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谈话时莫迪凯正一个个地打发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笔准备记录：“什么样的隐情？”
他说他的破产律师被骗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诉说银行的过早关门导致了他的破产，说话时他声调柔和，语音低沉。每当莫迪凯向这边投过一瞥时他便打住不说。
“还有。”他接着说道。
“什么？”我问。
“你能替我保密吗？我的意思是我曾雇过许多律师，我付报酬，上帝可以作证。”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不会有报酬，但有无报酬并不影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一个字也不会。”我忽然明白隐身于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华盛顿闹市区的一家无家可归者避难所，是躲避追踪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第二十一章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有关这份文件，帕尔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没去他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处，但我有兴趣找到他。问问阿瑟。”
“把文件还回吧，迈克尔。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来，“休战一星期，”说完我转身离开，“让阿瑟把你纳入他们的圈子。”
“阿瑟不会听命于你。”他打断我。
我飞速离开，冲过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广场，急于甩掉巴利和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按照电话号码簿上的提示，帕尔马住在华府郊区贝塞斯达的一幢公寓楼里。我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