由感。再一次成为单身汉也不可怕。克莱尔和我都失去了对方。
第十七章
我把我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这个事务所星期天比星期六还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灯芯绒的裤子，暖袜。我坐在办公桌后看报，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屋内有取暖器，可是我不会摆弄它。
我很怀念我原来那把椅子，它是一张皮转椅，可以前后摇动，左右转动，也可以仰卧着坐，任你活动。而现在这把小椅子比参加婚礼时租用的小折叠椅强不了多少。即使身体好时坐上去也不舒服，何况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坐上去就如同上刑一样。
我那办公桌是个伤痕累累的旧桌子，很可能是从哪个关了门的学校搬来的，外形和木箱子差不多，每边有三张抽屉，几乎没有一个能拉得开的。当然，如果拼命地拉也还是能拉得开的。客户用的椅子分放在桌子两旁，都是折叠椅，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颜色的椅子。
墙是灰浆涂成的，但还是几十年前涂的灰浆，现在颜色已成了淡柠檬色。墙皮也已龟裂了，天棚的角落里蜘蛛早已安了家。这里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块宣传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草地广场举行的向正义进军活动的铜牌。
地板是老橡木的，边缘地方已经磨圆，是用得太久的证据。地是最近才扫过的，墙角处还放着扫帚和垃圾筒。看来这也是一种温和的提示，如果我想扫地随时可以自己动手。
真是天壤之别！要是我那亲爱的兄弟沃纳看到我星期天还坐在办公室里，在可怜的小桌子旁冷得发抖，面对满是龟裂的石灰墙，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担心可能有客户来打扰，他真说不定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骂我呢，说不定我都得把这些话记下来才行。
我也不知道父母会如何反应，我总得尽快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下，并把我的地址变更告诉他们。这会让他们十分震惊的。
这时门砰的一声响，我吓了一大跳。我站起身来，但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是街道上的小无赖尾随我而来？当我向前移动时，门又敲了一下，这时我看见外面有一个人正贴在门的铁护栏上透过厚厚的玻璃向里看。
是巴利·纳佐，他冻得发抖急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门打开，放他进来。
“这个鬼地方。”他说道，但情绪很好，我锁门时他把前屋打量了一番。
“这房子挺有意思，是吗？”我问道，我边说边琢磨他的来意，不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他对这个地方还挺感兴趣。他走到索菲亚的办公桌旁，慢慢地摘下手套，什么也不敢碰，生怕把那一堆堆的档案碰倒。
“我们把间接费用一直压得很低，所以我能把所有的钱都挣到手。”我说道，这是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句口头禅。公司的股东们也时常抱怨那些间接费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间接费用又都主要用于他们办公室的不断装潢和修缮。
“所以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这笔钱？”他仍然开玩笑地说。
“那当然。”
“你真是疯了。”
“我听到一种呼唤。”
“是的，你在听各种声音。”
“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就是来告诉我说我疯了。”
“我打电话给克莱尔了。”
“她说了些什么？”
“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不错。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的脸怎么啦？”
“汽车的安全气囊搞的。”
“噢，我忘了，我听说是个撞车事故。”
“是的，汽车的防护板撞弯了。”
他把大衣扔到椅子上，可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穿在身上。
“难道降低间接费用就意味着连取暖费都不用交了吗？”
“我们偶尔也有个把月不交取暖费。”
他又在屋里转了几圈，往旁边的小屋里也窥视几眼。“这儿是由谁来负责开销？”他问道。
“一家信托基金机构。”
“也是一家每况愈下的机构吧？”
“一家快倒闭的机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那位先生以前常来这儿，这儿有他的律师。”
“好一位先生，”他说道，四下巡视的目光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墙，“你认为他会把我们杀了吗？”
“不，不会的。没有人去倾听他的声音，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只是想要人们听听他的心声。”
“你曾想过突然袭击他吗？”
“没有，不过我倒是想过把他的枪夺过来，打拉夫特。”
“我也希望你能这么做。”
“可能下一回吧！”
“有咖啡吗？”
“当然有，先坐下。”
我不想让巴利随我进厨房里去，因为里面实在不堪入目。我找到一个杯子，很快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倒上一杯咖啡，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不错。”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这儿的律师事务常常是全垒打。”我骄傲地说。我们在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两只椅子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好像就要散架一样。
“这就是你在读法学院时所想的吗？”他问道。
“我都不记得法学院时的事儿了，自从那以后我按小时付钱的数目已不少了。”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脸色十分严肃，开玩笑的阶段已经结束。我最坏的想法是，是否巴利身上也带了窃听装置？他们派赫克托来时是在他衬衫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就把赫克托搞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这次让巴利来也可能会故伎重演。他当然不会愿意这么做的，但他们会向他施加压力的。我是他们要对付的。
“这么说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