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更加狂妄自大，更加好大喜功，更加独断专行。他认为连领袖人物都三七、四六开，他一个厅长有点小错误，不应该受到太大的影响。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1）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美德使中国妇女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至上”的思想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连今日聪明的白领们择偶时也非常理智地宣称： 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而所谓的“夫唱妇随”，正是这样一种美德的体现标准在今天的续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社会的进步与纵深发展也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她们穿衣戴帽的物质欲望，从来也没有彻底解放她们骨子深处的思想。
常言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子；同样，成功的男人的光辉也会映照得他身边的妻子更加光彩照人。
其实也不尽然，在中国过去的年代里，政治运动常常会把两个素质反差极大的人捏合在传宗接代婚姻的最低标准里，同时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就像当年许多嘴里喊着解放全人类的老革命一样，一旦革命事业成功了、视野开阔了，他们就不仅仅满足于肉体的享乐，在精神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悲剧的种子拱出地皮了。那些老革命的配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奈接受现实，或者想活出自己时已经晚了，只得自己欺骗自己，活给外人看，津津乐道地享受着“夫贵妇荣”的荣耀！
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就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自我感觉很聪明，实际上却非常愚蠢的女人。
慕绥新原妻贾桂娥在法庭上。11月13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沈阳，表面上看“对阵的双方”都显得漫不经心。专案组似乎埋下头来继续深入地查办马向东的案子；而慕绥新呢，该出国照样出国，该治病照样治病，似乎与专案组毫不相干。
但是事实上，双方的心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都在等待着短兵相接的那一刻。
慕绥新后来虽然因病辞职，可他并没有闲着。当他遇到这次人生最大的危急时，又像以往那样，去找顶头上司讨个说法，其实就是探探领导口风。他走上仕途，特别是当上高层领导之后，每每遇到重大的人生起伏需要裁决时，他都到相关领导那里讨颗“定心丸”，从领导的态度与口气里寻找方向。尽管这次他的处境与以往不同，而那位女包公拍了桌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什么说法，到时候组织会给你一个说法的。这种口气，这种说法，是他人生第一次碰到，他摸不到一点动向。从那天开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飘飘荡荡，他脑子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他在反反复复
地思量： 自己这是怎么了？马向东案会不会牵扯到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么？祸患是怎么酿造成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精神的需求？当然，他那时考虑最多的是谁能救他？他应该怎样摆脱危机？
他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一时一刻都没有减弱。自打他感到危急逼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料理后事，做到“水不来先垒坝”了。他已经作了减少震动的“三部曲”： 首先把贪婪的女儿、女婿送出国以减少后顾之忧；其次他已经转移证据与赃款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再次他已经与相关人员订了攻守同盟，使专案组查无实据。论理说，剩下的只需要充分表演，他也完全可以凭借政绩市长的牌子，把涉及他的事情一推六二五，高枕无忧了。可是，他的心理还不托底。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压力与危机感却越来越大，虽然党中央与中纪委下了决心，继续深挖马向东的腐败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但慕绥新和马向东不同，他上在一些领导心目中属于能干的干部，下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岂能随便惊动他？即便中纪委下决心动他，可主攻目标突不破，这一切也都等于零。他如果坚持不开口，或者漫无边际地不谈主要问题，那又怎么收场呢？作为“慕马大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件事真的不了了之了，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韩勇无疑将承担很大的责任与风险。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案件虽然是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也从兄弟省市抽调了许多骨干办案力量，但实际上是吉林省纪委在第一线拼搏。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2）
韩勇在思考，分析着慕绥新的一举一动。其实慕绥新所有的举动都没有逃出专案组的眼睛，他的一系列销赃举动已经说明他有很大问题。但是，怎么对待慕绥新？用什么办法使他开口？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那些日子，专案组成员们几乎茶饭不进，昼夜无觉。猛然间，他顿悟了，那就是“低调、稳妥”，这是中纪委副书记，是慕马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于是，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的战术是不先正面与慕绥新交锋，那样弄不好反而会打草惊蛇。现在能做的是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双管齐下。明的是与刘涌有牵连的素有“沈阳女包公”之称的民主人士、沈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暗的是把贾桂娥秘密控制起来，选择她作为第一突破口，突破贾桂娥。
这时专案组又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 政绩市长慕绥新的原配妻子贾桂娥失踪了，慕绥新还把女儿、女婿事先都送出国了！
于是，中纪委专案组当机立断：“两规”贾桂娥！可是此时贾桂娥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专案组有些急了，立即责成省纪委认真查找。省纪委动用有关力量，把贾桂娥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没有贾桂娥的影子。出境的海关也没有贾桂娥的记录。最后总算才打听到贾桂娥在北京。于是，11月20日三辆车连夜进京，又费了很大劲儿总算找到了她。可是怎么劝说她都不来，直至下了通牒，贾桂娥才不得不回来。她一回来，专案组就宣布对她“双规”。
贾桂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关口去北京？是要神不知鬼不觉转移证据与赃款？还是水不来先垒坝，求助大领导帮忙？
时光流逝，两个女儿不断长大，慕绥新不断升迁，贾桂娥的职务也不断升腾，她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成为国家干部。当然她当干部的履历也是从慕绥新发迹那天开始的，从三冶建筑公司工程科的普通科员一步步成为副科长、科长。当慕绥新来到沈阳之后，她摇身一变，又成为三冶驻沈阳办事处办事员、副主任。到她1997年退休时，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
她这些年都是借了慕绥新的光，似乎也算“夫唱妇随”了。其实，她除了眼界开阔外，别的没有什么提高，或者说提高不大。如果非要说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倒不是她的地位水涨船高，而是贪欲越来越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在她心目中慕绥新越来越有价值了，越老越值钱。
当然，她的这一点点进步也是在不断地争斗中，在不断地享受权力晋升的好处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家里的争闹吵斗伴随着国家的变化、慕绥新地位的变化，也经历了“三大演变”： 贾桂娥在家里的地位从最初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家里的绝对权威逐步到关心慕绥新的前途，在家里“平分秋色”，最后她终于失去了控制，却决不肯放弃利用慕绥新的影响充分享受物质文明。
他们刚开始蜗居在那个３２平米小房子时，老婆哭孩子叫，话题的内容只有一个，争吵的内容非常现实。她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不爱听慕绥新高谈阔论，那些与她不搭界，她作为一个女人，也不想知道什么天下大事，她只关心鼻子下那张嘴。
那时慕绥新几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了，因为他当成精神支柱、并引以骄傲的那些东西被贾桂娥击得粉碎，击得最后连辩论的依据都找不到了。这种痛不是热血涌流快意的痛，而是针尖在心包上反复扎着的痛。这种刺激激发了他本能地反抗，他挣扎着说： 你，你叫我说你什么好？你到底是少念了几年书，有些事你不懂。
她不屑一顾地说，你是多念了几年书，可念到哪里去啦？我看你是陷到书中爬不出来了，念书多当饭吃了？当水喝了？你再看看你住的地方，狗窝！你看看你的孩子，乞丐！连一个好幼儿园都送不进去，你在家里还有什么权力吹牛？老老实实躲到那些靡靡之音里自我陶醉去吧！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3）
她还会鼻子一哼说： 你清高，你以为你是谁？你看看这是什么时代？是伟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人是老大，你懂吗？你那点清高，你那点自尊心不值钱了！知识分子为什么排第九？前边又为什么加个“臭”字，叫“臭老九”？这是说你们迂腐、穷酸，是发臭的皮毛。你们只有依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才有希望。否则，你们一事无成。慕绥新没有想到她能说出具有那么大杀伤力的话来，并且说得这么质朴，说得这么透彻，堵得他一句话说不出来，甚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心里也曾承认她那个道理，也有过臣服的愿望，只是不愿意在她面前低头罢了。
这时候的慕绥新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他认为自己婚姻的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共同语言。贾桂娥一直认为他没有出息，就知道玩，没有尽到丈夫责任与义务。为此，没少向老婆婆反映。她这么一闹，慕绥新有苦难言，也给贾桂娥带来了两种恶果，一是她伤了慕绥新的自尊；二是促使慕绥新有了外心。
进入２０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重视思想斗争转移到改革开放，重视发展生产，重视科学，重视人才上来。当然，贾桂娥的兴趣伴随着慕绥新的升迁也开始转移，她那倒驴不倒架的声音在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弱，随之而来又多了一份担心，她害怕慕绥新变心，害怕慕绥新不要她。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四十岁的男人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奋斗，正处于人生最成熟阶段。而女人与男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把家庭当社会，而男人把社会当家庭。当男人把更大的抱负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时，女人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家庭上。
她为了拢住慕绥新的心，把闲不住的精力都投放在家里，扮演起贤妻良母的角色。随着他们一次次搬家，她把心思都放到家庭建设上。远的不说，从1989年到沈阳后就搬了三次家。从皇姑区松花街省政府的房子搬到和平区建设厅的中山路嘉环大厦，再一跃搬到沈河区一处更大的房子。随着房间面积一次次增加，环境一次次美好起来，她才发现理家是一门大学问。就说客厅的吊灯吧，在鞍山时她就嫌不好看，走了许多商店都没有相中，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到沈阳去买，就这么个小玩意耗去了她半个月时间。再说买沙发吧，她不是嫌材质不好，就是感到造型不够美观大方，好不容易找到各方面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