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可是报警时间并没有拖延，”康纳说道，“有人在8点32分就打来电话，而当时招待会仍在进行之中。这一来就使整个招待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说这里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谁打来的电话？”
我说道：“你要石仓把那个打电话的人找出来，可他到现在也没找到。”
“是啊，因为他是找不到的。”
“他会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正确。”
“你认为电话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确。”
“是中本公司的一个对头打的？”
“几乎可以肯定。”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呢？”我问道。
康纳笑起来。“所以我才要查大厅里那部电话嘛。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呢？”
“假定你为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内部情况。你是打探不到的，因为日本公司所雇的管理人员是终身制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公司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从不背叛这个家庭。这样一来，中本公司的内部奥秘外人就无法看清。所以，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像日本来的哪些经理现在在市里、谁和谁在见面、谁来了谁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监视器前的美国警卫拉上关系，尤其是如果这名警卫感受到日本人对黑人的歧视，你就能了解到这些细节。”
“说下去。”我说道。
“日本人经常拉拢收买一些公司雇佣的当地警卫人员。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干这种事似乎没有超出他们的传统所允许的范围。恋爱和打仗都可以不择手段嘛。在日本人眼里，商场即是战场。只要你善于进行拉拢收买，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没错。”
“你想想，在这桩命案发生后的数秒钟之内，我们可以肯定只有两个人知道有个姑娘被人给害了。一个是凶手本人，另一个就是那位从监视器上看到这桩杀人案的警卫特德·科尔。”
“等等。特德·科尔从监视器上看见了？他知道凶手是谁？”
“明摆着的嘛。”
“他说他是8点1刻离开的。”
“他说谎。”
“可是，既然你知道这一点，当时我们为什么不……”
“他是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康纳说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诉我们一样。所以我就没有把他抓起来讯问，因为那只能是浪费时间——我们没时间跟他磨。我们知道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可是我有个问题：他是否告诉过别人？”
我开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说，他是否离开值班室到大厅里去打过电话？打给一个人，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确。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电话，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费电话给某个人通风报信。此人为中本公司的对手工作。”
我接上去说道：“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用过那部电话。”
“正确。”康纳说道。
“这样一来你的整个推理就断了线。”
“其实不然。现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尔没有通风报信，那么又是谁打电话报的案呢？显然报案的人只能是凶手自己。”
我觉得一阵寒意。
“他打电话报案是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纳说道。
“那他从哪儿打的电话呢？”
“现在还不清楚。但我认为电话是从大楼里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扑朔迷离的细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理出头绪。”
“哪些呢？”
这时汽车上的电话铃响起来。康纳抓起电话，接着递给我说：“找你。”
“不，不，”阿森尼奥太太说道，“孩子很好，我几分钟前才看过。我想转告你的是，戴维斯夫人来过电话。”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么时间打的？”
“我想有10分钟了吧。”
“她留回电号码了没有？”
“没留。她说今天晚上你没法给她打电话。但她要我告诉你，她今晚有事，也许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许周末就不来接孩子了。”
我松了口气。“行啊。”
“她说明天给你打电话，给你个准信。”
“那好吧。”
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劳伦就是这种人，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时变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无法安排计划，因为她总是不断变卦。也许这次变卦说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总认为，这种变化无常、无法预测的做法对米歇尔没有好处，会使孩子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过，孩子是很讲求实际的。米歇尔似乎能理解她妈妈的行为方式，所以也就不觉得很难受或失望。
感到难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奥太太问道。
“不，看来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里吗？”
“行啊，不过早上9点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长沙发拖出来吗？”
我的起居室里有张长沙发床，她呆在我家时就睡在上面。“哦，当然可以。”
“好吧。再见，中尉。”
“再见，阿森尼奥太太。”
“出了什么事？”康纳问话的语气中有几分紧张不安，我感到有些惊讶。
“没事儿。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说周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么啦？”
康纳耸耸肩说：“随便问问。”
我觉得他并不是随便问问。我说道：“你说过这案子可能会变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么？”
“也许不会很棘手，”康纳说道，“我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再过几小时就把案子结束掉。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前面左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馆。”
我看见了霓虹灯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这是坂村经营的餐馆？”
“是的。实际上他只拥有部分资产。别让侍者把车开走。把它停在红灯区。我们也许很快就得离开。”
玻拉玻拉餐厅是本周洛杉矶市最热门的餐馆。用来装饰餐厅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亚人的面具和盾牌。从酒吧柜台向外伸出的欧椴绿的木质支架就像一排牙齿。露天厨房的上方有一个5米宽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录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应的菜肴都是太平洋的海鲜。餐厅里一片震耳的嘈杂声。顾客都是到电影城来求职的人，个个穿着黑色的衣服。
康纳笑道：“看来真像是刚遭到炸弹袭击似的，一片乱哄哄，是不是？别愣着看啦。他们不太让你出来玩吗？”
“是不太让我出来。”我答道。康纳转身跟那位欧亚混血的女招待搭话。我的眼睛看着酒吧柜台，看见两个女人嘴碰嘴地亲了一下。再往前看，一个穿着皮夹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搂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两人都在听一个头发稀疏、一副好斗相的男人在说话。我认出他来了，他是位导演，导演过……
“走吧，”康纳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们走吧。”
“什么？”
“埃迪不在。”
“他上哪儿去了？”
“他到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们走吧。”
16
那家人住在日落大道上边的小山里，有一条蜿蜒的道路通往那里。此刻若非雾气升腾，我们就可以俯瞰市区的迷人夜景了。接近那地方时，我们看见街道两旁停放着一溜豪华型轿车：大多数是莱克塞斯轿车，也有几辆梅塞迪斯敞篷车，还有几辆本特利。我们把雪佛莱车停下，径直朝那幢房子走去，这时在街道旁看管车辆的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幢房子跟这条街两侧的其他住房一样，也有一道3米高的围墙，墙上有一道摇控的大铁门挡住了通向房子的去路。铁门上方装着一架保安用摄像机，在通向那幢房子的车道旁也有一架摄像机。一名私家警卫人员站在车道旁查看了我们的证件。
“这是谁的房子？”我问道。
10年前，在洛杉矶住这种有严密保安设施住房的不是黑手党徒，就是像史泰龙那样的电影明星，因为他们的暴力角色吸引着使用暴力的人的注意。可是近期来，有钱人居住区的每幢住房似乎都有这类保安设施。同时，这也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时尚。我们登上台阶，穿过种着仙人掌的小花园，朝那幢现代气派的钢筋水泥的城堡式楼房走去。
“这幢房子的主人是马克沁·努瓦尔成衣公司的老板。”他一定是看见我脸上茫然的表情，于是接着解释说：“那是一家专营高档服装的商店，以其店员的傲慢而闻名。像杰克·尼科尔森和彻尔商店一样。”
“杰克·尼科尔森和彻尔商店。”我摇摇头。“你知道它的什么情况呢？”
“现在许多日本人都到马克沁·努瓦尔去买东西。它像大多数高档美国商店一样——没有东京来的人去光顾，它就会关门大吉。它全仗着日本人呢。”
我们来到房子大门口时，有个身穿运动服、身材魁梧的人走过来。他的手上拿着一只写字夹，上面夹着一张名单。“对不起，先生们，非请者莫入。”
康纳亮出了证件说：“我们想和你们的一位客人谈谈。”
“是哪位客人，先生？”
“坂村先生。”
他满脸不高兴地说：“请在此稍候。”
我们从门口可以看见客厅里宾客满堂，而且一眼扫去就觉得其中很多人都在中本大厦招待会上露过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晚礼服，跟我们在玻拉餐厅看到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客厅本身引起了我的注意：白墙质朴无华，没有任何装饰品；客厅内没摆任何家具，只有白色的墙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毯。客人们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们手里端着鸡尾酒，拿着餐巾纸，向四周张望，想找个地方放下手里的东西。
有一对夫妇从我们面前经过，向饭厅走去。那女的说：“对于该干什么，罗德总是胸有成竹。”
“是啊，”那男的说道，“一流的极少主义风格。那房间布置的细节。我真不知道他那墙是怎么刷的，真可以说是绝对完美，看不出一道排笔的刷痕，找不到一点瑕疵。真是妙不可言。”
“不过，就得这样，”那女的说，“这跟他的整个构想是一致的。”
“的确是很大胆的构想。”
“大胆的？”我说道，“他们在说什么呀？那不过是个空荡荡的房间而已。”
康纳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禅宗风格，即万事皆空的思想。”
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人。
“莫顿参议员在这儿。”他正在一个角落里摇唇鼓舌大发议论，真有点像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似的。
“是在这儿。”
警卫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往里走了几步。我朝莫顿参议员那边走去时，听见他在说：“是的，我可以跟你们确切地谈一谈为什么我对日本人拥有美国工业的情况忧心忡忡。如果我们丧失了自己制造产品的能力，我们就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事情就这么简单。比如说，1987年时，我们了解到东芝公司向俄国人出售了一项尖端技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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