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和席格相交直到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在书里无意中披露了这位导师兼朋友不少生活细节。她屡次提到他的漫步夜游和隐匿习性，以及众所皆知同时拥有三四个工作室，地点和用意却不明的习惯。此外，她也多次回忆起他对阴暗地窖的偏爱。“巨大诡异，有着弯曲信道，一个个黑色暗室相连接，就像爱伦坡的某些恐怖小说中描写的。”她形容说。
席格率性的工作方式，“使得他选择一些奇怪的地方作为画室和工作坊，”画商里利安·卜劳兹在他死后一年这么说。早在一八八八年，他时常出入音乐厅的期间，他执迷地租了好几间他负担不起的秘密房间。“我租了新房子。”他告诉朋友们说。一九一一年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附近租了一个年租四十五镑、又小又阴森的家。”地址是伦敦西北区的哈林顿街六十号。很显然他想把这间“小小的家”当成“工作室”。
席格喜欢不断新增工作室，用一阵子之后就舍弃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些隐秘的工作室大都位于老旧市街。他的朋友兼艺术伙伴威廉·罗森斯坦——两人认识于一八八九年——形容他酷爱“旅店的昏暗气氛”。罗森斯坦说，席格是“挖掘极其阴暗破旧工作地点”的“天才”，而他的这种喜好相当令朋友困惑。罗森斯坦形容席格是“天生的贵族”，却拥有一种偏爱低下阶层生活的奇特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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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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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苏顿在书中写道：“席格的不安于室是他性格的主调”，他总是“有个别地方的工作室，一辈子都割舍不了自由”。苏顿说席格经常独自到外面用餐，即使和爱伦结婚后，还是时常一个人到音乐厅去，或者在晚餐时突然离席，出门去看表演。接着又绕很长一段路走回家，或者到他的某一个秘密房间去，逛到暴力充斥的东区，单独在街上漫步，手上拿只小包裹或葛雷斯顿手提箱，里头也许装着画具。
根据苏顿的描述，在一次漫游当中，席格穿着醒目的方格子套装，在位于萧迪奇区西北边约一英里的哥本哈根街遇见几个女孩。那些女孩惊骇地跑开，还尖叫着：“开膛手！开膛手！”另一个稍微不同但较可信的版本则是席格告诉朋友的，大叫“开膛手，开膛手”的是他。
“我告诉她我是开膛手，然后脱去帽子。”开膛手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中说。三天后开膛手写了另一封信，说他在利物浦苏格兰街“遇见一个年轻女人……我对她微笑，她大叫开膛手。她真是太厉害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周日特派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在利物浦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西埃尔公园，看见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浅色长裤和软毡帽，模样高尚的男子”突然掏出一把细长的刀子。他说他要把利物浦所有的女人杀光，并且把第一个受害者的耳垂寄给利物浦报社编辑。
席格在盖提表演厅画素描的那个时代没有太多道具可供精神病态犯罪者使用。今天的强暴犯、恋童狂或杀人犯则多的是选择：照片、录音带、受害者被凌虐杀害的录像带，以及杂志、电影、书籍、计算机软件和网站提供的暴力色情。在一八八八年没有太多视觉或听觉的道具可以让精神病态者用来激发暴力幻想。席格的道具或许是从受害者那里取得的纪念物或战利品、油画或素描，还有剧院和音乐厅那些真人演出的歌舞。此外，他或许会事先排演；利物浦那位惊恐的妇人也许只是数十个甚至数百个目睹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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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闪亮的黑色手提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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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日周六，《杰柯医生与海德先生奇案》终于结束在莱辛剧院的漫长演出。整天不见阳光，不停歇的冷雨更加深了夜晚的寒意。
伊丽莎白·史特莱刚刚搬离史毕多菲尔区多瑟街的一间宿舍。她原本和码头工人，属于储备军一员的麦可·基尼一起住在那里。老丽莎——就像她的朋友们对她的称呼——以前也离开过基尼。这次她带走一些私人物品，但这并不表示她打算一去不返。后来基尼在她的死因调查法庭中作证说，她有时候会需要一个人独处，以及满足她“饮酒嗜好”的机会，可是离开一阵子之后她总是会回来。
伊丽莎白的本姓是葛斯塔多特，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她就要满四十五岁了，虽说她总是告诉人家她只有三十几岁。伊丽莎白一辈子都在撒谎，大多数是基于可悯的动机而编织一些较为光明精彩的故事，来掩饰她那沮丧绝望的一生。她出生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特斯兰大，父亲是农夫。有些人说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带一点口音。也有人说她常常辞不达意，说话像外国人。她的母语瑞典语属于日耳曼语系，和席格父亲的母语丹麦语非常近似。
伊丽莎白时常告诉别人她在少女时代来到伦敦，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不过这又只是一个谎言。关于她早年在伦敦的生活，可以在瑞典教堂一八七九年的名册中找到，上头登记着她的名字，还注明她接受了一先令捐赠。根据到停尸房辨识她身份的人说，她身高大约五英尺二或四英寸，肤色“苍白”，有的人则形容她“很黑”。她的头发是“深褐色，鬈曲”，另一个人则说是“黑色”。一名警察在灯光黯淡的停尸房里掀开伊丽莎白的眼皮，断定她的眼珠是“灰色”。
从伊丽莎白的黑白停尸房照片看来，她的发色显得深了许多，因为刚刚洗过，还湿粘着。她的脸色苍白，因为她已经死了，体内所有血液都已流失。她的眼珠也许曾经是蓝色的，但是当那名警察翻开她的眼皮来检查时却不是。死后，眼睛的结膜会逐渐干燥褪色。大多数人死后不久眼睛都会变成灰色或灰蓝色，除非原本是深色眼珠。
验尸过后，伊丽莎白又穿回她遇害时所穿的深色衣服。照片中的她被安置在一只靠着墙壁的容器里好方便拍照。在她下巴的阴影中隐约看见颈部右侧长达数英寸的刀口。这张死后的遗照或许是她生平仅有的一张照片吧。她显得相当瘦削，有着姣好的脸庞和五官，以及如果不是缺了牙，或许也十分动人的嘴唇。
伊丽莎白年轻时或许是个金发美女。在她的死因调查法庭中，关于她生平的种种真相逐一浮现。她接受了一位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绅士所提供的某种“职务”而离开了瑞典。这份“职务”持续了多久，没有记录，只知道在那之后她开始和一名警员同居。一八六九年她和一个名叫约翰·汤玛斯·史特莱的木匠结婚。当地一些宿舍中许多认识她的人都听过她的丈夫在爱丽丝公主号客轮被一艘运煤船撞沉时不幸溺毙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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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闪亮的黑色手提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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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故事伊丽莎白却有多种不同版本。或者说她的丈夫和他们九名子女之中的两名在爱丽丝公主号发生船难的时候溺水死亡；或说她的丈夫和所有子女都溺死了。无论如何，想必非常年轻时就开始生育子女，在一八七八年便已有了九个孩子的伊丽莎白却在那次夺走六百四十条人命的船难当中生还。正当她奋力挣扎时，一个惊慌的旅客踢中她的嘴巴，造成她容貌上的“缺陷”。
伊丽莎白对所有人说她的整个下颏都被踢坏了，然而验尸结果却发现她下颏的硬骨和软骨都完好无损。唯一的缺损是她的门牙，这必定让她十分难为情吧。波布勒与史戴尼疗养院的记录显示，她的丈夫约翰·史特莱在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死于该院。他不是在船难中溺毙的，他们的子女也不是——如果他们有子女的话。也许捏造自己的生平让伊丽莎白觉得活得更有意思，因为现实总是充满苦痛、羞辱和无止尽的烦恼。
瑞典教堂的神职人员发现她的丈夫并没有死于船难之后，便停止了对她的经济支持。也许她会编造她的丈夫和孩子死于爱丽丝公主号船难是因为教堂针对生还者设立了一笔救难基金。当他们发现伊丽莎白没有任何亲人罹难时，便停止了金钱救援。为了生存，伊丽莎白不得不找个男人依靠，当无法如愿时她就只好靠着缝纫、洗衣和卖身来赚钱。
最近她都在位于花与迪恩街三十二号的宿舍过夜。这里的门房是个名叫伊丽莎白·泰纳的寡妇，对她了解甚深。在死因调查法庭中，泰纳太太作证说，她看着伊丽莎白来来去去已经六年了，直到九月二十七号周四以前她一直和一个名叫麦可·基尼的男人一起住在另一间宿舍。她离开他时只带了几件衣服和一本圣诗集。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她都在泰纳太太的宿舍过夜。九月二十九日周六傍晚，伊丽莎白和泰纳太太一起到商业街的女王头酒店喝酒，然后伊丽莎白替宿舍清扫两个客房，赚了六便士。
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伊丽莎白在厨房里，把一块天鹅绒布交给她的朋友凯萨琳·兰恩。“请替我好好保管。”伊丽莎白说。接着又说她要出门一会儿。为了御寒，她穿了两件用类似麻袋布做的廉价衬衣，白色内衣，白色棉长袜，黑色棉天鹅绒背心，黑色裙子，镶毛皮的黑色外套，脖子上系了条颜色鲜艳的条纹丝质领巾，头戴黑色绉纱小圆帽。她口袋里有两条手帕、一团棉纱缝线和一只铜顶针。她出门前问一个名叫查尔斯·普利斯顿的理发师，是否可以向他借衣刷整理一下仪容。她没告诉任何人她打算去哪里，只炫耀了下她刚赚来的六便士，然后消失在黑暗的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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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流连街头的男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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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萨琳·埃窦斯周五晚上是在白教堂路北边一个临时收容所过夜的，因为她没有四便士可支付约翰·凯利她的那一半住宿费。
她已经和凯利在史毕多菲尔区的花与迪恩街五十五号的宿舍同居七八年了。凯利之前是多玛士·康威，他是她孩子的父亲，他们分别生了已十五和二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女儿，名叫安妮·飞利浦，二十三岁，嫁给一个煤烟挑夫。
两个儿子和父亲同住，他因为凯萨琳的嗜酒习性而离开了她。她已经多年没见到他和孩子们了，但这是有意的，因为过去她每次都是因为缺钱才去看他们。尽管她和康威并未正式结婚，他却一直供应她生活所需，她时常这么说，而且她的左臂膀上还用蓝色墨水纹了他名字缩写的刺青。
凯萨琳·埃窦斯，四十三岁，身材细瘦，艰困的生活和酒精使得她有种沧桑的神情。但是她有着高耸的颧骨、深色眼珠和黑发，或许曾经相当迷人。她和凯利偶尔会休假一天，相偕到街上望着那些廉价商品发呆。有时候她也会做些清洁零工。他们通常会在秋天离开伦敦，因为那是农忙时节。事实上，周二他们才混在数千名离开此地数周、到外地采收“蛇麻草花”的季节性工人潮中回到伦敦。凯萨琳和凯利毅然离开东区前往肯特郡，帮忙一些农场采收酿造啤酒用的蛇麻草花。这工作非常辛苦，而这对男女每采收一蒲式耳只能得到一先令的报酬。但至少他们可以暂时远离浓雾和污秽的环境，感受太阳的温暖，呼吸干净空气。他们像贵族那样尽情吃喝，因此当他们回到伦敦时，已经身无分文。
九月二十八日周五，凯利回到位在史毕多菲尔区花与迪恩街五十五号的宿舍，凯萨琳则单独在收容所过夜。没人知道她那天晚上的行踪。凯利后来在死因调查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