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对了，就是有道理，”格雷厄姆自鸣得意地说，“真他妈的有道理。”
电话铃响起来。化验员问道：“哪位是康纳上尉？”
康纳走去接电话时，格雷厄姆对我说：“我跟你说吧，是日本人杀了这个小妞，我们要把他捉拿归案，要剥他的皮。剥他的皮。”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咬牙切齿？”
格雷厄姆脸色阴沉地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说你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嘿，听着，”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彼得。我谁也不恨。我干自己的工作。我可不管什么黑人、白人，还是什么日本人。”
“好吧，汤姆。”此刻已是夜深人静，我不想进行争论。
“不，见鬼！你他妈认为我是种族歧视。”
“我们不争论了，汤姆。”
“不，见鬼。我们要争。现在就让我把话跟你讲清楚，彼得。你干的是联络官的差事，是吧？”
“是啊，汤姆。”
“你是怎么想到要干这份差事的？因为你酷爱日本文化？”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在跟报界打交道……”
“不，不，别扯远。你是自己申请要干的，”格雷厄姆说道，“因为有一份额外的津贴，是不是？一年两三千。是一份教育津贴，是日美友好基金会结局里的。局里把这分基金作为教育津贴发给大家，让大家进一步学习日本语和日本文化。现在学得怎么样啦，彼得？”
“正在学。”
“经常吗？”
“一星期一个晚上。”
“一星期一个晚上，你如果缺了课，那份津贴少不少你的？”
“分文不少。”
“一点不错，分文不少。实际上即使你一次也不去上，也不会有问题。伙计，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一份贿赂。你口袋里多装了3000美元，而这钱来自那个日出之国。当然这笔钱数额并不大。谁也别想用3000美元收买你，对不对？当然收买不了。”
“哎呀，汤姆……”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收买你。他们只是想影响你。他们只想让你凡事掂量掂量，对他们关照一点儿。为什么不呢？人之常情嘛。他们让你生活得比以前好了。他们给你增加了福利。你的家庭，你的小女儿，都是受益者。他们如此关照你，你为什么不应当关照关照他们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彼得？”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着火气也上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格雷厄姆说道，“因为这就是影响在起作用。你可以矢口否认，你可以说没这么回事。你可以自欺欺人，但它就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唯一能表明自己清白的就是你自身的清白。如果你与此没有瓜葛，如果你没有拿他们的钱，那么你就可以讲嘛。否则的话，伙计，就是他们给你钱，而我就要说他们要你领情。”
“先等一下……”
“别跟我再说什么恨不恨的事，伙计。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一场战争。有人明白这一点，但也有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就像二次大战中有些人拿了德国人的钱，为纳粹张目一样。纽约的报纸发表的社论文章和阿道夫·希特勒唱的是一个调子。有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但那些人确实那么干了。伙计，打起仗来就是这样。你小子就是个里通外国分子。”
这时候康纳回到我们站的地方。我真是求之不得。格雷厄姆正准备和我继续争下去，这时，康纳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啦，这我都懂，汤姆。根据你的见解，这姑娘被杀害之后，录像带又怎么样了呢？”
“哦，见鬼，录像带都不见了，”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些录像带了。”
“咳，真有意思。刚才那个电话是分局打来的。好像石仓先生在那儿。他带去了一箱子录像带，要我去看一下。”
康纳和我赶紧驱车前往局里。格雷厄姆开的是自己那辆车。我说道：“为什么你说日本人决不会碰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叔叔，”康纳说道，“二战中当了战俘，被递解到东京之后就失踪了。格雷厄姆的父亲战后曾去日本找过他的下落。寻访的结果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也许你听说过，有些美国战俘在日本被用做危险药物的试验品而横遭惨死。还有传说，说日本人把他们的肝脏拿来给自己的部下吃，如此等等。”
“我没听说过。”我说道。
“我想大家都不愿再提那段往事，”康纳说道，“大家向前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格雷厄姆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说到我当联络官领取的津贴。”
“你跟我说过是50美元。”康纳说道。
“比这个数要多一些。”
“多多少？”
“每星期天约100美元，每年5500美元，但这包括听课费、书本费、差旅费、请人晚上来照看孩子的费用以及其它的名目。”
“这么说你挣5000美元一年，”康纳说，“那又怎么样？”
“格雷厄姆刚才说，我受了这笔钱的影响，说日本人把我给收买了。”
“唔，”康纳说道，“他们肯定是想这么干。而且他们干得还非常巧妙。”
“他们曾经在你身上下过功夫？”
“哦，是的。”他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说道：“我往往是来者不拒。馈赠礼品是日本人的生性爱好，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对你有好感。这和我们把上司请到家里吃饭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亲善归亲善。我们总不能在想得到晋升提拔的时候再请上司到家里来吃饭吧。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在你们的关系刚刚开始不久，还不存在任何利害得失的时候就请他来家里做客。这就是亲善的举动。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礼要送得早，因为那时候送不是贿赂，而是一种馈赠，是和你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压力。”
“你认为这样没什么？”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你觉得这是腐败吗？”
“你呢？”康纳看着我反问道。
我过了好一阵才说：“是的，我觉得也许是。”
他哈哈大笑起来。“唔，这倒令人欣慰了，”他说道，“否则的话，日本人在你身上的钱就白花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的慌乱，后辈。”
“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我们的确是在和日本人打仗。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在最新的交锋中，石仓先生会给我们怎样的意外。”
19
尽管此刻已是凌晨两点钟，市区分局五楼的刑侦处接待室还是像平常一样繁忙。警探们正在讯问那些被带到局里来的妓女和浑身抽搐的瘾君子。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身穿格子运动衫的男子正冲着一名手持书写板的女警官没完没了地大吵大嚷：“我说过了，闭上臭嘴！”
穿着一身藏青色带细条子的西装的石仓与这一片乱哄哄的地方显得极不相称。他低着脑袋坐在角落里，双腿并拢，膝盖上放着一只纸板箱。
他见我们走上前去，立刻站起身来，把双手放在大腿两侧，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了一躬。他这一弯腰下去，几秒钟都没有动一下。紧接着又是一鞠躬，不过这一次他的腰一直弯着，两眼盯着地板直到康纳跟他说话时才直起身。康纳跟他讲的是日语，石仓回答时也用日语，而且态度谦和恭顺，两只眼睛一直没离开地板。
汤姆·格雷厄姆把我拽到冷水器旁。“上帝呀，”他开口说道，“就像要向我们坦白一样。”
“唔，也许吧。”我应付了一句。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已经领教过石仓那副多变的嘴脸。
我看着康纳和石仓在说话。石仓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我永远也摸他不透，”格雷厄姆说道，“百万年也摸不透。永远摸不透。”
“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在开玩笑吗？杀了那姑娘，然后又呆在那房间里，接着又来摆布我们，也可以算得上硬汉子了。可是你看他现在这副模样：天哪，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确实，石仓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泪水。康纳拿起纸箱，转过身，穿过房间朝我们走来。他把纸箱交给我说：“你保管一下。我去把石仓的话笔录下来。”
“这么说，他坦白了？”
“坦白什么？”
“谋杀的事。”
“见鬼，没有那回事，”康纳说道，“你怎么会想到那上头去的？”
“呃，他在那儿打躬作揖……”
“那只不过是赔罪，”康纳说道，“我不会把它当真的。”
“他简直要哭了。”格雷厄姆说道。
“因为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好处。”
“他没有坦白？”
“没有。但他毕竟说他发现带子被动过了。这就意味着他在市长面前的那番表演是犯了个错误。现在我们可以指控他隐瞒证据。他的律师资格可能被取消。他的公司可能会名誉扫地。石仓现在是要倒大霉了，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所以他才表现得那么低声下气？”我问道。
“是的。在日本，如果你出了纰漏，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当局那儿去，尽量表现出你是如何深感不安，多么痛心疾首，并保证今后决不再出这类事情。这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可是当局会以为你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所谓赔罪。这是日本人求得法庭宽大处理的做法，而且被认为是求得宽大处理的最好办法。石仓正在这么做。”
“你是说他在演戏？”格雷厄姆问道，目光变得很严厉。
“既是也不是。这很难解释清楚。好了，看看录像带吧。石仓说他带来了一台放像机，因为录像带的制式很特殊，他怕用我们的机子放不出来。好了，看看吧？”
我打开纸箱，看见里面有20盘小8毫米的磁带，像是盒式录像带。我还看见一个小盒子，那是一台放像机。此外还有一根可以插在电视机上的连接线。
“好了，”我说道，“我们来看看吧。”
第一盒录像带是从安装在敞开式办公室上方的那架摄像机上摄下的场景，这架机子俯视着46楼整个楼面。我们从黑白图像上看到的是忙忙碌碌的工作场面，与普通办公室的工作场面大同小异。我们用快速放完了那一段。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板上形成明亮的光斑；光斑不断移动着，最后全部消失。随着阳光不断变弱，地板上的光线也变得暗淡了。办公桌上的台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人们工作的节奏慢下来，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办公室，准备下班。我们发现办公室里的人少了之后，摄像机的运转也慢了，有一两个人从它下面走过，它才跟着动一下，其它时间它就不动了。我们终于明白，摄像机上一定带着自动聚焦、自动跟踪装置。如果在取景范围内动态的东西较多——比如几个人分别向不同方向运动，摄像机就不动；如果在取景范围内只有一个人，摄像机就会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追随拍摄。
“这种系统真神了。”格雷厄姆说道。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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