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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老大？一直是这对同床异梦兄弟争斗的焦点，也是他们之间永远无法和谐的伤痛病根。
金钱说我是老大，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个世界离开我们一天也玩不转。
权力说我是老大，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象征，百姓的衣食父母，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就会变得没有秩序，乱得不堪收拾。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在哲学界老掉牙、谁也说不清楚的命题。就像高官傍大款，大款傍高官一样，理论上都无法做到泾渭分明，现实生活中就更难以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
人们说，慕绥新受贿千万，与其说他傍大款捞钱，莫不如说他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领袖人物般的那种舍我其谁、万富朝拜，君临天下的感觉。
我想此刻，大款们一定在背后窃窃私喜地笑了：你们看哪，我们的“弟弟”穿着我们送的名牌西服、开着我们送的宝马，在为我们做广告呢？
既然双方互不服气，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既然两斗则伤，两和则旺；那么为什么不适应形势，创造出一套“双赢理论”呢？既然是创造，就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的核心就是：“责任心”让位于“虚荣心”。
于是，慕老大的“双赢理论”应运而生了，他也在自己高妙的理论中，变成了一个多面人生的怪物……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不仅仅是老生常谈。
专案组与慕绥新第二回合的谈话开始了。
慕绥新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也是虚荣心极强的人，而无论是责任心，还是虚荣心，他们拥有共同的本质： 就是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慕绥新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长期培养出来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那就是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面对什么人？几个人？他都要保持着一种永远是中心的身价……这就意味着他不仅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更要尊重自己。
第二次谈话，慕绥新没有抢先发言。他不知是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免陷入被动的困境；还是已经把哪些应该说，哪些不应该说，说到什么份上的顺序与程度，早都在大脑中过滤了一遍，就等待专案组的询问，然后他一一给予解答。这样一来，他的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可以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问题都拒之门外，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发展发挥。好处是变被动为主动，能够处于主动位置应对一切，并及时掌握办案人员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也可以避免言多有失而暴露目标。
冷场！可怕的冷场！对峙！意志的较量！在这种对峙中，专案组很快就猜到他的心理。那就是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不准备认识问题了。其实是他害怕出现第一次那种说与不说，拿不准的痛苦。
为了打破这种寂寞，以满足他的复杂心理，办案人员故意抛出了一个“氢气球”： 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慕绥新暗暗窃喜了： 其实专案组这一招，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玩这种“小把戏”。那就是我国在全民除四害时，创造出来的办法： 先用小棍支起一个筛子，在筛子下边撒一点小米粒，然后躲到隐蔽处，把连接小棍的线掌握在手里，单等嘴馋的麻雀，或者饥饿无比的麻雀自投罗网。然后拉线的手只要轻轻地一动，棍倒筛落，那个麻雀就成了网中之鸟。他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于是，他马上承认与私营老板刘宝印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说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的女婿、女儿都跑到国外去了，是没有办法找来对证的。他知道与他非常亲密的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这种暴发户的素质，就他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精明专案组的对手。不用说他架不住专案组的狂轰滥炸，就是一招“杀手锏”，反复打“攻心战”，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他贿赂干部，主动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不说，把他抓进监狱。他就会尿裤子全都说出来。为此，慕绥新说女婿都与他结清了，那不就万无一失、相安无事了吗？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2）
他认为他的回答和解释非常高明，就像开茶馆的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暗暗庆幸自己准备得充分。言之意外，我早就把旧账结清了，那就没有什么事了？
他不是瞧不起专案组，但是他低估了专案组。他这么笼统的一推六二五，岂能蒙住专案组的眼睛？于是，专案组提示： 他给你多少现金？有没有存单？有没有卡、美元、手表、金寿桃？无疑这些都是从慕绥新手上过过的东西，他可以说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他无法否认他熟悉并拥有过这些东西。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这些物品的提示之后，尤其是画龙点睛的“金寿桃”，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妈的，刘宝印尿裤子了！但他不得不暗暗吃了一惊： 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他不少证据，甚至很细，细到了金寿桃。他感到人生的确是一场游戏。幸亏他有先见之明，把这些东西都推给了女婿。当然此刻，他不得不与这些专案组的年轻人，做着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慕绥新知道这种送礼与以前的交往，以及在官场上当官的给他送礼不一样，那些基本属于“体内循环”，这是明显的体外“注入新鲜血液”。当他有一天认识到其实质是一样的，是属于更大范围内的游戏时，他敢于收这些人的礼了。况且，他自认为没有违背“游戏规则”。眼下尽管他的日子不好过，已经危机四伏，他还是想控制在游戏规则之内，陪专案组的小辈们玩下去，不过，他不希望这次再把游戏演砸了。
没有了“靠山”的刘宝印彻底蔫了金寿桃，这可能是慕绥新收受贿赂中最不值钱的玩意，最体验不出价值的东西，如果明码实价才5888元。但是在慕绥新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金寿桃更令他怦然心动的了。这是因为刘宝印在沈阳某宾馆吃饭时，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给新妻平晓芳的。换句话说送给他们的。这个金闪闪的金寿桃，虽然不大，可送得恰到好处，送到慕绥新心坎里去了。如此说来送礼是一门大学问，你所送的东西，对于高官来说不在于贵贱，而在于是不是投其所好、恰到好处？能不能把握准收礼人的脉搏？则是送礼人的关键。否则，你就是送一座金山、银海，也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慕绥新记得他到沈阳工作后的第一次收礼，就是这个刘宝印送的。刘宝印层次不怎么高，形象也不怎么好。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主要是靠倒卖走私汽车发的家。慕绥新当副省长主管政法时，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慕绥新说，政协下属的企业在广东走私汽车被扣了，这影响了辽宁经济发展。慕绥新冲那位省领导面子，找到公安部门，要求他们千方百计给予解决。最后还好，这事以罚没方式结局。而刘宝印也没有被关押起来，逃脱了法律制裁。事后刘宝印为了感激领导的关心，请有关的几位省领导吃饭。那次宴请酒足饭饱之后，他看见刘宝印像变戏法一样，拎出了几个礼品袋，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嘴里一边说：“小意思，不成敬意。”一边按到场领导的职务高低发放礼品袋。慕绥新说，他刚到沈阳时曾暗暗下过决心，坚决不收受礼品，不辜负党的希望。可当他看到那个比他职务高的领导，顺手收下时，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拒绝收礼而给领导难堪。于是，他也脸微微一红，放下了自尊心，顺理成章地接了过来。他回到家后急忙打开一看，原来并不是金钱和太值钱的玩艺，只是一套高档进口西服时他那狂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他觉得是一场虚惊，是自己少见多怪了。这大概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人情”往来吧。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不说送钱，就说送物品吧，给慕绥新送物品的多了，值钱的也不少，然而真正能给慕绥新留下印象的微乎其微。就说手表吧，什么“百达菲丽”、“劳力士”、“梅花王”、“登喜路”、“天子表”、“浪琴”、“伯爵”等等，世界名表几乎应有尽有。价格惊人、款式超前，他们家足足有30多块，足可以开一个世界名表店了。记得在北京王府饭店，他就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饭店，他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价值9万人民币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同样在某大酒店，他又接受了王某人赠送的价值16万元劳力士名表一块。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社会里，那么送礼也必须逐步走向文明，用文明和美丽来掩盖那赤裸裸的贪欲。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3）
市长的虚荣之泉，欲望之泉，人人都可以开掘。
当然，他的虚荣心与欲望决不值几块名表、几个金寿桃、几张名画，他的虚荣与欲望很大很大。他在与办案人员交谈的时候，也非常奇怪地说：“是呀！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都非常奇怪，现在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
是呀！你也不缺钱花呀！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呀！各种待遇都有，你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那么多钱呀！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讲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那我也必须讲，因为我没有第二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途径了。我当时收这些钱，事实上我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他们给我个万八千的要好。所以我非常看重情，而不是钱。在我这里没有说谁给的多谁就好了，表扬几句；谁送的少谁就不好了，批评几句；根本就没有，谁给我钱我都觉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信任，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一点上，所以，给我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是老百姓无法理解的一种说法与错误，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与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不信你在我的位置上试试。
慕绥新的意思很明确，他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慕绥新是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一切物体，如同浩瀚的罗泊湖，可以被风干变成沙漠；珍贵的青铜器，可以被锈掉变成灰尘。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也会被环境改变得面貌皆非。
对于慕绥新的变化，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版本。其一说法是从慕绥新骨子里虚荣心就极强，只是物极必反，当官后爆发了而已，这是典型的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翻版；其二说法是慕绥新从升腾那天起，虚荣心伴随着升迁而发展膨胀的，这大概顺应了封建社会官场“官多大心就多大”的规律；其三说法是慕绥新到沈阳后，大权在握，变得无所顾忌而突变的。这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最时髦的现代说法“官多大，代价就有多大”。
这些说法都能贴靠上边，但是这些说法有一点是共性的，不能改变的，那就是慕绥新的变化，是从环境变化开始的。换句话说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