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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等靠近
这些文化选择已经牢牢根植在我们的思维及行事习惯中，渐渐地就觉察不出它们的随意性了，只有偶尔当它们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才注意到。比如在欧洲，缝纫的工作一直是女人做的（“高级缝纫”除外，也有些许男人以艺术者的姿态活跃其中），但在非洲的大街小巷里，全是男人在用缝纫机。怎么来判定这些不同的态度中哪一个更适合自然法则呢？
这样的文化冲撞毕竟不常发生，而且通常也只是体现在共同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是大家的典范，因此难以接受对现状提出的质疑。而妇女中一些个性鲜明强烈的人，拒绝了社会指定给女人的角色，她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走出女人的传统角色。她们尤其要争取选举权，有了选举权才可能参与国家管理，改变身份地位。
经过漫长的政治体制演变与改革之后，妇女终于一点点地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竟连最基本的改革也要这样漫长的时间。19世纪末，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与社会对母亲的保护联系到一起，她们认定生育是一项国家应该给予报酬的服务，笃信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女权者们要求对生育进行控制。内莉·鲁塞尔内莉·鲁塞尔（Nelly Roussel，1878～1922）：自由思想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运动者，致力于宣传女子独立思想，反对禁止节育的法律，主张在两性间建立新型关系。于1904年公开维护避孕权，并称之为“小腹的罢工”。生育的职能纵然是与生俱来，但它仍然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女人拒绝生育，在那时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它立刻遭到政教两界的反对。1914～1918年的战争曾抑制这一自由的企图长达半个世纪，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屠杀，国家领导者们急于让人口再度繁盛起来以准备下一次战争，于是1920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一切避孕措施的宣传
1920年7月23日法令规定：任何涉嫌可能引起流产，可能出售或外泄以宣传避孕为目的的物体、药或方法的人，将被处以监禁或罚款。
这种精神状态在你看来定是陈旧过时的，但它在30年前还相当流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消失。我记得70年代曾经看见巴黎的大小墙面都被贴上政府办事处制作的广告，画面是个可爱的孩子和一句忠告：“为法国的强大而多多生孩子。”我们只得坦白承认，生育尽管是件私人的事情，其结果却关系到民族的力量，于是女人成为生产者，为国家的繁荣及荣誉制造必需的大批劳工与士兵。今日，一些“反堕胎别动队”还会扰乱医院妇产科提供的人工流产服务，手术医生们的生命安全也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还没能够摆脱昔日的阴影。但人们的思想转变已经是迟早的了。性爱生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曾被年轻女人们看做是沉重的宿命，而现在被更有效更简单的避孕方法削弱了。几十年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真探讨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从今而后，性爱欢乐不会再被同样的后果拖累。而当艾滋病的蔓延让人们对于交合之欢感到迷惑时，新的自由倒像是出现了。今天一切似乎都要重建你们这一代要展开想像给出新的坐标。
当然，也要重建爱情。
第三部分体育不是竞争（1）
不论你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都会感到身上激荡着一股能量在推动你去参与一些全身心投入的发泄式运动，当神经与肌肉的协作取得成绩时，你会觉得无限满足。这种发泄在孩提时代表现为做游戏，而现在很可能就是体育运动。当你的队伍击败对手时，你便会感到一种真正的骄傲，于是在你看来体育就意味着竞争。我则要说说我个人认为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地不应该，我的话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甚至反感。所以也许下面这整章的内容你都会坚决反对。但我希望它能让你的思想产生有益的疑问。
世界杯
也许人们对世界杯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但可以肯定，1998年法兰西经历的最大事件就是组织并赢得世界杯。为期5周的赛事期间，无处不见世界杯的影子，不管愿意不愿意，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能对守门员法比安·巴特兹身体状况或教练艾梅·雅凯情绪产生影响的最小细节。各种新闻、评论以及每场比赛的情况都铺天盖地，想躲都躲不了。而我却始终没觉得这些场景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藏起自己的观点，即使这样会被看成扫兴、古板、没有情调的人）。在我看来，它们无异于大衰败所带给罗马人的场景：如今俱乐部为了加强实力而不惜重金购买球员，这与20个世纪以前买来角斗士在圆形斗技场取悦观众有什么区别？
但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是，让同胞们激动不已的足球波在某些时刻竟然也牵住了我的心。
我对此兴趣索然，又表现出对足球无所不在的反感，却反常地在英格兰—阿根廷比赛后，被邀请参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节目，而这个节目通常都是由几位专家在现场评论的。我的角色是要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懂的天真样子。我在比赛的正常结束时间走进播音室（我本没有打算观看比赛过程），那时两支队正是平局，因此要进行加时赛，在我看来那真是太漫长了（对球员来说应该更显得漫长吧，不过这好像会给广告商带来相当收益）。尽管没兴趣，我的眼睛还是被屏幕吸引住了，绿茵场上人流反复往来，从一头到另一头，追逐着精灵般的足球，我很欣赏蓝队的进攻力度与白队的防守智慧，但并不想知道蓝队白队哪支是英格兰，哪支是阿根廷。接下来不知不觉地，也没任何理由，最初的无所谓就开始变成一种对白队的偏爱。当蓝队的临门一脚飞过底线时，我松了一口气。而白队传球失误，我又紧张起来。在最紧要的关头，播音室里在座的其他人都发出了尖叫，我虽还不至于如此，但也感觉到倘若再这样维持下去，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好在这时比赛以蓝队的胜利告终。我花了几分钟时间才缓过神来，开始进入安排好的角色，扮演一个给球迷泼冷水、总不让事情圆满的人。
必须承认，某一刻我也有想要选择自己的阵营的冲动，为他们加油，并蠢蠢地将自己看成白队的一员。仅仅就因为他们踢得更优美。一想到此，我对足球的不满就愈加强烈，它就像罪恶的毒瘾，只消瞅一眼电视屏幕便会泥足深陷。因为我根本无法回答“到底是什么让我着迷”这个问题。仅是图像的移动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心理学家多半会把这种痴迷解释成爬行动物脑控制了新脑皮层及人体活动，并实现一切不怎么理智的反应。最终是灵长类，还是初级哺乳，或者甚至原始爬行动物的特性控制了我，谁知道？
在这项所谓的体育运动的大部分追随者身上，可能都存在着返祖的倒退现象，它是一种原始满足感的根源。出于胜利的狂喜或是失败的悲伤，狂热的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将体育场与邻近的道路肆意破坏，这只是一种本性的流露，当人群准备好了为比赛结果而兴奋时，它就随时可以爆发。尤其当比赛不再作为两支队伍的竞争，却上升到民族之争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这些国家队以往的失利（哪支球队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呢）带给球迷的失落更滋长了现时对胜利的渴望，不仅要赢得比赛，还要将对手彻底打倒，一旦这个愿望没能在绿茵场上实现，那就只能让它在观众席上完成，10年前的海塞尔体育场事件海塞尔（Heysel）是位于比利时首都的体育场。著名的“海塞尔惨案”指一次巴黎圣日尔曼队与美国某俱乐部足球队在该赛场比赛时，因为双方球迷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比赛甚至被迫中止了25分钟。
便是一例。
没有人否认这些过激行为的不当之处，但支持者找到的理由是，这样的方式所造成的损失与战争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体育冲突被看做是一种发泄仇恨的方式，而以往这种发泄则只能通过战场上的屠杀来完成。每个国家选出11位子民代表自己参加足球赛，选出5位参加橄榄球赛，正如罗马人与阿尔比人推选出3位奥拉斯家的人与3位古里亚斯家的人来决斗以决定战争的胜负。结果只有5人死亡，显然，如果正在酝酿着的全面战争爆发的话，伤亡将远不止此。因此结论是这个方法可取。可是这种思维方式似乎短浅了些。
为什么要取胜
与其把求胜之需转向围在体育馆中央的一片战场，不如分析一下这种需求的根源，而这时往往便会发觉体育竞争正是其源头之一，当然或许比起许多其他的原因来并不特别重要，却也绝非毫无意义。一种观点被作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散播开来，即体育运动是一场战争，有输有赢。因为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中，事事都可以理解为战斗。否认这一看法就会被认为是不现实，或者超凡入圣的，因为据说战争是人类、甚至是一切生命体的本性。进化论的一种解说认为，战争是物种不断进化的最基本因素，人们很少对此提出质疑。“自然选择”一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但事实上，以此为据犯了双重错误。
当然，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确是使整个物种遗传因素一代代不断改进的因素之一，但既然它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就不总是有效。当我们在解释一些物种经历了大的跃进、走上新的进化道路时，也应该考虑基因突变的偶然性，以及接受了新的基因信息并存活下来的物种，哪怕它们在一时看来是弱势的。不要忘了，灵长目动物猿人在因基因突变而区别于黑猩猩时，它是受害多于受益的。大脑的过度发展必然引起早产，这本是有害的生物特性。由于这样的配置引发胎儿头颅尺寸与母体胎盘大小的不协调，所以基因配置中多出的神经元所起的反而是阻碍性的副作用，但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还是战胜了这一有害特性。然而不协调使得产儿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后果仍然是严重不利的。只是到了后一阶段，此种配置所带来的思维活动才将不利转化为有利。
我们很难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简单阐释为一种不曾间断的改进，直至现有的物种。进化过程也曾走进过死胡同，有时甚至将希望寄予一些奇特的看上去全无未来可言的新品种。我们的祖先与黑猩猩竞争的时期也一定遭遇过可怕的危险。还是别在“自然法则”中找理由为个人与个人间、团体与团体间建立在斗争之上的关系辩护了吧。
同时也不必再去从中总结什么道德意义或行为原则，即使“自然法则”说的是人们间的相互斗争，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依此行事。相反，人类天生的品性就是要努力摆脱自然束缚。自然没有给我们翅膀�