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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是玛莎·塔布伦。年约四十岁，刚和家具仓库包装工亨利·萨谬尔·塔布伦分居。他是因为玛莎有严重酗酒问题而离开她的。他是个正直的人，分手后提供她每周十二先令的零用金，直到听说她和一个名叫亨利·特纳的木匠同居才停止。但是特纳终究也受不了她的酗酒习性，在两、三周前也离她而去。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着是在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四日周六的晚上，那晚席格在河滨大道附近的盖提音乐厅画素描。特纳给了玛莎几个钱币，她拿去喝酒花光了。
几世纪以来，许多人认为女人会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有着遗传缺陷，导致必须用这方式来享受性。不道德或浪荡的女人有许多类型，坏的程度不等。尽管小妾、情妇和荡妇都不值得赞扬，但最大的罪人还是妓女。妓女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永远脱离不了那种“罪大恶极的生命路径”。十七世纪英国演员兼剧作家汤玛斯·海伍德在他一六二四年所著关于女性的历史书中发出忏语。“当我想起这个行业的某个可怜女子说过的话，心中感到无比绝望。”他说，“‘一天为妓女，终生为妓女，我自己非常清楚。’”
性活动只能局限在婚姻制度当中，并且奉神之令，必须以传宗接代为唯一目的。女人的宇宙中心是她的子宫，每月一回的经期往往带来巨大的情绪失调——蠢动的情欲、歇斯底里和疯狂行径。女人是较低等的生物，无法从事理性和抽象思考，这是华特·席格所认定的观点。他极力主张女性无法理解艺术，她们唯有在艺术能“满足其虚荣心”或者将她们提升到“她们急于晋身的社会阶层”的时候才会对艺术产生兴趣。席格说，少数的女性天才“才够格视为男性”。
在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女性是另一个“族群”。堕胎是对神和社会的一种亵渎，而妇女毫无节制的生育则使得贫者益贫。女人享受性爱的唯一理由是基于生理上的必要性，为了分泌受孕所需的润滑液，高潮是必要的。在未婚的情况下或者独自体验这种“兴奋”不只违逆常理，也是对纯净健全心智的极大威胁。在十九世纪有些英国医生会借着女性割礼手术来治疗自慰。为了享受“震颤”而“震颤”——尤其是在女性之间——是全然背德的、是邪恶的、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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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烟花女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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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或女性基督徒必定都听过这类故事。远在希罗多德的时代，那些越轨、渎神的埃及女子胆敢嘲弄上帝，任性地放纵情欲，追求肉体的享乐。在那个原始时期，花钱换取性满足是正当而非羞耻，贪婪的性欲是好的而非邪恶。当年轻的美女死亡时，一群热血的男子享用她的身体直到开始发臭、准备涂香膏为止，这行为一点都没有不妥。当然人们不会在社交场合传诵这类故事，但在席格身处的十九世纪，一般高尚的家庭都知道圣经中对妓女没有半句好评。
无罪的人方可丢出第一块石头的告诫早已遗忘，群众争相观看公开斩首或绞刑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父亲的罪恶会让下一代得到报应的信念转换成了母亲的罪恶会让子女得到报应。汤玛斯·海伍德在书中说“女人的贞操一旦毁损，便会带来不名誉和耻辱”。海伍德并且声称，败德女人的罪行将会遗留毒素给“由坏种和非法通奸所衍生的下一代”。
两百五十年过后的现在，英语这语言变得稍稍浅白了点，然而关于女性和败德的维多利亚式思维依然没变：性交的目的是生育，而“震颤”只是受孕的催化剂。江湖术士以讹传讹却被当成了真理的一种说法是，“震颤”是女性受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怀孕了，表示她在交媾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高潮，显然她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没有怀孕，表示她没有高潮，则她声称遭到强暴或许是真实的。
十九世纪的男性对女性的高潮十分执迷。“震颤”是那么的重要，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有多少是伪装的。技巧的学习因此变得重要，否则男性便会被视为无能。如果女性无法获得高潮而且毫不掩饰，她的情况很可能被诊断为性冷感，这时就有必要让医生彻底检查了。而用来判定一个女病患是否性冷感的方法通常只是针对阴核和乳房进行简单的触诊。倘若在检查当中乳头坚挺，则结果很乐观；倘若病患经历了“震颤”，做丈夫的便可以安心了，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健康。
伦敦的烟花女子，一如当时媒体、警方和大众对这些妓女的称呼，在冰冷、暗寂且污秽的街道穿梭并不是为了寻找“震颤”，尽管许多维多利亚人相信妓女之所以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有着难以满足的性欲。要是她们愿意放弃堕落的生活方式转而侍奉上帝便能得到眷顾，从此衣食无虑。上帝照顾他的子民，救世军的女性义工勇敢进入东区贫民窟去递送小蛋糕，传达这上帝的承诺。像玛莎·塔布伦这样的烟花女子只会感激地收下蛋糕然后回到街上去。
一个没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便几乎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工作——如果能找得到的话——通常指的是在工厂里每周六天、一天十二小时担任裁缝女工来换取二十五分钱的周薪。幸运的话，她也许可以找到周薪七十五分钱，每周七天、一天十四小时粘火柴盒的工作。大部分工资都给了贪婪的房东，有时候母亲和孩子们的唯一食物就是到街上翻找垃圾得来的酸腐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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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烟花女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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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码头那些外国船舶上的船员军人和在街上秘密猎艳的上流社会男性，使得陷入绝境的女人极易以出租身体来换取微薄金钱，直到它残败老朽有如她们所居住的东区废墟。营养不良、酗酒和肉体的耗损让女人迅速老化，这群烟花女因而堕入社会的底层。她们隐身在最黑暗偏僻的街坊宅院，往往如顾客们一样都喝得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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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份不明男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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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莎·塔布伦将她的煞星带进黑暗的乔治巷公寓三十七号的楼梯间时，他发狂了，而且大意地甘冒计划可能出错的风险。
也许她的地盘并不是他计划中的杀人地点，也许临时发生了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遭到羞辱、揶揄。妓女们，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手，通常嘴巴都不会太甜。玛莎只要伸手到他的裤裆，说一句，“那话儿在哪，亲爱的？”就足够了。席格曾经在信中写下“性无能之愤慨”的字句。一百多年后的现在，我无法准确重建当时在那个漆黑污秽的楼梯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那名凶手被激怒了，发了狠。
在一个人身上戳刺三十九刀真是杀红了眼。而疯狂杀红了眼通常是因为凶手被某种情况或言语所激怒，使得他的行动脱了轨，但这并不就表示或暗示杀害玛莎的凶手没有处心积虑地预谋犯案，无论那个晚上或次日凌晨来到凶手面前的是玛莎·塔布伦还是其他女子。当他陪着玛莎走进楼梯间时就打算要拿刀将她刺死，因为他带了把长而尖锐的刀到现场，并且在离开时把它带走。也许他真的乔装成士兵。他懂得如何隐密地自由来去，并且刻意留下明显证据——松脱的纽扣、帽子、铅笔。凶杀案中最私密的两种杀人方式是刀刺和勒颈，两者凶手都需要和受害者发生身体接触。枪击比较不私密。殴击头部，尤其是从背后，也较不私密。
戳刺某人数十刀是非常私密的行为。当这类案子送到停尸间，警方和法医会依照惯例假设受害者和凶手或许互相认识。玛莎应该不认识那名凶手，但是她或许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激得他发生人身攻击的反应。也许她抗拒他。据说玛莎是相当情绪化的人，尤其酒后更是难缠，而之前她确曾和珍珠宝拉一起喝了些兰姆酒和麦酒。乔治巷公寓的住户声称他们在玛莎遇害前什么都没听见。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早已习惯酒醉、争吵和家庭暴力的贫困人们的疲惫麻木心态，他们的证词恐怕不尽真实。最好别多管闲事，说不定会受伤，或者和警方扯不清。
凌晨三点半，距离巴瑞警员在乔治巷公寓外面发现那名游荡的士兵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名叫艾弗列·柯洛的住户下工回家。他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到假日总是特别忙碌，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一定累坏了，也许他送最后一个顾客回家之后去喝了点小酒。当他经过一楼的楼梯间时发现地上“有东西”，可能是人，可是他没上前去细看便回家睡觉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学者兼社会改革家碧翠丝·韦伯指出，东区居民的生存法则是别去“招惹”左邻右舍。稍后柯洛出庭作证时说，在东区发现醉汉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见他时常看见类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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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份不明男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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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人察觉地上的“东西”是尸体，直到凌晨四点五十分，一个名叫约翰·S·李孚的码头工人走出那栋建筑物，注意到有个女人仰躺在血泊中。她的衣服凌乱，仿佛曾经奋力挣扎，李孚回忆说，他并没看见楼梯间有脚印，现场也没有刀子或任何工具。他说他没碰触尸体，而是立刻通知了巴瑞警员，巴瑞则找来了T·R·基林医生。医生到达的确实时间不明，但是他检查尸体的时候光线应该不是太好。
他在现场推测受害者——她的身份经过好几天才得到确认——已经死了大约三小时。年龄是“三十六岁”，医生猜测说，而且“营养非常良好”，意思是她十分肥胖。这点颇值得重视，因为开膛手的所有受害者，包括那些被警方排除是他所杀害的受害者在内，不是过瘦就是过胖，年龄大都将近四十或者四十出头，少有例外。
华特·席格作画时特别偏爱肥胖或者消瘦的模特儿，而且社会地位越低、相貌越是丑怪的越理想。这点可以从他屡次提到“骨瘦如柴”或者“瘦得像鳗鱼”的女人，以及画中频频出现臀部肥大、乳房异常丰满的胖女人看出。让别人去画“清秀佳人”，有一次席格写道，把“丑婆娘”留给他。
有着迷人体格的女人引不起他的艺术兴趣。他时常强调，身材不胖也不瘦的女人太乏味了。在一封写给美国友人艾瑟·桑兹和南恩·赫德生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自己最近几个模特儿的喜爱，以及她们“低贱得可以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令他“战栗”。他爱极了她们“污秽破旧的家常服”。他在另一封信中补充说，如果他才二十岁，他“绝不会看四十岁以下的女人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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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之骄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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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席格于一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在德国慕尼黑。
跻身英国顶尖画家的他并不是英国人。这位“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就像他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血统纯粹、名叫奥斯渥·艾达柏·席格的丹麦艺术家和一个不怎么纯粹、名叫伊莉娜·路易莎·莫拉维亚·亨利的英国和爱尔兰混血美女所生。孩提时期的华特可说是纯粹的德国人。
席格母亲的昵名是“奈莉”；他的妹妹海伦娜叫“小奈莉”；席格的第一任妻子爱伦·考柏登叫“奈莉”。艾伦·泰瑞也叫“奈莉”。为了避免混淆，我只有提到席格母亲的时候才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