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老师教给我们温度有最低极限：绝对零度，这时我们也同样遇上理解困难。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温度的特性可以轻松地处于“负无穷”与“正无穷”之间，所以得知它有所限制便感到无比震惊。其实矛盾仅仅来自对于温度的不正确的定义。只要取对数，变化就没有了极限。同样，取大爆炸以来所经过的所有时间的对数，得到“负无穷”，如此便不会再提出关于“以前”的问题。实际上这正是星相物理学家所为。为了描绘宇宙之初的时间经过，他们不断选取接近起始的瞬间，第一秒、第1/10秒、第1/1000秒……20年以后，也许我们已经可以到达1/101000秒，但永远不会达到0。
作为一项思维练习，我也可以将此法运用于我的死亡这一同样存在此前而无此后的假设事件。方法即是从结尾而非开头（出生）来计算生命的瞬间。当然，死亡的日期是不可知的，但统计学家与人口统计学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法，他们提出生命期望值的概念。每一天由死亡率可以计算出期望值，并发现它比时间的流逝要更缓慢一些。我的“衰老”，换句话说我“接近统计出的死亡”的速度只是每年8个月。这一期望值从来不会真正达到0。只要取年龄的对数就可以使最终时刻推迟到无限值。
而这一数学诡辩说服不了几个人。更严肃地说来，我该将思考引向被蒙田蒙田（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作品有《散文集》。称为他的“弥留之际”的最后时刻，而非于我而言不存在的死亡那一刻。我的弥留之际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使人回顾过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并变得宽容。当然前提是在经历这一时刻的时候，生理机构还未腐朽到丧失意识控制力。
医学进步不无争议地改变了这一时刻的客观条件。通常只要不是意外突发事件导致的死亡（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弥留的过程），它的到来总是在其身边的人与其生理衰竭的斗争最终失败以后。但某一时刻，人们面对努力之后的空虚，反而决定结束生命。医院里死亡的同义词就是撤去那些维持生理代谢的机器。这种决定是专断的，最终时刻不再由自然决定，而受到外界意识的控制。但又怎能保证这样的决定对垂死的人来说是最佳选择？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在今天异常激烈。我们应当在延长生命、“赢得时间”与减轻痛苦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可是当事人往往已经无法思考或表达，那么谁又能作出有效的决定？
将关于不可避免的安乐死的思考转个向，便又回到了“死刑”的话题上。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应当考虑到双重牵连：一个个体与一个人。医学方面负责前一个，但尽管医学知识博大，它还是无法避免面对身体混乱时的无力；个体无法再沿着生命之路走下去了，所以必须接受切断以人为中心的关系网，要“给予”死亡。这一表达是准确的。死亡不再被看做痛苦，它是种赠予。
活
最终看来，对自己的死亡的前思后想只会煽起无益的脑力游戏，或是无奈的事实。尽管游戏极其敏锐，疑问也十分真诚，焦虑却依然存在，这种焦虑无论如何是不会靠理智化解的，最好就是别费劲去让它消失，而任其在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会成为生命始终伴随的陪同，但也不能喧宾夺主。当它太过烦人时，要懂得小心控制。请始终铭记，在与不死的渴望斗争时，死亡的焦虑是你的盟友。
第三部分女孩还是男孩（1）
在我开始给你写这本东西的时候，曾经很担心会因为不知道你是女孩还是男孩而感到不方便，于是做好了准备像魁北克的作家与记者一样在形容词和分词后都用括号加上“e”法文阴性（女性）词汇一般在阳性形式后加上“e”。。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不知道你的性别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问题。你就是我的曾子孙中的一个，和你交流的时候，你是女孩或男孩，这完全无关紧要。在我看来，你就是即将继续人类生命的一个“人”，当然也可以是女人。
谈到此，我们便会发现法语中的一个引起模糊的特性。我们的语言只包含两个性，而很多丰富的语言则包含三个性。而且我觉得两个性则应当是阴性与中性，但语法却指明是阴性与阳性。这两个词汇明显参照了两性：雄性与雌性。事实上这种参照已几乎丧失了本意。至多也只有一些表示一般由男人或女人从事的职业的词，它们自然地被给予性别化了。其他词的性的规定往往是随意的：爱情、战士是阳性，战争、军队又是阴性的；不同语言里随意性也不相同，太阳与月亮是一对，在法语与德语里它们的性正好相反。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个词的性是独立的，与想像中的雌雄性没有联系，它们往往都是中性。
当研究对象是人的时候，我们语言中的这一模糊性尤其显得突出。“人”这个字表示人类的全体成员，无论其性别为男或女。其中有一部分有子宫的、可以生孩子的又有另一个专门的词来区分——“女人”，剩下的那部分却没有特殊称谓（这是一种自谦吗？还是正好相反表示一种将全体归为己有的方式）。由此根据不同的上下文，“人”可以指全体人类，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半——男人。说地球上有60亿“人”，或30亿“男人”都是正确的。
法文中“homme”一词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男人”。
在这个平淡的法语现象上存在着人类深刻的一致性。基因学家试图区分并定义不同种类的人，却最终放弃，这便证实了人类在生物学上的一致性。当然，人类中的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种类的人种有不同的基因组合，但这些区别远不足以在各种“类”间清晰地划出界线。人类共同演变的历史导致了其一致性。只要再往前追溯几千代人（在人类历史中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就会看到今天的所有人都拥有共同祖先。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惟一真正有意义的划分界线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
关于生物课的一些回顾
请让我在此重提一下基因学关于两性的基本内容。在自然所产生的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黑人和白人、黑女人与白女人（由极少数基因的不同而产生）、或是A型与B型血的人、“正因子”人与“负因子”人（由一个基因的不同引起），而是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一些基因的不同，而是整个染色体的不同。在一个男人身上的23对染色体中，有一组是由两个不同的染色体X、Y构成，其基因型写为XY，而女人则拥有一对相同的染色体X，写为XX。因此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构造根据不同的基因模型展开，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种不同是在受孕的最初瞬间产生的。母亲提供的卵子都包含有一个X的23对染色体，而父亲所提供的精子则以相等的可能性包含X或Y。一切都在于两个细胞的相遇，所钻入的精子携带的染色体决定了未来的孩子是女孩（XX），还是男孩（XY）。是否有些细微的因素引导着事情朝着某个预定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是不知情的。最好就是将它看做巧合的产物，或者更严谨地说，结果是偶然的，两种可能性各有一半的机会。
一旦精卵细胞的融合结束，结果也就确定了，不同的道路已经形成，接下来机体或是去发展所有产生卵子及妊娠所必需的东西，或是产生精子所必需的。但并不只有被称为“性器官”的部分体现了两性的不同：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收到一个基因组合的完整复制，使它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男性机体还是女性机体。无论每个细胞的职责是什么，它都被印上了这一属性。
对生育机理和生物学所定义的性别的理解是新近才有的，它是20世纪的贡献之一。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探讨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并剖析以往传说中所传达的观点，那些人们想像出的种种传说在这一领域尤其盛行，神秘的生育问题多半是最能够刺激人们想像力的。
“神秘”现象现在被一个简单的过程解释清楚了：形成胚胎需要将一个含有父亲基因一半信息的精子细胞核填入到卵细胞中，卵细胞核中也包含有母亲基因的一半信息。这一新的理解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为地制造不同于自然所自发完成的事件。例如，为什么在给卵子配对时不能用另一个卵子的细胞核代替精子提供的另一半的基因信息？倘若某天这样的操作成功，便可确定孩子是女的，因为整个过程没有Y染色体的介入；而且她有两个母亲。由此可以拟定一份让部分女性满意的蓝图：一个专门生育女孩的女性社会，有何不可呢？这样的前景预测至少和克隆现象一样值得思考。所谓克隆是指在卵细胞中植入从活的生命体上取出的细胞核：如此受孕所生的孩子与摘取细胞核的母体有一样的基因组合，从生物学角度看，他将成为母体的复制品，“克隆”产品。生育活动的一切偶然性行将消失。由此可见这也正是个伦理民主领域内值得争论的话题。
就目前来看，这些东西仅仅丰富了科幻小说作者的想像力，但到你们这一代，这一领域内必然会出现惊人的科学运用。这些推论展示了自然力以外的可能性，并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所构建的关于两性角色的看法是多么可笑。那些以前所能给出的解释下的幻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它们与真实情况并无联系。
希腊人就生殖问题所给出的错误答案曾引起严重后果。他们认为一个“个体”是天生不可分割的，因此顺理成章地它不可能有两个来源，所以尽管外貌上与父母均有相似点，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因遗传者。希腊哲人们并没有多想就认定父亲为基因遗传者。这一假设的后果便是认定了男人的生理组织包含孕育孩子的基本元素，他们是播种者，而母亲只是代产的土地。
关于人类生生相息现象的这种解释与其他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一样，都具有“政治性”后果，它肯定了国家该由男人来控制，因为他们身上带有下一代将有的特性，下一代是他们未来的保管者，所以把男人而不是女人看做公民是很正常的。世纪更迭中，“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成为权威的论据，让人们坚信不已，从未曾遭到过怀疑，至今我们的文化仍然深深地带有这一信念的烙印，然而它与事实正好相反。
关于家庭姓氏传延的规定，成为这一错误被普遍认可的最明显例子。孩子沿用父亲的姓氏只能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找到依据，因为他将男人看成播种者，然而谁都知道这并非实情。按理来说在孟德尔孟德尔（Mendel，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1856年开始植物杂交实验，1866年发表的实验结果成为基因学基本法则。
的发现（每个有性别的人都继承了来自父亲和母亲各一半的基因信息）之后，传统的家庭姓氏制度就该销声匿迹了。姓“雅卡尔”还是姓“杜邦”严格来说毫无区别。倘若由我到你的家谱上只有男性，那么你就是个姓“雅卡尔”的孩子，但若有女性介入了这条线谱使你姓了另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