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得到吗？”
“只要石仓交出录像带就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我抓起电话。
是石仓打来的。
我把电话递给康纳。
我隐约可以听见电话听筒里传出的石仓的声音。他似乎很紧张，用日语急促地说：“喂，喂，康纳先生。我给警卫室打过电话，可是没有人接。”
康纳用手捂着受话器，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他给保安值班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对方仍然在说日语，“我跟中央警卫室联系，让他们派人下来检查录像带。”
康纳用英语重复了他的话：“后来他跟保安中心联系，让他们派人下去检查录像带。”
“录像带统统都在录像机里，没有被人换过，一切都没有问题。”石仓说的还是日语。
康纳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直皱眉头。接着他用日语说：“我看录像带是被人换走了。你要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先生，一切都没有问题，你叫我怎么办？”
康纳听完后对我说：“他咬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把带子找回来！”康纳用日语对他下命令似的说道，然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要那些录像带。”
“我已经说过带子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老缠着我要找带子？”
“我知道带子已经不在了。”康纳说着又冒出一句英语：“石仓先生，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多。”接着又是日语：“我再说一遍，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挂断电话，靠在坐椅上愤愤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他们一口咬定说没少带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决心与我们较量一番。”康纳望着窗外的车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他们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个难以攻克的地位。这就意味着……”
康纳陷入了沉思。随着路灯在我们头顶上方不断地掠闪而过，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时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个人谈话似的说了这几个字。
“不什么？”
“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摇摇头。“格雷厄姆胆子太大，而且过去的辫子太多。也不会是我。我的事已经是陈年旧账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石仓认为有一件事情让他抓住了把柄，”康纳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你过去有什么能让人抓把柄的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感到很遗憾，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家。”
康纳闭着眼睛听我讲。“唔……”
“我不明白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两年前就离开这个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拖累着。于是在通过考核之后，我就被调到特勤处去跟新闻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可以说干得还挺好。到了去年，负责亚洲人联络事务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唔……”
“我是说，我真的用得着那笔钱呢。眼下我有额外的开销，比如给米歇尔找个保姆之类的事。你知道为一个两岁小孩找个白天照顾她的保姆费用是多少吗？我雇了个人专门在家里照看她，而劳伦在多数情况下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付。她说她那点薪金还不够花的，可是她却买了一辆宝马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上法庭？可她是为该死的地区检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纳依然一语不发。我已经看见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快到机场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说道，“我干上联络官的差事之后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理想，薪水也高。这就是我会到这里来，和你一起坐在这辆车里的原因。就这样。”
“后辈，”康纳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们两人现在是拴在一起了。还是告诉我吧，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辈。”
“真没有哇。”
“后辈……”
“喂，我说约翰，我跟你说吧，在申请去特勤处工作的时候，我的档案要经过5个委员会的审查。当联络官的人必须在历史上没有污点。我的档案经过那些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康纳点了点头：“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见鬼，”我说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这么长时间难免会被人投诉，这你也知道。”
“投诉你什么呢？”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鸡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过一个人，他指控我对他滥用暴力，但经过了解之后，那个指控被认为是不实之辞。我曾经逮捕过一个持枪抢劫的女人。她说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进行栽赃，其实那是她自己身上带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个杀人嫌疑犯说我在审讯的时候打他踢他，可是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有其他警官在场嘛。一桩家庭暴力案中，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电话指责我骚扰她的孩子，后来她撤回了这个指控。一个青少年团伙的头头因杀人而被逮捕，他说我跟他搞同性恋，后来也撤回了指控。就这样。”
你要是个警察，你就会明白这类投诉就像马路上的车辆发出的噪音一样，令人毫无办法。你总是处在那些人的对立面，指控他们犯有这样那样的罪行。他们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这些投诉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说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样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两年之中有三四个投诉都说你滥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进行一下调查。或者说有一连串的投诉都说你搞种族歧视，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调查。其实嘛，就像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经常说的，当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纳老半天没吭声。他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问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现在相互还讲话吗？”
“讲的。还可以吧，不是很热情，但还说得过去。”
他仍然双眉紧锁，仍在寻找问题之所在。“你是两年前离开刑侦处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是干警探的工作时间对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还有呢！”
我耸了耸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这种与杀人案有关的差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灭吧。我身边拉扯一个婴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个有本事的检察官搞上了。我倒要来带孩子。我感到丧气，再也不想当警探了。”
“当时你进行过心理咨询没有？或心理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没有。”
“有没有相好的女人？”
“有。”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
我犹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长办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是，没有离婚之前你有过相好的？”
“是的。她现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调动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耸了耸肩。
康纳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辈，”他说道，“如果只有这一点事情，那你就没问题了。”他看着我。
“就这些。”
“不过我得告诫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时就碰到过这类事情。当日本人决心与你对抗的时候，他们可以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确确实实很棘手。”
“你是想吓唬我？”
“不是。只是告诉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去他妈的日本人，”我说道，“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找新闻界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处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们那儿去。”
13
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低空飞行。飞机上的着陆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它正飞过一幅醒目的夜总会霓虹灯广告：女郎！女郎！全裸！女郎！我们走进这家夜总会时已是11点半钟左右了。
如果把帕洛米诺夜总会称为脱衣舞场倒有点抬高它的身价了。它原本是个保龄球场，经改建而成，墙上画着仙人掌和马的图案。它的内部似乎比从外观上看上去要小。在橙红色的灯光下，一个看上去快40岁的女人围着一块银色遮羞布有气无力地扭摆着。那些躬着身子伏在粉红色小桌子上的看客也跟她一样显得没精打采。上身赤裸的女招待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走动着。磁带录音机里放着嘈杂的音乐。
我们刚跨进大门，就有个人说道：“每位12块钱，可供应两杯咖啡。”康纳亮出证件后那人连忙说：“请吧，请吧。”
康纳环顾四周之后说：“我还不知道日本人也来这里呢。”我看见拐角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人。
“难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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